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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这一天起，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那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在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与儿子交谈的最好方式，也是寄托自己哀思的最好方式。不管泪眼昏花，不论手腕无力，他总是不停地抄写，作为历史学家的沫若，他坚信历史终将公正地给每个人作出恰如其份的评判，那时他手抄的这些日记，就会证明世英是含冤负屈而死的。孩子，你安息吧！同志们，你们安息吧！沫若时时手抚那些厚厚的抄本，想借此告慰儿子的亡灵，也安抚这两三年来接二连三被迫害至死的老战友的亡灵，请相信：历史的长河总有澄清的一天！①
①以上均参阅郭庶英等：《回忆父亲》，《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五十六
历史跨进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处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狂涛中颠簸的中国，世界各国人士无不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因此外事工作便又日渐忙碌。曾经好几个月都被闲置在家的沫若，这时又经常需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来接待外宾，并被派遣至尼泊尔、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沫若还曾在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骨灰告别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悼词，赞美她是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忠挚朋友。一九七二年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的日趋正常，以及紧接而来的中日建交等重大的外事活动，沫若总是与周恩来在一起，接待了包括尼克松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客人，和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等日本朋友。中日之间结束了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状态，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这也是中日两国无数人士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沫若感到无限欣慰。这年秋天他作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以“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情比肺肝，形同唇齿”的诗句表现“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更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衷心愿望。
特别令沫若感到兴奋的是，在那摧残文化的岁月里，当“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斩断“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化传统的时候，日本却于一九七二年春再度演出历史剧《屈原》，从一九五二年首次上演该剧算起，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仍由河原崎长十郎主演。这次演出，在日本也是经过不断斗争才得以实现的。记得，一九六八年长十郎访问我国后即将离开北京之际，他跟沫若谈到自己回国后仍想上演《屈原》的愿望，当时的确使沫若感到意外，两眼紧盯着他问道：“您怎么看待我的《屈原》？”回答是：“我相信在现在的日本上演先生的《屈原》，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肯定会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①沫若“嗯”了一声，没有明确表态。这一席话始终温暖着沫若的心，他深信将来总有再上演自己历史剧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虽然是由日本人来主演，不过这一事实昭示着：善良而正直的人们是需要《屈原》的。
滋兰九畹成萧艾，桔树亭亭发浩歌。
长剑陆离天可倚，劈开玉宇创银河。②
①河原崎长十郎：《崇高精神的生涯》，见《日本文学情况与研究》1978年第1期，吉林师大外研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译。
②《沫若诗词选·〈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
这个信念给沫若屡受重创的心灵，带来慰藉与力量。沫若十分感谢长十郎等日本朋友，特地题赠上面这首诗，并曾捎信对“长十郎先生孤军奋战，不胜苦劳”表示慰问，“祝愿取得非凡的成功”。一九七三年，他邀长十郎等人再度访问中国，请他们到家中作客，对他们再次表示亲切的慰问。
七十年代初的几年中，沫若又象当年在日本那样，以考古作为武器，争取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其实，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即使是沫若为了儿子民英、世英的死受到严重打击的年代，他也坚持工作，只要一听到哪儿在进行新的地下发掘，他总是马上不辞辛劳地赶到现场。一九六八年满城汉墓发掘时，沫若沿着崎岖的小径，居然以七十六岁的高龄攀上了陵山山腰，亲自进入墓室参观指导。一九六九年夏，北京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了元代和义门瓮门遗址，他马上来到现场，登临高达二十多米的城门楼上，细心察看城楼南壁上元代至正年间的墨书题记。①
①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七○年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沫若派科学院考古所同志去成都凤凰山明墓进行发掘。翌年六月，又受总理嘱托，召集在北京的十三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故宫重新开放，逐句讨论、修改《故宫简介》初稿。老朋友们多年来彼此间因“文化大革命”都断绝了来往，这时重新相见，百感交集。会后他亲自总成这份稿件，并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提了修改意见，最后才审定通过。①这些事情并不重大，但在非常时期能有这点事做做，且能取得小小的胜利，沫若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偌大的中国，考古、历史研究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七月间，经与文物考古部门负责人商量后，沫若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批准出土文物出国展览，并提出《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拟复刊，以应国内外之需要”。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这一炮又打响了，沫若终于争得了出土文物到国外展出的机会，便亲自设计了展出方案，审定陈列展品。②工作越忙，他越感到自己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阵地上是有力量的，事实将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与发扬，再也不能被延误了。
①吴仲超：《德业难忘》，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文物》编辑部：《德业巍巍典范长存》，《文物》1978年第9期。
一九七二年，沫若为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的刻辞作了考释，对陕西西安南郊出土的日本银币“和同开宝”作了考定，为山西发现的侯马盟书的新石筒和玉片进行考释，同时对自己旧作的不确切之处作了补正。他将这些论文连同上一年年底所著《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及《〈坎曼尔诗签〉试探》等论文结集在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出版，题为《出土文物二三事》。这年冬，他又为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陈列的屄敖簋上字迹已模糊难辨的铭文作了考释，确定了该簋的年代和制器主人的身份。翌年春，又为陕西兰田出土的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青铜“永盂”铭文作释，并亲笔将释文写成一寸见方的正楷，列于盂旁，供参观者参考。由于意识到考古在这时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沫若又挤出时间来重操旧业，终于取得了新的收获，他觉得自己的笔，总该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尽量多留下点什么。
光自己发挥作用是不够的，沫若认为还要关心和支持同行业的朋友与后进。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一九五九年就接受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甲骨文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得以重新恢复，他感到很欣慰，特于一九七三年给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胡厚宣写信说：“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沫若顶着“四人帮”对知识分子挥舞大棒的压力，他还到处打电话寻找胡厚宣，想直接跟他谈谈，因为没有找到人，又设法捎信给他，希望他一要趁年富力强，赶快将自己的旧作整理出版，二要努力培养接班人，保证自己的工作后继有人。①这些话象春风一样，温暖了编委会同志们的心。至于对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接受任务的《中国史稿》编写组，在它被“四人帮”解散和查封时，沫若于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特地通过秘书王廷芳表示了愤慨和对同志们的关怀，给了大家鼓舞和力量。②
①胡厚宣：《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尹达：《革命精神永世长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在“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为了怕彼此受连累，连亲人、朋友间的正常往来都中断了，一个个都被迫蛰居在自己的蜗庐里，受着寂寞的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沫若虽尽力去温暖朋友、同行们的心，但他自己何尝不感到寂寞。因此一九七三年五月，当家乡乐山文管所负责同志因公出差去北京，到沫若家中去看望他时，那天他便分外地高兴。他翻着客人带来的实物，看到自己少年时代在“嘉定府官立中学堂”的成绩单上面，算术、经学、英语等学科都在九十分以上，而“修身”（操行）却只得了个“三十五分”时，禁不住摘下了眼镜，仰面哈哈大笑起来。立群看他笑得这么欢，好久都没见他这样开怀大笑了，不由得感到由衷的喜悦。谈话中他还关心地问起家乡乐山的大佛寺、乌尤寺、龙弘寺的石刻，老宵顶、千佛岩等地的文物保护情况，幸喜乐山的大佛总算没有毁掉。他感叹道：“要知道这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啊！”是啊！只有最愚蠢的不肖子孙才会连这些也要一概砸烂。砸烂容易，可是以后又怎么补救呢？最后，沫若还应邀提笔为家乡的名胜古迹题了字，回想起四年前因毛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要题字”，所以长期来他连字都不敢题了，不禁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①
①参阅黄高彬：《家乡人民的怀念》，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五十七
政治风云仍然变幻不定，处身这样的年代，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沫若认为在“风浪”中只有紧跟、依靠“舵手”，才能确保自己不迷航、不落水。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写诗颂“太阳出，光芒四射，欢呼雷动”，斥“大工贼，黄粱梦；帝修反，休放纵。”①到了一九七○年七月庐山会议后，他又写了《西江月》词，批判陈伯达：“地球依旧运转，庐山不见炸平。‘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有诗认定。”②就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他也有意迎合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书中过于扬李抑杜，有些认识明显地与他过去的看法是相左的。
①《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见《沫若诗词选》。
②《沫若诗词选·西江月》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林彪一伙妄图抢班夺权的野心家面目愈来愈暴露，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向。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恩来通宵未眠。次日清晨他去西郊机场，为宾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民族政府、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团送行，他们将由沫若夫妇陪同去西北地区访问。飞机临飞时，恩来突然大声喊叫：“郭老，快下来，飞机要开了！”幸好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了总理，是他亲自批件决定由沫若夫妇陪同宾努去参观访问，恩来这才笑着挥手示意他们快走。在机上的沫若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恩来今天是怎么搞的。到了新疆后不久，沫若听到了传闻，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仓皇驾机叛国私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他这才搞明白恩来为什么那天会在机场犯糊涂，总理实在太紧张、太辛苦了。
九月二十三日，沫若和立群陪同宾努等人回到北京，即由组织上正式向他传达了“九·一三”事件，这对沫若当然震动很大。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不顾疲劳，经常代总理接待外宾，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十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和立群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立群拉着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是的，年龄毕竟不饶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的沫若，要爬上长城谈何容易。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沫若积劳成疾。十月中旬，他本被派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终于病倒在新疆。①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比病魔可怕得多，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沫若预感到这是不吉祥的先兆。
①以上均据笔者1986年6月25日访问王廷芳谈话记录。
果然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下去，妄图发动对沫若的公开批判。是毛主席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并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恩来。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立群：“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大张旗鼓地“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这样的乌云滚滚而来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象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江青在会上就诬蔑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些毒如蛇蝎般的语言，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象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舌噬，“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
晚上，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前海西街十八号沫若的家，沫若不愿说话，立群面临这又一次袭来的风暴，真不知怎样安慰老伴是好。就在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探望，对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具体指示有四条：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在场的人听了总理这无微不至的四点指示，无不感到他对革命老同志的真挚感情与爱护，这与“四人帮”一伙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沫若听了这话，酸甜苦辣万般感触都掺杂在一起了。自己不能为恩来分挑一些担子，却要他在如此繁忙之中一再为自己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沫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①回想总理在大会前后也曾亲自来看望两次，多少年的老战友肝胆相照，何况他还是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怎么会不了解沫若呢？因此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著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熨贴了沫若受伤的心灵。
①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副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批评沫若骂了秦始皇，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纠缠不清，妄图压沫若检讨，压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清楚历史和人民是他最好的证人，对历史发展起过作用、为人民所欢迎的著作，最终是无法用权力把它们从人民的心窝里剜去的，况且毛主席就曾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他相信几个跳梁小丑能一时搅浑了水，毕竟不能阻拦历史长河的流淌。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