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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一文一扫多篇作品的沉重气氛，描写了家庭生活的欢愉和情趣面。文中讲到，中秋之夜，一轮明月清辉四射，明朗而皓洁。月光下，明儿和同学们下棋欢笑；不下棋的仰起头来呆呆地对着月亮出神，一个个关于明月的故事又从孩子嘴中传出。少年的天真无邪、一颦一笑，无不跃然纸上，彼此不同的个性更是相映成趣。
《跫音》是一篇纯粹描述意识流程的散文，视觉与听觉交错，思绪穿越时空遨翔。先是一种声音隐隐地在耳边敲打，作者将视线转向发出这种声音的壁钟，又不厌其详地描绘着指针的分分秒秒移动，伴随着有规律、有节奏、没有间断地滴答作响。不久，作者“仿佛感到有某种东西在一直奔波着，它不缓不急，它的步伐始终如一。这是一个巨人，它有钢铁般的意志，有超越一切的力量，在它面前一切变得渺小又渺小，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向前奔。它越过恐龙时代，越过埃及人的金字塔和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老人在磕睡，它越过去了；女人在瞎扯，它越过去了；农夫在翻土，公务员在抄写，它也越过去了，它也越过诗人的笔尖和婴儿的笑颜。我看不见它的影子，但我却感觉得到它越过我而去时那粗重和沉实的步伐”。巨人奔得那么快、那么远，他一去不回头，把“我”遗弃在后面，看成一粒微尘那般轻。“我”让“巨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来到庭院，终于迎来一片豁然开朗——蓝天上白色的浮云变幻着各种姿态：“起初，它是一只闭着嘴的鳄鱼；但渐渐的鳄鱼的脖子变细，肩背隆起，化成地图上那奇形怪状的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之后是一只肥壮的骆驼；后来骆驼身首分开；头部渐来渐稀薄，后遂融化于大气中，肩部的隆起也铲平了，同时尾部却翘起来，看吧，这时它像什么？你是不是看见过古代朝觐时大臣们手里所执的手版？那么，这会儿它正是那象牙之笏呢！”从天际收回眼光再静观大地：“云去！鸡儿来了！那是在庭坎下，一只母鸡带了数只小鸡自草丛里钻了出来。母鸡勤奋地用脚拨开败草，这小鸡在前后左右团团转，一边睁大了眼睛注视。有只小鸡幸运地在草叶间找得一条大青虫，它衔着它独自走到无人处，一边啄着，扯着，一边机警地关照四周，防范不法之徒入侵。偏偏有只小鸡自后面觑空扑了上去，几乎夺过前者的口中物，那只小鸡猛吃一惊，急忙用劲撇头。经这一撇，侵略者稍显犹豫，小鸡乘机衔起青虫钻进草丛里去了。侵略者悻悻然，呆呆然。”可惜的是，邻妇呼唤妻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让“我”倍感沮丧，剩下的只有稿纸上的两个字“跫音”。
在十余篇精美短文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恐怕还要数《草坡上》。在这篇作品中，作者以出色的拟人化叙述手法描写母鸡及其子女们。一只灰黄色的母鸡身染风湿，终于不能走动了。这时，“小鸡们都张大了眼睛，惊惶四顾，在母鸡儿前后左右团团转着，六张小口一齐鸣叫着，好像在寻问为什么母亲不再像往日一样领它们玩去了？母亲贴在地面，时而奋力振翼，向前猛冲，但只挪动了一点点就又沉重地倒了下来，它的眼睛显出痛楚的神色，绝望地晃着脑袋。经过母鸡这一动作，小鸡似乎更受惊了，厉声鸣叫，时或侧头窥探母鸡的眼睛，好像想由那里看出到底是怎么回事，母鸡再度蹶然跃起，又挪动了一点点；却仍伏倒了。于是母子脸偎着脸，眼睛看着眼睛，无助地相守着。母鸡喉咙颤抖着，发出幽暗的声音，仿佛在悲泣。”到后来，“小鸡们走了一整天，现在回到灶门口却找不到母鸡。母鸡哪里去了？它们在早晨离开前母鸡蹲伏着的地方走来走去，伸长了脖子叫，声音凄怆而尖厉。它们失去依靠的孤儿生涯，便这样用伤心与悲泣来开始了。”母鸡被宰，变成肴馔，“饭桌上，那只被牺牲了的母鸡头在一只大碗里浮出汤面，眼睛半闭，好像在谛听它的儿女们是否都无恙，睡得安好”。失去了母亲的小鸡们似乎也明白自己的身世，兄弟姊妹间相亲相爱，同行同宿，从不分开，天一亮便彼此招呼，一起走到草坡上来，在草丛间采草实、找小虫、追蚂蚱。在它们那光洁丰美的羽毛之下，那已经成熟的生命在搏动，具有了打开重重阻碍的力量和意志。对于该文的意蕴，有人猜度：“也许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关系，无时不在关怀着孩子，使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表露了一点内心的恐惧，不知什么时候命运之神会突然攫走他。一个活在生死边线的人，睇视生命的眼光，和常人多少有些不同吧。”郑清文：《读〈钟理和短篇小说集〉》，（台湾）《青溪》51卷，1971年9月。
钟理和后半生缠绵病榻，困厄穷苦，尤其是创作鼎盛期困居乡野，这就妨碍了他更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创作视野，显得作品题材比较狭窄、眼光不够深远阔大、想象力不够丰富。有人说：“在读他的小说时，常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一个与外界（指其生活土地以外）隔离的环境中，读者也被封闭在他那个小圈子内，无法嗅到除此以外世界的气息，外面是否有战争、战争对人的影响又是如何……等等，皆不得而知。”谢嘉珍：《钟理和短篇小说集》，（台湾）《书评书目》9期，1974年1月。但钟理和那些带有半自传性的作品也有其独特价值。由于有着深切的生活体验，因此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真挚的感情力量，那里充满着人世沧桑的辛酸，渗透着人与命运苦斗的悲哀，可以说，钟理和这位“苦吟诗人”已经把自己血肉、情感和生命写进了字里行间。钟理和由一己的痛苦，同情更多人的痛苦，于是把他的伤痛、挣扎、无奈、委屈一一倾泻在作品中。但是，他毕竟不只是想藉写作来疗伤消愁，而是藉由这一件件悲剧的具体揭示与呈露，更积极地向人们呼吁打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盲目、迂腐的枷锁，以避免悲剧一再地发生，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省思对治之道和解病之方，调整整个价值观。于此，其作品中反对封建意识和陈旧习俗的主题在向现代意识和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所具有普遍的意义便昭示于人。
第八章 《笠山农场》
《笠山农场》是钟理和完成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作品原题《深林》，初稿完成于1955年12月3日，1961年8月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小说与《同姓之婚》等作品同一主题，而其背景更为广阔，内容更为深厚。它以日据时期的南台湾为背景，通过对在笠山农场种植咖啡兴衰过程的描述，构成了一部民道变迁的沧桑史，深刻反映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农村经济的衰败萧条和产生于农业经济土壤上的封建传统习俗的愚昧落后；同时表现了一对同姓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热情歌颂他们反抗封建习俗、争取自由的斗争精神，体现了现代文明意识与落后传统观念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作者前半生的写照。
作者在作品中安排了两条线索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主题。其中主要的一条是以刘少兴开办笠山农场种植咖啡为活动线索。
刘少兴是一个经过个人奋斗由社会最底层一直爬到上层的创业者，比一般农民有更丰富的阅历和见识。在大半生漂洋渡海的奋斗中，他挣下了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晚年，他厌倦了贸易投机时刻动荡不宁的生涯，不再想往日生活中那起落无常的商情和繁杂的商务关系，抱着老庄道家的归隐思想，希望退休山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信同族人的劝告，买下了一块面积二百甲的山地——笠山，开办了农场。笠山农场地处偏僻的山村，三面环山，交通闭塞，与外界较少接触。这地方的人情风俗淳厚、质朴、温良，但思想因循守旧，“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从来不去多费心思”，“看上去，好像他们只让生活自身和上面的一面接上线，然后向着下面滚转下去，而自己则跟在它后面走，自然而不费事”。在这里，如果时间不是没有前进，便像蜗牛一般进得非常慢。一切都还保留得古色古香，仿佛他们还生活在几百年前的时代里，并且今后还预备照样往下再过几百年。二百年前，他们的先民搭乘帆船漂流到荒岛来披荆斩棘开拓新生活的雄心，那种朝气蓬勃而富于进取和创造的气概，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一点影子，代之而起的是迂腐的传统和权威思想的抬头。因此，在这个地方要改变那些由来以久的封建习俗和封建观念是很困难的。
刘少兴吸取了笠山从前两个主人的教训，既不种树，也不种稻子、蕃薯，而是改种当时还很稀少、甚至山民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的咖啡，还从家乡调来了二儿子刘致远和小儿子刘致平协助管账、带工和巡山，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想让咖啡苗长出金子来。他信心百倍，垦殖荒山和建筑房屋双管齐下。工地上，男工伐木，女工伐草，热火朝天，一片繁忙。而房屋落成时的情景，更显出刘少兴的一派踌躇满志。屋子虽然是在最大速度下“赶”出来的，但并不是因陋就简，相反建造得相当雅致美观、高大宽敞、潇洒别致。“笠山虽然不是第一次看见人类向它举起山锄，却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人类在它脚边所举行的盛典。这在本地，可说是空前的，可以找到‘富在深山有远观’那句古老格言的注解。”在房前摆设下三十多张桌子，吹鼓手大吹大擂，昏天黑地；贺客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成为笠山主人的刘少兴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如此壮大而顺利的开始，但同时也冷静地想到，也许开始是顺利的、辉煌的，然后接着是乖舛的、困难的。“他是坚强不屈的，骄傲的，他不能让他的农场在中途倒下来”，想拿事实回答人们的疑问。这一点，经历了几位主人的饶新华看得更清楚：“少兴哥不比先头的两个头家。两个头家，哪一个认真做事？人家少兴哥可是真干。你不看他一来就先盖房子？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不是说说算数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刘少兴当初的某些预感。尽管刘少兴买下农场时雄心勃勃，但自开办农场以来，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各种冲突和矛盾随之产生，几年过去后，灾害迭至。首先是敌不过附近居民对农场的破坏。从前在乡下民众的观念里，山林是属于公众的，山林中所有的资源如溪水、柴草、竹木、山产、鸟兽等，本该供应大众，需要的人都可以自由采取，即使是官府也难以限制。自从建成笠山农场后，当地人进山受到干涉或禁止，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刘少兴从不过分使用粗鲁和苛刻的言行，想象阳光似地溶解掉凝结在人们心中的恶感的冰冻，然后和他们建立和善与友爱的感情。但村民们仍不受农场规矩的约束，他们乱砍山林，断路拆桥，拦截农场的牛草车。尽管刘少兴一向和气、宽大、忍让，对人谦逊和蔼，尽量不招麻烦，想与当地人和平相处，但偷砍树木的人却越来越胆大，甚至恩将仇报，把巡山人绑在树下，严重威胁农场的安全平静。同时，农场租佃人赵丙基又没有按照契约种咖啡，反而把租地内的树木砍得空空，卖得净净，并携款潜逃，给农场带来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刘少兴的二儿子致远因稻田排水事与人发生冲突，被山地的另一个主人何世昌用锄头击伤头部，不久便在医院死去。致远虽像一头生犊暴躁易怒，但在事业上却是最好最得力的左右手，虽缺乏创意，没有策划谋略的头脑，但假使把计划的蓝图交给他，那么他就是一个无比认真而忠实的执行者。他的死，几乎使农场什么事都无法推行。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刘少兴心情十分沉重，以前总能唤起他欢欣鼓舞的快乐情绪的田野景象也仿佛变得单调呆板、死气沉沉，但他的信心和做事的热忱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毁伤和动摇，甚至他用热诚、友善和谦逊，已渐渐地在邻居之间赢得了信誉和声望。他坚信，农场的前途也许有些挫折，但终于会把它按着一定计划开拓出来。他看到农场的咖啡发育得那么好，第一期的预定面积和株数如期完成，若照此发展下去，两年后便可以开设工厂制粉。虽有赵丙基亏款潜逃，但承租之事也并未中断。一切进行得还算惬意。“可是，也不知什么缘故，他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潜在烦恼、焦躁，使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走了样儿。甚至连他周围的人们都变得十分古怪，十分陌生，十分不可爱了。他们在他前后左右莫名其妙地团团转着，忽进忽出，一个一个脱离了他的控制。”尤其是小儿子致平，总使刘少兴惴惴不安，不能放心委任他做一件事。刘少兴认为致平有过多的思想和主张，由那丰富而又直线的想象力构想出来的东西，往往使人啼笑皆非，“并不是说他错误；不！它时常正确而合理，而且极富于机动性，却都是好高骛远，充满着青年们的梦想而不切合实际”，在执行方面，他又没有致远的平实谨慎的作风。致平让刘少兴失望的不仅仅是这些，发生在儿子身上的同姓相恋，更使他大为光火。其实，刘少兴是一个矛盾体，他可以冠冕堂皇地大发议论：“举凡社会上的一切风俗制度为生人而有，它的目的无非要使我们生活容易过些。假使它变成我们生活上的累赘了，那么它即已失去它的本质了，这时我们非把它变通一下不可，否则它就要骑到我们头上来了。”但他仍会把同姓之婚视为“羞辱祖宗”的大事，可见旧观念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痕，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决不去触犯传统习俗戒律，招引口舌，动摇自己的地位，宁愿毁灭自己儿子的爱情，出卖少女的幸福。
最可怕的一幕终于降临了。长势喜人的咖啡树因患一种无名病症，在一个雨季里大片大片地枯黄死亡，整个农场变得死气沉沉，冷落而荒凉。自尊心极强的刘少兴一个人包揽了农场全部的事务，打算独力支持下去。大儿子曾再三劝告，要他两处并一处，要不就把农场出手仍旧回到老家去，要不就是处理老家，把全家移到农场来。但刘少兴一直不予采纳，自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不甘自认失败，像前两个主人那样中途倒下让人笑话。可是这种情形下，农场的工人不能再做下去了，张永祥等人也不得不向刘少兴辞行。这一切，最终让刘少兴下决心卖掉了农场，搬回老家，笠山重新易主。当初，男女青年互对山歌，张永祥信心百倍，饶新华滑稽风趣，整个农场欢歌笑语。最后却是死的死了，嫁的嫁了，逃的逃了，就像一台戏，人离客散之后，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舞台和遍地狼藉。作品结尾时，响起的是一首颇令人感叹的山歌：“如今农场又换名，磨刀不听旧时声；工人半是初相识，只解山歌唱太平。莫向人前旧事提，笠山谁复说咖啡？山鸟不管人间事，犹向农场深处啼。”由此唱尽农场由盛转衰之后的悲凉景象，充满物是人非的感伤与无奈，令人不胜嘘唏。
在刘少兴这条线索中可以看出，刘少兴所从事的农业改革虽然没有成功，却是革命性的经验。传统上，山林地是属于大自然的，人们只是在这里畜养牲口、种树植竹，根本不能将它当作农地来经营。刘少兴来之前的山民、农民，或前几代的笠山主人，都是就山林所有取其所需，但山林给予地主的回报并不稳定，畜养的牲口可能一夜之间暴病死亡。刘少兴作为一个有气度、有见识、有魄力的事业家，主动来经营山地，这在台湾是前所未有的作法。可惜的是，他只是接受了咖啡这个新的事物，并不具备种咖啡的知识，对咖啡的出路并无把握，农场的经营和管理更是古老落后，不讲效率，如此缺乏现代知识，改革不过是徒托空言，失败是注定的。
作品另一条线索是写刘致平和刘淑华由相爱到出逃的过程。这两个人物形象是以作者和妻子钟台妹为原型创作的，体现了作者向往民主、自由和科学的思想。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他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真诚的爱情，但因两人是同姓，当地习俗不允许结婚，因此遭到家庭、社会的阻挠和反对。对旧传统势力，他们毫不屈服，反抗到底，最后双双出奔，结为终身伴侣。作品赞颂了刘致平和刘淑华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争取纯真爱情与婚姻自主的坚强意志和无畏精神，刻划了他们美好的心灵和不屈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刘致平刚刚毕业就回乡到父亲的农场帮助管理，满脑子还装有“代表清晰、伶俐和干脆”的原理和公式。起先，致平有点不愿意到“那有压倒之势的永恒的沉默和荒凉的深邃”的山林中来。他也曾经独自在台北、高雄等地瞎跑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