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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农民不仅受到天灾的危害，而且还遭到人为的灾难。《山火》生动而沉痛地表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严重的天害，束手无策，求告无门，只好向上天乞怜，听信“天火就要烧下来”的传言。为了抗拒“天火”的浩劫，他们进行着可怜的挣扎。乡民听信《劝善歌》所谓“不信但看七月间，拨下天火不留情；积善之家三存二，不善之家草除根”，深怕到了秋天天火烧下来，于是“自己先纵了火希望把天火顶回去”，而这“并不是神有这意思，都是人自己闹的”。结果使“我”父兄两代耗尽心血经营十年的大片表苍深秀的林木和果园烧成灰烬，惨相令人触目惊心：“约一二百甲的山冈烧得干干净净，几乎不留一物，就像被狗舐过的碗底一样。屋后的桂竹林和一片经过细心选择与照顾的果树园——龙眼、荔枝、枇杷、椪柑等，所剩无几了。没了枝叶，已失去本来面目的相思、柚木、大竹、铁刀木，和别的树木，光秃秃地向天作无言的申诉。在它们的脚边，山冈冷冷地展现着焦头烂额的灰黑色的尸骸。洼地、沟壑，和向阴的地方，堆积着白色和黑色的灰，没有生气，也没有意义，然而正就是这些，便是从前覆盖了整个山谷，那青苍深秀的林木呢！这难道不像虚幻的事吗？很难相信和理解的。只有山火的外边的竹林，完好无恙，仿佛在抗拒宿命的破坏，筑起一道坚强的青色碉堡，把烧迹团团围住了。一边是青青的，生气蓬勃，一边则灰黑赤裸，正成了明显的对照。几丛受害较轻的大竹，上边还留得几串灰黄色的枝叶，宛似墓地里的幢幡，在空中招展着。如果有人理解它的言语，则这些劫后余生的竹子将会对他述说，一个多月前在它的脚边曾进行过怎样残酷无情的焚烧与杀戮的吧！”这愚蠢无知、丧失理性的迷信举动不但没有拯救他们，反而把他们自己推进了无底的深渊。他们不相信自己，认为只有神才靠得住。当镇上要建筑中学，预定募出七十万元，闹了几个月才捐得半数。然而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蛇山尾去年底要盖一所观音坛，捐的款竟超过了预算的建筑费，结果把规模扩大了，理由是：“神能够保佑五谷丰登，利益就在眼前；子弟念书么？利益在哪里呢？眼看不见，手摸不着——人们是不肯花冤枉钱的。”第二天的情景更让“我”惊愤不已。法师爷庙举行的祭礼活像一场闹剧，所收香油钱两倍于往年，“在所有的东西里面，似乎都有着一种不调和的气息。一切极其矛盾，而且滑稽。亵渎和虔信，放肆和精诚，庄重和随便；这一切是那么自然地融和在一起，他们把神人格化了。这里面是没有普通人所想象的对神的尊崇；然而他们却以另一面，另一个不同的意义使我吃惊——他们有着和对自己的熟人亲人相同的亲热。他们那种不管什么一到手里便会使之带起儿戏的性质的本能，似乎使你好笑。但他们却以小孩天真热情和忍耐，认真演完他们的‘儿戏’。这里便有着比笑更多的东西了。便是这些看来单纯和善良的人们，以一种近似格斗的难以想象的姿态，放火烧了自己的山。多么荒唐！多么可恨！又是多么可悲！”值得思忖的是哥哥这一形象：前天还怒叱山民愚蠢与迷信，但轮到次日“法师爷回坛”，则也要“杀了一只鹅；另外还有猪肉、豆腐等，张罗了一付很体面的牲礼”。做福主头的哥哥“稀松的头发搽油搽得光洁鉴人，在常服上，另披了一件黑哔叽西服上去，衬衣的领子敞开着，赤着一双脚，笑容可掬”。主祭时，哥哥和另一个男青年“随声走到香案前，并排立着。司仪一声‘跪——’二人便一齐跪倒在红毡子上，二对眼珠直直地固定在眼眶里，毫不转瞬，仿佛人工镶嵌的一般，四只手像脱了臼似的，看来比平常要长许多，由肩胛处柔软地摆动着”。这时，“我忽然忆起昨天哥哥的激烈的论调，谴责那些‘迷信’的人时的那个姿态。试想：假如把哥哥和山林分开，那么，他究竟抨击人们的愚顽呢？抑或参加到烧山的人那一面去呢？”一切迷信的行为举动，却又显出那些单纯朴实的人们在受苦历难、求告无门之下，最具原始色彩的、一种近乎本能反应的奋斗方式。老人传福伯的一番话倒是十分精辟：“天火还不知在哪里，山，可就先烧得一塌糊涂。神这个东西，你奉在那里嘛，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要问他嘛，可就来啦，不是东边有刀兵，就是西边犯了煞！神嘛！他就是管这些事儿的！谁又知道七月准不准烧下来呢！都是人自己找来了麻烦，是不是？”而山“以哲人的沉默和忍耐，在接受着愚蠢的人们所加予的苦难”。
《阿煌叔》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通过阿煌叔二十年的惊人变化，揭示出台湾广大农村的现实生活。阿煌叔二十几年前是村里的除草包班的领班之一，那时的他“是一个彪形大汉，高个子，阔肩膀，像一堵壁。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转身，都像利刀快活，铁锤沉着。他的手上、腿上、身上，并且脸上，沾得满是泥渍。在抓草时弹起来，而经体热烙干了的点点泥渍，使他的不平凡的面孔，平添了几分慓悍、勇猛的表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给人一个有力而清楚的印象——一个字：强！他所领班子的工作认真、利落、卖力，在全村几个包班之中又是最吃香的。一般年轻人不分男女，谁都愿意参加他的组织。而田户们也希望能由阿煌叔的班子给他除草。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阿煌叔老家“死光卖绝”，不得不离乡背井，入赘山村，后来就变得“懒得出骨”：“他懒得做工、懒得动弹！做一天，就得歇上三四天。就只因了这‘懒’，他的丈人，把他连同两个孩子和女人一块，撵了出来。”搬到田垄边茅寮居住后，他更加颓唐、怠惰、衰弱、迟钝，整天拥被躺卧，再不给别人耕田莳草。悲惨的生活使他看透了人间的不平，所以他说：“难道说我还没做够吗？人，越做越穷！——我才不那么傻呢！”作者叹道，通常在人生的所有场合中，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见的、书本上所教训的，莫不叫人们相信勤勉和富有、怠惰和贫乏的必然关连性，与此相连的是富人的懒怠安逸和穷人的勤俭刻苦。然而阿煌叔却不但在以他那肯定的诅咒，而且更以他的现实的生活，不，用自己的生命，勇敢地起来否定这普遍的真理。他是以一种几乎自虐的方式，抗议社会的不公。这会让人思索：“果如阿煌叔说的，人越做越穷，则我们这个世界将如何？”
面对命运，也不必都像阿煌叔那样绝望。《亲家与山歌》就采取叙事和抒情相互交织掩映的双轨结构，投射下一些希望的光影。在“我”的眼中，故乡的人物、田野、村庄、云烟、竹树和山川，展开了悠悠千古的面目，曾歌唱过、脉搏过和感觉过的风景依稀似旧。然而现在，“很明白要想由它们身上，找回昔日的感情，是如何地不可能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数千年来，土地源源不绝地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他们所付的一份劳动，一滴血、一点汗，它便给他们相当的报酬，从不使他们失望”，而如今，这一切都背叛他们了——“在从前，生活为他们所有、为他们所亲，他们投身在那里面，就像鸟儿宿在它自己的窝里，一切都显得又和谐、又熨贴。可是现在，不同了；第一，它已不为他们所理解了。它有如一个凶恶而诡谲的流氓，离开了他们的掌握，独自在世界的广场上逍遥阔步起来。对于它，人已失去了所有的凭倚和连系。生活在变，由脚指边起，像起了化学变化的物质一样，刻刻在变，变得十分离奇，织成了在幻灯里才会有的荒唐的故事。而这故事，偏偏又和他们发生着切身的关系”。但是，“我”自有信心所在，认为几天来所听和所见的所有事情：阿添的困难、德昌伯的悲哀、炳文的诈欺、丈母的牢骚、烧山人的愚蠢、哥哥的咒诅、阿煌叔的破灭……也许都是一个极其偶然的错误，“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会被修正过来，生活会重新带起它的优美、谐调和理性。就像做了一场恶梦之后，当我们睁开眼睛来时，世界仍旧是那样的美丽可爱！”这时，传来的是阵阵山歌。歌声圆韵婉转，调子缠绵悱恻，却也不离牧歌的朴素真挚，可以重新唤起从前听到它时相同的优美的感觉。在作者眼中，山歌的平静、热情、憧憬，和周围的彷徨、不安而冷凉的现实，是极端地不和谐。在那里，通过爱情的眷恋，表现着对生的热烈爱好和执着。你可以想象在阳光下面，一些年轻幼小的生命正在发育、成长。在一切已经变换的东西里面，也许它是“我”所能够找到的惟一不变的东西。这让人坚信，到时候，“那些衰老的、丑恶的、病态的，都会倒下；于是年轻的、健康和正常的，便会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朽树下面茁壮起来，取而代之。”文中的“亲家”即十几年前的农场时代天天和“我”形影不离地种植垦伐的青年伙伴涂玉祥，这也是《故乡》系列作品中惟一精神健全、能适应时代环境的人物。他本来是能歌善唱，还和本村一个已经有孩子的寡妇产生了感情，并领着妇人和孩子出外独立谋生。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也不歇着，比牛还卖劲”。等到现在我们再见面时，涂玉祥已不是十几年前“尚带稚气，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少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双方都已十分成熟的、强壮的男人”，“长久生活的磨难，似乎只能把寄在酱色的表皮下面的生命，锻炼得更为坚毅，和更富于弹力。也许便是这样的人经得起任何风吹和雨打的”。不过这时的涂玉祥已经提不起精神再唱山歌了，声音也不是从前那个味儿，理由是“少时，不知道什么，唱起来，倒也顶开心；知道了，就不好唱了”，但“只有年轻人，特别是女人，还有山歌，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唱下去，不管日子好过、难过！”讴歌青春和生命的山歌，给这块悲凉的乡土投上了一线明丽的阳光，传递出一种绵延不绝的“生”的信息。两峰评论这篇作品时说：“故乡的人们是在经历一种时代的巨变，在这汹涌险恶的变化激流里，那些异常者、无法适应者、无能承受压力者，便只有在激流里灭顶，就像炳文、烧山者、阿煌叔那些，他们值得怜悯，但是不足为法。惟有大多数人们都秉赋坚忍的耐力，容纳一切的无法胸襟，才能和衷共济，同度难局。”“生命必须在生活的磨难中，锻炼得更为坚毅和更富于弹力，在涂玉祥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从而发现希望。他，应该是故乡人们的典范，由于这样的典范，故乡干旱的土地，终必有渥受甘霖的一天，终必在那土地上，茁壮起丰收的作物。”两峰：《钟理和论》，（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至此，四篇连作浑成一幅胼手胝足、虽不乏辛酸却终使人振奋画面。
《故乡》系列作品在《文友通讯》上轮阅时，即得到众多文友的较高评价，同时也被指出了其中的不足。所陈观点兹录于下：
第八期轮阅点评的是《竹头庄》——
作者以忠厚的心，苦笑着叙述身边琐事。写景入微，对白生动，气氛的把握值得称道，平稳中沉浸着淡淡的哀愁。这篇如作短篇看，在形式上是失败的，还是当《故乡》的一部分来看比较妥切些，我很盼望再看另三篇。主题是描写故乡竹头庄，——田园风景画，笔调是动人的、达意的，藉乡下人的嘴说出日据时代的背景。“我”与“炳文”的重逢，淡漠中有忧愁的友爱。结构虽然平铺直叙，但有种气氛——哀愁，或者可以说是游子的灵魂流露在作品中，这是可贵的。修辞大体还好，尤其对白生动，很能表现庄稼汉的语气，但也有些地方还不够洗练。
陈火泉
轮阅至今，我认为此作的文笔最流利，亦另具一种风格，只是此篇究竟说的是什么（主题），我一直摸索不出。也许它是一中篇小说之一段，也是序曲；难怪看不出主题。还有一个优点是此作的乡土味很浓厚，我认为台湾文坛近数年来的一种错误的表现是——为了要表现台湾乡土色彩，随便把几句读者所不懂的台湾方言插进去，就算完成了上述的创造条件任务。这是一种皮毛的笔法，不用方言，乡土味仍然可表现出来，此作便是一例。至于其他内容或描写笔法的问题，因此作只是一种序文性质而已，不看到全文，无法论及。希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施翠峰
优点：本篇作品可跟鲁迅的《故乡》相媲美，文里作者对炳文的怜惜跟《故乡》里作者对阿土的爱怜相似；而《竹头庄》里流露出哀伤的气息，和对故乡浓厚的感情。文字优美，好像一篇散文诗，风景描写优美，对话极为成功，人物描写也很不错。
缺点：本篇作品如果算为中的一章，或是一篇散文，是可以说很成功的，但如果算为短篇小说是不无问题的，还要有纠葛、斗争、故事等东西。《竹头庄》一文里，既然没有纠葛、斗争、故事，也看不出她的主题是什么。
廖清秀
《竹》篇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散文”。虽然小说是以散文体裁写成，但是小说自有其成为小说的因素，《竹》篇所缺少的，正是这些因素。如果说《竹》篇是小说，那么它失败了，反之说它是散文，那么它是一篇隽永的杰作。作者的笔触哀婉感人，令人感受一种莫名的哀愁，好像是天上的云霞，自自然然挂满了天空，你望着它，喟然自叹，有某种无可奈何之感。我很欣赏它给我的这种感铭，那将使我对人生重新给予估价。
文心
读过理和兄大作《竹头庄》，首先就该赞叹它的文句的流利。全篇以旱灾为背景，几近于绝望的灾况虽令人读起来有隔世之感，但只要读者承认光复后不久，国军尚未登陆台湾的那一段纷乱时期，那么读者就不难了解故事里的人物与纠葛的发展，而深感兴味愈来愈浓，至于全篇完了，亟欲看下篇。
杨紫江
第十二期文友们轮阅点评了其余的三篇——
与《竹头庄》一样，这三篇都是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事。作者简洁明净地刻划着村庄人物的品性、本能、欲望，以及在人生中摸索的历程。作者独创一新的风格，不尚藻饰，平易近人。平静中沉浸着深沉的悲痛，有吉田絃二郎的韵味。各篇都可当做独立短篇看。有如美国作家伍·安德森的《温士堡，俄亥俄》各短篇的味道。
陈火泉
我读了这三篇作品，被理和兄优美而细腻的文字陶醉了。《山火》描写村民的愚蠢与迷信，是一篇动人的散文诗；《阿煌叔》比较接近小说，把一个早年勤俭、晚年变成颓丧的村民刻划得入情入微；《亲家与山歌》里充分流露着农村和详的气氛。这三篇作品如果和《竹头庄》连在一起，能在一家杂志陆续发表就可以，单独发表，恐怕有些地方使读者摸不着头脑，有些地方似待剪裁的样子。
廖清秀
尽管当时农民生活贫穷悲苦，但钟理和在其作品里也表现了他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