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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长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一天，他在博多湾海岸散步，偶与昔日东京一高预科同学张资平（1893—1947）相遇。张资平当时尚在九州熊本第五高等学校补习，随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他攻读的虽是地质学，但亦爱好文学。两人一见面，就谈论中国国内文化出版界的情形，颇多感慨。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资平不住地摇头叹气。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刊载文学方面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开贞胸有成竹地说。
“能出文学杂志当然很好，”开贞的话得到了资平的首肯，“但哪里去找同人呢？”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中。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有两个人可谓志同道合者：一个是成仿吾，另一个是也曾在东京一高读过书的郁达夫（名文，1896—1945）。人手显然不足，资平不免有些迟疑。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就可以做印刷费了吗？”
资平终于表示赞同，便约定以开贞处为联络中心，待征得成仿吾和郁达夫的同意后，再作进一步打算。
一九一八年九至十一月间，开贞有机会得以与仿吾同住箱崎时，当然也商谈了筹办文学杂志的事，仿吾欣然同意，不过他主张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
有了张资平和成仿吾两人的同声相应，郭开贞受到了很大鼓舞，真想能在文学上显一显身手。富有诗味的博多湾时而诱发他的诗思，每天清晨或黄昏，他常往海滩去踏歌。这时他刚读了雷沫尔所著德国印象主义诗人《李林克隆传》，李林克隆晚年曾在北海配尔屋牟岛上做堤防总督，每当暴风咆哮的深夜，定然前往海堤，临风披襟，向着汹涌的狂涛高唱出激越的诗调。想到这位名噪一时的德国诗人，开贞身心受到感发，他也常朝着大海，旁若无人地放声朗诵自己的新作：
博多湾水碧琉璃，
银帆片片随风飞。
愿作舟中人，
载酒醉明晖。①
①见《自然底追怀》。
所谓“舟中人”，指的是箱崎一带渔村上的居民。这些渔民为了御祭，总喜欢拉起三弦，伴着弦声载歌载舞，畅饮狂欢，开贞十分羡慕他们的乐天。
然而，开贞自己似乎很难乐天。平日生活穷苦一点倒没关系，可是转瞬之间已是岁尾，日本人过年都喜欢吃米饼（相当于中国的年糕），这需要预先约好匠人上门舂制。匠人来时，三五成队，自抬锅灶、甑桶和臼杵，挨门挨户下灶开火，随煮随舂，舂时口中还唱歌，一唱数和，热闹非凡，充满了节日将临的喜庆气氛。踡局在屋角复习功课的开贞，时而为左邻右舍舂饼匠人的歌声所扰，便干脆上街瞧瞧，只见家家户户已按照日本过新年的风俗习惯，在门前两旁竖起松竹，门上则挂满粘有字条的草链，以示吉庆。想想自己家中既未请匠人做米饼，又无钱买红鲷，甚至连红豆饭也没煮，简直不知以什么志喜，心中自然有些惆怅。恰在这时，邻人登门馈赠三十多个米饼，为开贞解了燃眉之急，感激之余，特赋小诗一首：
多情最是邻家子，送来米饼若干枚。
堪供“杂煮”过新岁，豆饭明朝不用炊。①
①见《樱花书简》第155页。
年关真不好过，解决了吃的，还得安排好住的。眼看与成仿吾和陈老先生聚居的屋子租期已满，他们返校的返校、回国的回国，因此郭开贞不得不赶在除夕另觅更便宜的住处。大年夜，夫妻俩“松原十里负儿行，耳畔松声并海声”，他们迁移到附近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在那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里住下。室内前后均有窗，但无帘子可遮，真是“朔风欲打玻璃碎，吹得炉燃亦可嘉”，虽苦，亦只好以苦为乐了。然而可别小觑这座矮屋，它对日后开贞跃身诗坛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毋怪乎后来诗人自己曾深情缱绻地抒发道：“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我忘不了那净朗的楼头，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①
①致郁达夫信，见泰东书局1933年9月版《沫若书信集》。
郭沫若传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第三章 凫进文艺新潮
七
一九一九年来得不寻常，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散尽，巴黎和会上又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非但否定了我国提出的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而且决定将过去德国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来，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实习的郭开贞，再也按捺不住愤懑的心情，他的眼睛虽然对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看到的却是日军铁蹄蹂躏下被支解得四分五离的“母亲”的肢体。难道祖国也会象朝鲜一样沦亡吗？他不禁想起当年赴日“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构思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闵崇华子爵于国家存亡之秋，毅然上书朝廷请求除佞安邦，不成，弃官乡居金刚山下，寄希望于未来的女婿尹子英。不料续弦李玉姬勾结外寇，妄图暗杀闵氏父女，偶被尹子英探得底细，出于营救亲人的目的，结果牺牲了自己。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开贞特意将年前写的旧体诗《怨日行》移植到小说中来，作为主要人物闵崇华的铭志诗。诗中以“杲杲炎阳”隐喻日本帝国主义，主人公“长恨漫漫”，誓寻“后羿弓”、“鲁阳戈”把它射落海涛、打下山椒。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以反帝为主题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了。这时郭开贞的身子尽管还扑在实验桌上，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出了九州帝国大学的校园……低气压紧迫在中国的上空，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卑劣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五千余名学生集会游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呼声响彻云霄。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并宣布全市总罢课。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和声援。六月三日，上海、南昌、天津、杭州等地的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商人先后举行罢市，全国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怒潮中沸腾了。
五四运动的浪潮拍打着瀛洲海岸，日本统治者对此反应十分灵敏，在他们的报纸上自然将这作为“天变地异的事情”描述着，居心叵测地诬蔑投身运动的爱国学生为“学匪”。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歪曲事实的真相，总蒙骗不了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留学生。为了与国内的斗争相呼应，六月间郭开贞即与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议决组织一个义务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国内各学校和报馆，以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与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原称华夏，而结社地点又是在夏禹鼎家里，所以开贞便建议给这个团体取名为夏社。
夏社成立后，大家捐款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若干纸张、油墨，便宣告正式开张。无奈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于做文章，只得由开贞一人承包了翻译和撰述的事。
暑假期间赤日炎炎，住在蒸笼似的斗室里本来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开贞感到分外的气闷。一刻不能释去的对祖国命运的忧虑，象一个难以力载的重负，压得他快要窒息了；一刻不能熄灭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慨，象一蓬燃势旺盛的大火，烧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运行，熔岩在奔突，它们想要寻找一个喷发口，不过暂时还未能找到。眼前夏社的工作倒颇合他的心意。有时他一手抱着和儿，一手挥毫疾书，汗水滴落在和儿天真的小脸蛋上，和儿的口涎又滴落在他的稿纸上；有时又紧张地油印、包扎，连脸颊都沾上了油墨，和儿伸出小手好奇地摸着他。当他将自己心血的结晶——一卷卷宣传品亲手投进邮筒，仿佛觉得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射了一排排炮弹，心中得到了慰藉，一切困顿和倦意全都化为乌有。一个暑假他就这样发了几次稿，令人兴奋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文末的七绝：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
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
更喊出了亿万同胞的心声。
为了工作的方便，夏社订了一份《时事新报》，这成为郭开贞经常阅读的一个出版物。该报学艺性副刊《学灯》办得非常活泼，广泛刊载介绍各种新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以来国内文化界的真实动态。特别是宗白华（1897—1986）接替郭虞裳担任该刊编辑后，增设了“新文艺”专栏，主要刊载新诗，引进文艺新潮，因而开贞最爱读它，一度与它“相依为命”。九月初，他偶然从这里第一次读到中国的白话诗，那是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诗的语言平白如话，使开贞委实吃了一惊：如果这就是新诗，那么自己以前写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也尽可以拿出来发表了。有了这种自信，他便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首次署名沫若，没有想到当月十一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作诗的兴会从此陡然大增。
诗国的英雄们大都重主观，强调写我为主。沫若一跨进诗国大门，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偏于主观的人，他要借诗歌这支芦笛以抒发自己的胸臆。他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立即与这位美国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必须“表现自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每读一遍《我之歌》，就感到与惠特曼又贴近了一步。惠特曼喜爱大海，曾云：“我和你合为一体，我也是既简单又多样。”郭沫若同样也喜爱大海，每当他扑向大海的怀抱，就觉得自己好象也与大海合为一体了，《浴海》
一诗中分明这样写道：
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
万象森罗，一个圆形舞蹈！
我在这舞蹈场中戏弄波涛！
我的血和海浪同潮，……
惠特曼对郭沫若的巨大魅力，更在于他确立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表现出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这与我国“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正相合拍。《草叶集》雄浑、豪放的调子震撼着沫若的心魄，以致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煽动，几乎每天都感到诗兴的猛袭，“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①，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喷薄而出，化作了斑斓、灼热的篇章。
①《沸羹集·序我的诗》
他以反叛传统的精神，为被世俗认作“匪徒”的人物大喝赞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首题为《匪徒颂》的诗共有六节，不仅歌颂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社会革命的领袖人物，而且为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杰出代表三呼万岁。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沫若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他怀着火一样的心肠为她勾勒新颜，为她描绘理想，为她尽情歌唱。同时他把养育他的地球当作母亲，无限深情地向她倾吐衷肠。
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上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冈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驮”（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上，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他偎倚在“母亲”的怀中，有那么多贴心的话向她倾诉：
地球，我的母亲！
你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
你还在那海洋里面，
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①
①《地球，我的母亲！》，见《女神》第2辑。
诗句就象喷泉般地直往外涌，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对，必须及时抓住它。沫若神色紧张地奔到家里，连话都顾不上跟安娜说一句，随手拿了一张纸，也来不及摆正，就一头扑在矮桌上写起来。诗成后，他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口中反复低吟着，好象在向“母亲”宣誓：“从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这种对四海同胞的深切感念，又驱使他随即走出家门，去为一位回国探亲的广东同学送行。他自告奋勇地扛着沉甸甸的大皮箱，连肩都不换一下，便一口气把同学送上了火车，他觉得这是大地“母亲”给自己体内输送来了安泰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内，诗神频频光顾，不断撩拨着沫若的情思。三周后的又一个上午，沫若正坐在课堂里听讲，不知哪儿传来了鸟鸣，“即即”“足足”，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代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在悲啼？噢，大概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凤凰。回想少年时代在乐山上学，清晨常去城外的肖公嘴散步，不是一再听到过这种鸟的叫声吗？……“即即”“足足”中幻化出丹穴山上这样一幅景象：“山右有枯槁了的梧桐，山左有消歇了的醴泉，山前有浩茫茫的大海，山后有阴莽莽的平原，山上是寒风凛冽的冰天”。在这惨淡、阴冷的除夕，凤与凰同心协力啄燃了它们衔来的香木，在烈火中翩翩起舞、哀哀歌唱，等待着死亡。古神鸟在缪司的灵光照耀下，就这样与诗人自我、与整个旧中国合成一体。沫若多么希望旧我、旧中国以及一切黑暗的化身都能在这熊熊的烈火中焚毁。他借凤之口，诅咒了那腥秽的旧中国：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凤凰涅槃》的前半篇就如此这般地一气呵成。
当天晚自修后行将就寝时，突然灵感的火花又爆发了。沫若激动得一会儿象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顶上，牙关直打颤，一会儿又象曝晒在赤道的烈日下，热汗尽往外冒。他只得伏在枕上，任凭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用铅笔火速地录下“生底颤动，灵底喊叫”：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们光明呀！
我们光明呀！
一切的一，光明呀！
一的一切，光明呀！
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
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
………
这是“凤凰和鸣”，诗人讴歌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得到了更生，《凤凰涅槃》一诗至此赓续成篇。沫若放下笔，好象自己也与凤凰一起得到了更生，苦难的祖国也得到了更生。他的感情平复下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激动时如同“一匹奔马”的他，这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僵卧在床上动弹不得。
火中再生的凤凰，更加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他觉得自己身上储有“全宇宙底Energy（物理学所研究的“能”）底总量”，就好比一条“天狗”，敢于吞下日、月和一切星球以至全宇宙，从而庄严地宣布：“我便是我了！”①“我”到底是什么？“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崇拜工农，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偶像破坏者，因而“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②。显然，诗人的泛神论和个性解放思想诱发了叛逆精神的总爆发。
①《天狗》，见《女神》第2辑。
②《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见《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