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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引导。头一个引导来自课堂的日式教育。到公学校五六年级，却发觉在日本奴役下的课堂把中国变成“支那”，中国人变成了“支那人”。日本老师灌输给学生们的无非都是“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鸦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懦、不负责任等等。这种引导自然是极其反动的。同时，父亲和二哥也以各自的方式影响“我”。父亲正在大陆做生意，每年都要去巡视一趟。他的足迹遍及上自青岛、胶州湾，下至海南岛的沿海各省。他对中国的见闻很广，这些见闻有得自阅读，有得自亲身经历。父亲叙述中国时，“那口吻就和一个人在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一样，带了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因而这里就有不满、有骄傲、有伤感”。“他们衷心愿见舅舅家强盛，但现实的舅舅家却令他们伤心，我常常听见他们叹息：‘原乡！原乡！’”父亲的引导虽然承认了与原乡的亲情，但仍是片面的。而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二哥。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三民主义的“不良书籍”而两次受到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中学毕业后，二哥终于请准了父亲的许可，偿了他“看看中国”的心愿。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畅游了一个多月，回来时带了一部留声机和许多苏州、西湖等名胜古迹的照片，大大地触发了“我”的想象，加深了“我”对海峡对岸的向往。然而还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现实，彻底迫使“我”力争踏上祖国原乡的土地。“我”被编入防卫团，二哥则从留学的日本回乡，继而奔赴大陆的抗战前线。失去了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内容，一切都显得空虚而没有意义。为日本警察效命的生活令人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是应该跟二哥去的，好像他一直在什么地方等候“我”。最后，“我”终于到大陆去了，没有给自己定下什么计划，也没有去找二哥，只想离开当时的台湾。在结尾，“我”与生俱来、磨之不灭的原乡情结，最终升华出“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到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的结论。若干年后，当关于钟理和的传记影片命名之时，其长子钟铁民1980年夏在台湾《联合报》著文认为，“用《原乡人》作为钟理和传的片名，我想象征的意义十分清楚了”，“我们简直再想不出再妥切的片名了”。
钟理和一生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为争取婚姻自由、敢于向旧封建制度下保守的客家社会挑战的勇气。由于钟理和生活在封建习俗顽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在恋爱、婚姻方面深受其害，因此，他的作品的一个特色是反对封建、追求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他的《奔逃》、《同姓之婚》、《贫贱夫妻》等一系列以自身爱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他和钟台妹如何冲破封建罗网、恋爱结婚的故事，相当真实而详细地呈现了当时矛盾痛苦的挣扎，更深刻地呈现了传统社会里许许多多愚盲的执著与摆脱不掉的重重阻障。
在钟理和留下的六十多万字的创作中，平妹这一艺术形象是较为突出的。钟理和因病休养，家里地产卖尽，一贫如洗，他自己又丧失了劳动力，一家六口的生活全由妻子钟台妹承担。钟台妹热爱生活，朴质勤劳，但因置身于贫困落后的农村里，为了追求自主的婚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为了争取常人的家计，不分昼夜地献身劳苦。可是心爱的家庭却在自己的面前不断沉落下去：丈夫罹肺病而死神频唤，长子患骨痨而招致驼背，次子失营养而幼年夭折。她一个人要负起家庭的重担，抚养病中的丈夫、残废的长子，强抑失子的痛苦，力耕三分薄田，还要养猪和给人做工，由天未亮一直做到深更，十分劳苦憔悴。钟理和正是倾注了对妻子的深情与爱心，以钟台妹为生活原型，用饱含血泪的笔触，塑造成平妹这样一位忠于爱情，任劳任怨，集美丽、善良、忠贞、勤劳、淳朴等诸多美好的性格特点于一身的劳动妇女形象，同时也超脱了“真人真事”的局限而具有艺术上“这一个”的典型意义。无论世俗如何歧视和打击，无论飘泊和贫困带来多少不幸和痛苦，平妹都以倔强的精神和坚忍的毅力奋斗、求生、相爱，与丈夫相濡以沫。因此，这个“瓜子脸儿，直直的鼻梁，亮亮的眼睛，眉宇间有着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的客家女儿，便成为台湾文学中坚忍刻苦，也最能表现中国农村耐劳、勤俭、善良的女性典型，具有浓郁的艺术魅力。“在钟理和的世界中，他用文字来记录台妹的坚强与美好，可是在台妹的世界里，她却是用整个生命和心灵来与生活做真枪实弹的拔河。”古秀如：《平妹印象》，1994年12月15日《台湾时报》。对于钟理和的创作成就与经验，林海音曾中肯地指出，钟理和的大部分作品，无论小说的背景、感情的流露，无不是发于自身的检验和观感。而他的小说中屡屡出现“平妹”，更是他今生热衷于写作、驱向文艺的动力。“谈理和，是不能涂抹掉‘平妹’的。在平妹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女性的真正的美，她不是美在柳眉杏眼上，而是美在善良、忍耐、勤勉和爱上。”林海音：《追忆中的欣慰——为〈钟理和全集〉出版而写》，（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
《奔逃》一文完全依照时间流程来叙写，而且十分紧凑，逼迫读者融入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或在等待情人到来前而焦急，或终于见到情人后而释舒，或为两人今后的命运而担忧。作品写“我”和平妹相约乘车出走，“逃出人们的指摘和咒诅”。在车站等候的过程中，“我心里的骚扰和不安在刻刻高涨，时钟的每一秒间都充满了怀疑、焦虑和动摇”。“我”担心情人能不能来：“假使她来，那是很自然的，我们已到了三十六着的处境，非走不可；而且已经约好了。但是假使不来呢？那也无足怪异；整个社会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的安排有很大的假设；开头就是一个‘假使’，通过了，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于是一直到达终点——我的怀抱。一个齿轮咬着另一个齿轮，一个环子套着另一个环子；只要中间任何一个‘假使’发生障碍，马上机器停止，键环断落，故事也就结束了。父亲就曾声言：纵使到基隆落了船，他也有办法不让我们逃出水上署（海警）的手。父亲是有权利这样做的。我们现在只有跟命运赌个注：或是全胜；不然就是毁灭！”当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火车时，“我”仍不知道命运赐予我的将是什么。“蓦然，一个稔熟的蓝色人影很快捉住我全部精神。啊，平妹！不会差，那是平妹。立刻，有一种东西忽地箍紧我的心，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骤然松落，生平最大一次感情的波浪在里面膨胀开来，淹没了胸臆，泛进喉头和眼眶。那是悲？是喜？还是恨？我几乎脱口喊出来。”读者悬着心终于放下来了。经由高雄，“我”和平妹登上了马尼拉丸，故乡台湾渐渐远去，“还是那个天空那个海；上下一色，水天同体，浩杳、渺茫、辽阔。陆地在哪里？世界在哪里？还有故乡？家庭？生活？远了，远了，这一切远了！只有大海，孤舟、白云！来也茫茫，去，更不知归于何所？广大的天地，何处是我俩的归宿？”这时读者的心再一次忐忑起来，担忧的是这对历经磨难才走到一起的情侣未来的命运。作品写道：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让我们感到彼此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手，两股热力在交流、在融汇，它温暖了我们的心。被抛出广大而荒凉的世间的孤独感，使我们更坚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向来不断的焦虑和伤心，使平妹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好像带走了她内在的一部份生命。她那充沛的活力，快乐的笑声，焕发多彩的兴致，已经完全丧失。她那蛋形的脸庞显得瘦削，花瓣似的双颊已失去昔日那照人的容光，而变成愁苦的清白了。她已不再是往日那活泼天真的女孩了。一场崎岖不平的人生经历，使她变得深沉，变得贞静；悲伤的情绪，丰富和纯化了她的性灵。
“你不想家吗，平妹？”我问她。
平妹摇摇头。
“也不想妈？”
她再摇摇头，她紧紧地靠着我，用两手握着我的手。
我扳过她的面孔，她沉静地望着我，那是两穴黑沉沉的深池。昔日那快活的微笑已不在那里了，只有更感人的静美和适度的哀愁。痛苦已把她精巧地铸造过了。
我用真诚的爱，用眼睛抚揉她的眼睛。
“你不要瞒我，平妹，”我说：“我知道你一直在想家和妈。”
眼泪静静地自平妹的眼睛流落。平妹拧开脸孔，我抱着她的肩头。海风轻轻地吹动她的头发；它拂着我的脸颊。海无穷尽地在我面前展开，一朵白长的云挂在天腰，孤独的感觉又一次泛过心头。
到了日本，疾病又把平妹击倒，为了不把全部的钱用在半路上，两人顾不上多休息几天，又经韩国，再乘火车到达奉天。尽管“三天来不眠不食，加上热病和旅途的劳顿，平妹极度衰弱，面色灰青，眼睛深陷，眼圈四周有一层灰色的淡影”，但此时他们已经踏上祖国的土地。
私奔的结局无疑是向旧社会传统意识的宣战，为争取自由幸福的青年点燃起烛照希望的火炬，其意义较为积极。当然，世俗观念的影响是强大的，私奔后的压力还得依靠自己去顶住，幸福还得靠自己艰苦地创造。《同姓之婚》（原题为《妻》，后由《自由青年》编者之意改为现名）几乎没有加进虚构的内容，通过“我”与平妹相识到相爱以及后来因同姓结婚带来不平际遇的追忆，抨击了封建恶习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我”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而平妹是农场的普通女工。“我”在为农场工人填发工单时认识了平妹，便被她的美貌与特殊的气质所吸引，随后两人坠入爱河。但两人同姓这件事最初使“我”很失望，随后陷入从未有过的彷徨和迷惘中，不知如何是好。同姓的意识苦苦缠着“我”不放，作品这样写“我”矛盾的心理：“当我和平妹说得高兴时，它会像一条蛇，不声不响地爬进我的知觉中，使我在瞬间由快乐的顶点一下跌进苦闷的深渊。有时我非常生气。但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向谁生气。有时烦恼和懊丧，仿佛生命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部份。有时我又满不在乎，以为谁也阻挠不了我的意志。然而这一切苦闷都是短暂的，经不起平妹的一笑一颦，便去得无影无踪。她那娟秀苗条的容姿，已整个的占据了我的心。那里面除开对她的爱恋和渴望之外，便不再有什么疑惧了。我发觉平妹对我也有好感，并且这好感随着日子正在渐渐变成别种性质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这某种东西应不应该称之为‘爱’。然而无论如何，这发现使我欢喜若狂，因而对她也就更大胆更热烈了。”“我”与平妹相爱的事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父亲几次在盛怒之下把“我”这个羞辱门第的儿子赶出家门，母亲则迁怒于平妹，骂她是“淫邪无耻的女人”，是一个“专会迷惑男人的狐狸精”。为“我”负起十字架的平妹也劝“我”离开她，回到父母身边去安分守己地做一个好儿子。“但我只能冷冷地听着，一种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意识，使我在自己的行为中甚至感到无限骄傲和快感。它作成了我的意志力的最大泉源。”这之后，“我”让平妹等着，自己只身跑到东北沈阳，待努力建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于第三年回来领她走，结束了两人间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恋爱。在外的生活虽平静、幸福、甜蜜，但世人的顾忌仍仿佛一只随时随地可能由一个角落伸出的手，两人关系随时都有被破坏和拆散的可能。台湾光复后，“我”和平妹敌不过乡心的引诱，回到久别的台湾。又由于“我”生病，为了以后的生活着想，只好硬着头皮回到故乡。然而此时，同姓不婚的观念仍占据着一些人的心里，两人仍要经受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指摘。昔日的好友拒绝踏入自家的门槛，无辜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开心的对象，被人骂作牲畜。想想以后的生活，不禁迷惘起来。在结尾时，作品写了“我”要去台北入院治疗，可不忍心拋下她们母子，纠扰“我”心里的是：“平妹母子会安静的活下去吗？人们不会像历来那样残忍的对待她们吗？如果再遇到横逆，她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吗？”此时的平妹则表现出了坚强的一面，且听听他们夫妻临别那一晚的对话：
“阿铮，”她轻轻地说：“台北还没有来信吗？那天来的那一封，不是呀？”
“来了，”我说：“就是那封！朋友说，一切都办妥了，叫我接信就——”
“就去吗？那你为什么还不走？你不放心，是不是？”
“你能住下去？”
“能！”
“你哭过呢？”
“哭过！那是因为有你在着，心里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尽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着两个孩子过日子——宏儿也会跟我笑了。”
“你不怕日子会更难过？”
“我知道！我能忍耐！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值得！”
“我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来呢？”
“都不要紧；我等着你！我说过了：我能忍耐！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宰了。他们理我，陪他们说几句；不理我，我逗宏儿笑！只要你病好回家，我们母子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要不……那你早点儿走吧，只管放心，我会过得很好的！”
《贫贱夫妻》（原名《鹣鲽之情》）从故事发生的时间看，是承续《同姓之婚》的，但叙述话题已发生了转移，重点描写的是主人公患病之后与妻子相濡以沫、艰苦奋斗的生活情景。而且这篇作品在艺术上更趋成熟，以平实质朴之笔，凭借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描写，伸入感情世界的深层，表现了夫妻间深沉、纯真的爱，赞美了这对感情真挚、纯洁坚贞的患难夫妻“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操和在困苦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们在凄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勇敢地与疾病和贫困不断抗争的精神和进取的勇气，读来令人敬佩。可以说，作品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我”大病初愈回到家乡，下了车往四下里搜寻，却看不见妻子平妹的影子。“我”稍感意外，但毫无责备的情绪，反而为妻子作出诸多开脱：也许她没有接到信，也许没有赶上时间。这里，“搜寻”妻子的目光，流露出“我”急切企盼见到平妹的心情；两个“也许”的猜测，又道尽了“我”体谅的深情。然而“我”心里更惦念的是她这三年日子是怎样带着孩子度过的。“我”愿他们过得非常之好，必须如此才放心。这里面除开爱，还有别种理由，那就是“我和平妹的结合遭遇到家庭和旧社会的猛烈反对，我们几经艰苦奋斗，不惜和家庭决裂，方始结成今日的夫妻。我们的爱得来不易，惟其如此，我们甘苦与共，十数年来相爱无间。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
终于在路旁见到了前来迎接的妻子——原来平妹之所以不去车站而在家门口携着孩子迎接，是怕车站人多看见她哭的缘故。当问及明显消瘦的妻子在家里过得好不好时，平妹凄然一笑，回答：“过得很好！”而“我”拿起她的手反复抚摸，“这手很瘦，创伤密布，新旧皆有；手掌有满满厚厚的茧儿”，便明白了一切：妻子过得很辛苦。妻子则更坦然：“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没关系。”等到回家后，见到“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净洁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久别回家后才会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静下来”。可以说，家里整洁温馨的环境和平妹粗糙的手互为因果，也可以说彼此作着注脚。三年来妻子生活的具体经历就在短短的百余字中：“在这数年间，平妹已学会了庄稼人的全副本领：犁、耙、莳、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她把家里大小杂务料理清楚，然后拿了镰刀上工，到了晌午或晚边，再匆匆赶回来生火做饭。她两边来回忙着，虽然如此，她总是挂着微笑做完这一切”。这微笑于自己是满足，于丈夫是安慰。与付出的辛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平妹最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