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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在经受着历史的考验！
十一
当创造社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文学研究会早已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诞生了。这个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名扬遐迩的新文学团体，在其酝酿阶段曾由郑振铎（1898—1958）发函，邀请郭沫若和田寿昌一同加入发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误在寿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1896—1981）和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请与沫若相识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滩上颇为闻名的休憩游乐场所半淞园便饭。这一天风和日丽，西装笔挺的沫若更显得气宇轩昂。他们选在园中紧临池塘的餐馆入座，边饮美酒边赏翠绿的新荷。热情、直率的振铎说话最多，雁冰则有点儿矜持，总是埋首思考，不时将视线越过眼镜框的上缘，默默观察着谈话的对手。饭后，振铎又把沫若引到池边，倚着栏杆，揭开了这次晤谈的中心话题：原来他们想当面邀请沫若参加文学研究会，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们即将创办的又一会刊《文学旬刊》办得更有声色。沫若鉴于日前刚从仿吾口中获悉寿昌没有与该会合作的愿望，如果自己背着他单独加入，未免对不起朋友，可是同时又深深感到文学研究会的一片诚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地步，最后只得向振铎表示愿意在会外帮忙。①初次相见，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别时，沫若望着雁冰、振铎频频挥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荡漾着温暖的情意。此后，郭沫若与郑振铎时相往还，并由振铎的介绍，认识了叶圣陶等人。
①据茅盾：《复杂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与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辑。
然而曾几何时，当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敲响“创造”的大钟后，原来友谊的情空中突然出现了阴霾的乌云，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关系逐渐紧张了起来，这却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创造》季刊的预告中已见端倪，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当然明白，所谓“垄断”文坛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学研究会。同时，创造社同人也隐隐约约感到《文学旬刊》在施放冷箭，诸如“肉欲描写者”、“盲目的翻译者”云云，无非是指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于是《创造》季刊创刊号上揭载了达夫的《艺文私见》和沫若的《海外归鸿》，一个指桑骂槐地抨击所谓“假批评家”，声称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另一个则含沙射影地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心”，“简直可以说是狂妄”。雁冰和振铎见到了这样的文章，吃惊之余，便由雁冰化名“损”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于创造社诸君的‘创造品’”逐篇加以评析，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爱用尖刻的字眼批评别人，自己则受不起一点委屈，以致双方高悬战旗，壁垒分明。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这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许多方面，前后差不多持续了三年。但他们毕竟同是向旧势力进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见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团结合作的愿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郁达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开个纪念会，便拉郭沫若登门拜访郑振铎，邀约文学研究会的人一同参加，振铎欣然同意。纪念晚会是在一品香旅社举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和庐隐等人，雁冰还即席演讲，慷慨陈词。席间大家举杯共祝沫若在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于末了相携合影留念。这个会议不妨也可以说，是对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形成的两支独立队伍的一次检阅。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墨官司没打完，又与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郭沫若对于胡适（1891—1962）本没有什么恶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他们曾先后两度在宴会上相晤。沫若久闻胡适其名，认为他的《尝试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学意义的第一个集子；胡适也早对沫若瞩目，觉得他的新诗颇有才气。当他们初次握手相会时，同席友人禁不住热情称道：“有幸亲炙两位新诗人第一次见面！”胡适赶忙分辩：“岂敢、岂敢！要说新，我们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旧了。”这不能完全说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几分真谛。那么，他们又怎么会发生冲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达夫在《创造》季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夕阳楼日记》引起的。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胡适看了非常恼火，随即在自己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以《骂人》为题撰文，亲自出马为余家菊辩护，骂创造社成员“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这一下可把创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沫若的《反响之反响》、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象排炮一样向胡适射去。胡适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这场笔战很无聊，便主动出来求和。沫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复信给胡适，也表示了良好的心愿，并劝他重振当初提倡白话文的革新精神，说：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①
①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
是的，“五四”高潮退后，在这“士气沦亡，公道凋丧”的年代，有志之士当然“极思有所振作”。早就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的郭沫若，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这短短的两年，竟三次彷徨无定地在黄海上渡来渡去，为的是求实现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努力啊努力，创造啊创造，以心血不断浇灌着他们的园地。且看这期间沫若的劳绩吧，除为论争而写的《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等文章之外，还创作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篇目最多的当然要数诗歌，记载了“自己的心泉随着‘时间的潮流’闪动过的波迹”，其中包括诗剧《广寒宫》、《月光》和《孤竹君之二子》（后来这些诗结集为《星空》）；偶尔也写小说，而且尝试借鉴西方流行的创作方法，如《残春》，就有意打破“注重事实的进行”的传统方式，着力表现人物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注重在心理的描写”。在创作的同时，沫若还穿插着翻译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和英国诗人雪莱的诗，认为“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因而译别人的诗便如象自己在创作一样。
“创造”的钟声继续在“十里洋场”的上空荡漾，沫若的步履几度在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徜徉，“五四”以后出现的美丽的幻景已经破灭，他无可奈何地倾饮着人生“苦味之杯”，往日赞美过的大自然如今却成了他寄托满腔抑郁和无边寂寞的所在。夜晚，他爱独自仰望常动不息的星空，自比“一只带了箭的雁鹅”偃卧在莽莽的沙场上，从那“闪闪的幽光”中寻觅“无穷的安慰”。此时此刻，身在异邦的沫若不禁又追念起故乡的明月，渴慕着峨眉的风光，他在睡梦中竟突然飞上了金顶，手摸星月，脚踩白雪，仿佛“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他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睇视远方的流星，无限感慨地低吟道：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哟！
可是你们在空中落泪？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
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
莫几人能知
哪是参商，哪是井鬼？
悲哉！悲哉！①
①《星空·星空》
一时摆脱不了彷徨和苦闷的郭沫若，多么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儿和博儿射向邻里孩子的羡慕的眼光，安娜憔悴的面庞和又隆起的肚子，叠起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医学讲义和参考书……唉！已届“而立”之年，青春的时光在不断地流逝，人生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他下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呵，上面画着和儿最爱画的火车、电车、火轮船……不，这不是火轮船，而是洪水时代的一叶方舟。他钦羡“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他思慕“古代的英雄”，他讴歌“近代的劳工”：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①
①《星空·洪水时代》
面临这“第二次的洪水时代”，沫若这只“带了箭的雁鹅”，他抚摸着身上留下的昨天的伤痕，又重新扑向他始终醉心的理想。
十二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半，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本来毕业不毕业对他说来“无可无不可”，只是要毕了业之后才能实习，要实习之后才能“独立医人”，因而不得不完成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可是真的毕了业，他又不打算行医了。两年前，父母早就吩咐他的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前不久还寄了路费来，而他却一直不愿受聘。友人张凤举亦曾来信邀赴北京大学任职，他也谢绝了。那么，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不容易盼到丈夫毕业的安娜，背着刚满月的第三个儿子佛生，与丈夫共同盘算着今后的去向，她当然满心希望他行医。面对她那被苦难的生活揉皱了的脸，尤其是那双充满欣喜和期望的眼睛，沫若凄然地背转身去，却仍不含糊地表白了自己的意思：“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
安娜并非不理解丈夫的心情，不过她想如果一家之主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个五口之家又靠谁来撑持呢？为此她不得不一再敦促沫若：“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沫若不忍心马上让妻子失望，因此虽然他心中已另有谱，却推说一切待回国之后再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日，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因而比他更兴奋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这块既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的土地。哪儿是一家五口的牺息之处呢？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祖国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但这一伙年轻人并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难。
创造社的三员大将在春申江畔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扩大阵地，爱好文学的青年纷纷慕名而来。一天，楼建南（适夷）、朱公垂和叶宗泰造访，在沫若面前显得十分拘谨，当时身分是一名店员的楼建南腼腆地说：“我们只会读，不会写，连一个文学青年的衔头也挂不上。”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他习惯地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诙谐地说：“写嘛！大胆地写！契诃夫有一句话：大狗叫，小狗也叫！写了来，我们给你们看！不叫你们光看我们的！”①一席话消除了三个文学青年的顾虑。他们受到了这次初访的鼓舞，每人很快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即《龙山顶上放歌》、《日出之晨》和《火之洗礼》，后来都经过沫若的手揭载于《创造》季刊。
①适夷：《访问郭老的故乡》，《当代》1980年第2期。
沫若和他的伙伴们尽力扶植青年作者，他们还通过《创造社启事》，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召唤广大文学青年一同来耕耘他们的园地：
现在高级文艺的杂志，实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颇有点象我们的党同伐异的政党；作者苟不是现在的名人，或不是他们的同党，就不论作品如何出类超群，要想发表出来，是万办不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唯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请他们来自由地栽种。②
②见1923年2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阳春已到绚烂的时分，百草竞秀，万木繁枝，创造社也愈加生机勃勃，似要抽发出新的枝条。沫若与仿吾和达夫多次商量，拟办《创造周报》，和季刊结为姊妹，“姊姊”偏重于创作，“妹妹”则偏重于翻译和评论。然而鉴于人手短少，一时很难定出发刊的时日。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上午，沫若突然兴冲冲地来到仿吾的卧室，一进门就乐滋滋地说：“喂，把我们的周报干起来吧！我在电车上得了一首诗，倒可以当发刊词。”他一边说着，一边就急不可耐地扑在仿吾的书桌上写起来。仿吾见他头发蓬松而散乱，知道他早晨起床后没顾得上梳洗就外出办事去了，现在这样告白，正说明事情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错，在我们的季刊的出版纪念日，我们再创办一种出版物来纪念它，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的方法。”①两位心贴心的挚友完全想到一块儿去了。
①成仿吾：《一年的回顾》，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第52号。
说干就干，沫若和仿吾全力以赴，五月十三日就把《创造周报》创刊号送到了广大读者手中。沫若借发刊词说话，指责“上帝”在所谓“创世工程之第七日”突然粗滥贪懒，把人类制作得“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进而宣称“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这就要从“上帝”偷闲的“第七天上做起”。由发刊词的意思，周报定为每礼拜日出版，实际上周末即可见报。从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①
①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
当《创造周报》风行全国的时候，创造社的声誉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们合作。七月中旬，在一次宴会上，《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1888—1941）当面向郭沫若约请创造社同人代编副刊。经沫若与仿吾、达夫磋商的结果，决定接受邀约，沫若提议取《创造日》为刊名，同时还亲自设计了刊头，撰写了卷头语。当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为“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的《创造日》，就已经崭露头角，吸引了许多不知名的作者来一同培育和爱护。
《创造日》与季刊、周报并驾齐驱，大家忙上加忙，沫若虽不担任主编，但需时时兼顾。三个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周报几乎每期都在等着连载他翻译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今通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日刊也期待他不断提供小诗和短文，总之，他这个多面手为“创世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创造社的声名从一开始就是与郭沫若联系在一起的，而今身为创造社巨子、著名新诗人的他，外界邀约赴宴会、作报告、写文章更是应接不暇。他曾先后前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大学和中华学艺社年会演讲，题为《生活的艺术化》、《印象与表现》、《文艺之社会的使命》等。他在为中华全国艺术协会起草的《宣言》中，呼吁一切爱和平、爱自由的青年艺术家赶快“觉醒”，将艺术的熏陶“普及于人寰”。这时他所说的“艺术运动”，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写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