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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愿意到“那有压倒之势的永恒的沉默和荒凉的深邃”的山林中来。他也曾经独自在台北、高雄等地瞎跑了一阵，但在那些地方五花八门的行业中，他看不出那一部门可以让他插足下去，加之他的和平温静的个性，使他打算让自己在扰攘而紧张的城市中住下去的信心发生动摇。于是在各处乱闯了一阵之后，就和去时一样一无所得地回到山里来了。在飘荡着山歌、表现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土地上，致平也爱上了牧歌式的生活和纯朴的野性美，他对这地方起了一种如遇故人的温暖和亲切之感。
致平在农场里的职务很杂，什么都管但什么都不专：买办、巡山、带工，加上晚间整理文牍和簿册。他虽然对于垦殖一无主张，但对于父亲的主意有不少批评，不像哥哥致远那样服服帖帖地执行任务。致平的头脑里书生气尚浓，对父亲那做事漫无头绪、拖泥带水的作风看不顺眼，他曾主张科学地管理农场，对父亲的“新事物老法子”颇不以为然，看不惯父亲办事的“笼统、含糊、因循”，提出自己正确而合理的主张，但遭到保守的父亲的拒绝。刘致平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这就必然造成他在事业上和婚姻上的波折。
由于受过现代教育的洗礼，致平的宗法伦理观念淡薄到等于零，他坚决反对没有感情的婚姻，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美丽、纯真、勤劳的农场女工刘淑华常来刘少兴家帮工，与刘致平起坐相随，刘致平在她身上看到了在别的女性那儿所看不到的美，因此两人发生了难舍难分的爱情。这反映了那一时代的青年民主意识和个性意识的觉醒。当致平越来越感到淑华的魅力的同时，却又使他觉得可怕，继之是烦恼，因为两人的相爱在愚昧、保守、落后的农村必然会受到重重的阻挠。致平父母的反对、乡邻的谴责不断地袭来，似乎这对有情人的相爱是一种“犯罪”。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并非门第的差别，而是他们两人都姓刘，按宗族论他们又是叔侄关系，“一种血缘的纽带、一种神圣的关系，在彼此陌生而毫无痛痒关系的人们之间迅速建立起来了。它是和平，但强制；是亲切，但盲目”。在致平看来，这便意味着一道墙，“人们硬把它放进里面去，要他生活和呼吸都局限在那圈子里；而这又都是他所不愿意的”。这些事情启发了致平重新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张开眼睛，他发现原来自己所栖息的世界是由一种组织谨严的网所牢牢笼罩着，“这网儿由无数直系的线，和同样无数横系的线通过一个一个小结而连结起来。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小结对另一个小结的关系。每一个人背负着无数的这些直系和横系的关系，同时也由这些无数直系和横系所严密地固定在那里。你不能更改你的地位，也不能摆脱你的身分，不问你愿意不愿意”。
保守的传统封建宗姓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继续作祟，制造人间的悲剧。刘致平认为宗法伦理的观念是“滑稽、不通而愚蠢”的，他曾为和淑华相爱诘问长辈：“为何同姓不可以结婚？虽然彼此亲缘相联系距十万八千里，而仅仅为了头上戴着同一个字？”但封建习俗已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谁会理睬他的诘问。一方面，他挚爱着淑华，时常感到自己的感情一直往深处发展下去；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封建传统思想的重重包围压迫，存在着软弱无能的弱点，心情矛盾苦闷，表现出性格的复杂性。他觉得自己和淑华在一起时的生活是快乐醉人的，充满了笑声和惬意，两人感情如胶似漆，不可须臾分离，“如果一天不见她的容姿，便会感到食不甘味，度日如年，他的心会因而烦闷、懊恼，而颠倒失常。好像淑华手里牵着一条绳子，绳子的一端紧紧地系住他的心，淑华拉着绳子，她走到哪里，他的心就随到哪里。心虽说是他的，但却已脱离了他的控制，而变成淑华手中的俘虏了。他无法摆脱，没有力量摆脱，也不想摆脱。他愿意让淑华牵着他的心，这会使他快乐，使得他的生活更有光彩，更使人爱”。可是，当他沉浸在这种爱情的欢乐陶醉中，一种无形的潜意识的“犯罪”感又在噬咬着他的心灵。“同姓不婚”像一道看不见却又十分坚忍的墙不可逾越，无时无刻不在，将他和她生生分隔离开，“尤其他对淑华的爱心越热烈，越迫切，这道墙的存在也就越清楚，越坚忍。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感到它在四面八方回环竖立，重重的包围。从前，致平曾对它生气。那时候，虽然致平和她初认识，对她还没有什么心事，但他恨它妨害他的自由。如今他深深地爱上了她，不愿失去她。因此他对它的憎恨，也就愈强烈而不可耐了”。就这样，“他发觉自己越爱淑华，同姓的意识也就越扰乱他的心。它能够让他自快乐的高潮中，一下子掉进懊丧忧郁的混沌中，不能自已。他很明白自己不能失去淑华，但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去获得。有时他会感到气馁，觉得自己终会失去淑华；有时他鼓舞自己，让自己坚强起来。他以为只为自己挣扎苦斗下去，终有一天他会获得她。他不能让自己在旧礼教前低头，听凭人家从他手中把她带走。那会证明他的软弱、无能；那是可耻的。失去淑华的预感使他惶惑、痛苦、颓丧，感到人生的绝望和空虚。但是想到他可以把淑华夺在自己怀中时，又不禁精神振奋。想来想去，想到没有办法时他偶尔会转恨他们的相遇。如果他不认识她，那该如何好？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和苦恼了。但是这种思想只是刹那间的，在次一瞬间他就毫不踌躇地把它踢开。为了不愿意失去淑华，为了和淑华相处时所得的快乐，他准备不辞万苦而坚持到底”。作品如此细致地描写致平心情的矛盾与波动，表明其爱愈深，痛苦越烈。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舍其所爱，向宗姓观念屈服；爱其所爱，挣脱宗姓观念的桎梏，推倒那道无形的“墙”。致平选择了后者，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决心和愿望。当父母拒绝他们的婚姻时，他严正表明：“如果淑华不能娶，那我一辈子也不想娶了！”这种叛逆的精神，使他决心冲破封建世俗的罗网，不惜与家庭决裂，偷偷地带着淑华离家出走，结成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终身伴侣。
刘淑华是一个性格温柔、娴淑的姑娘，由于在山野长大，性格中也有着大胆、爽直、泼辣、倔强的分子。她从小聪慧过人，善体亲意，十岁丧父后就日夜帮助母亲操劳，与母亲共同承担弟妹的生活。也正是她的美丽、纯真、勤劳、坚强，才使刘致平深深地爱上了她。她对刘致平的爱也是刻骨铭心的，但同样为门第和同姓的习俗观念所困扰，只好把自己的爱深深地锁在心里。她会一本正经地劝致平娶燕妹或任何别的女人，又一直只管致平称“叔”，这让致平很不痛快。在淑华最初的意识中，既然他们此生的情缘不可能超越姐妹的关系之上，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只好局限在这个范围里，所以它必须要抑制自己的感情流露。致平也知道，不能因此而怪怨她，“这地方是如此的保守，宗姓的观念牢固而严明，假使没有碰撞的勇气和自信，最好还是依照传统的指示来安排你自己的命运。这样可以给大家省却许多无谓的麻烦”。直到致平献给她一片真诚，向她敞开爱情的大门时，淑华才勇敢地投入爱人的怀抱。
和致平一样，她也是对心上的人爱得那样深那样切，同样也因为是同姓而深深地感到痛苦。由于以心相许，聪慧的淑华一时糊涂，对致平也以身相许了。这就铸成了她更大的悲痛，经历许多痛苦和折磨。此时，致平被迫离家出走，杳无信息。刘老太太奉丈夫之命，两边奔走，要说服淑华嫁给长工饶新华的儿子饶丁全，只要她肯，愿外贴二分田。刘老夫妇如此关爱大方，完全是为了顾及家庭的信誉和声望。本来他们疼爱淑华有如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们喜欢她的聪慧精明，做事利落而快捷，加上她口齿伶俐、对答如流，性情直爽大方、不拘细节，又处处讨人喜爱。刘氏夫妇十分器重她，爱如己出，特别以淑华料理家常的机灵圆熟、中节合仪，所以刘老太太几乎把家务全盘付托。两位老人也认为“淑华这女孩子，人是聪明稳重的”，“可惜是同姓，要不，倒可以给他（致平）娶做媳妇的”。但同姓结婚对传统观念来说，无异“畜牲”行为，万万不可，所以他们以“老式人那种近愚蠢和狂妄的尊重‘面子’”的心理，宁愿外贴二分田拆散致平和淑华的婚事。可是淑华的态度是坚定而果决，宁死不屈。她把刘老太太的提议一口回绝，“不管她用软用硬，威迫利诱，都是白费”，甚至用坚决犀利的口吻把刘老太太顶得无话可说，扫兴而返，并把刘氏夫妇以及他们那以为有钱便可以把人当作一件商品来买卖的心理看得卑鄙而无耻。诚然，淑华的品质是纯洁高尚的，为了坚贞的爱情，她不因家贫向金钱低头，不因同姓而向世俗观念投降，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她内心悲哀痛苦，致平出走后不知下落，也未托人带音讯来，母亲为她受难，难言的隐事使她蒙受羞耻。她想一死了事，是母亲开导了她。她对致平的软弱、无能也感到失望和痛苦，每天以泪洗面，恨死了致平：“就是他，使她蒙羞，使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就是他，贻误了她的终身，把她的人生涂上黑暗；就是他，把她害得这样狼狈，有口难辩。”但在恨他的同时，“在心的一隅却几乎不自觉的还保持着对他的思念。尤其自经刘老太太提醒之后，这思念之情便渐渐加深、执拗，于是她才明白自己竟也对他有这样深的怀恋。每在风雨之夕，在伤心之后，或在夜半醒来时，她便痴痴地想着他。有时这种意识使她懊恼，她不解自己为何竟不能对使自己受苦的男子一刀两断的斩尽割绝的”。当让她既恨煞又想煞的致平像流星似地突然出现她面前，来商量两人私奔时，她开始有些吃惊，后又为母亲弟妹今后的困难处境面有难色，但在致平真挚的感情和母亲的鼓励支持下，毅然决然地舍下一切，与心爱的人同奔自由的新天地。
致平和淑华双双出走，是真挚的爱情与封建传统势力搏斗的初步胜利，也表现了他们反封建的勇气和决心，这只是争取自身幸福和改革社会的起点，今后的路途还很长，还有很多险阻，因此这爱情之果仍是苦涩的。但这一胜利较之作者原来的结局构思更能鼓舞人心。按照作者的原来构思，两人重演的是英妹与阿龙、云英与火生的悲剧。钟理和介绍说：“在我的构思里，我原让淑华产后——婴儿则让阿喜嫂处理掉。这里有极好极怕人但极有效果的场面。后来阿喜嫂因此患了一场大病。而淑华出家削发为尼。致平则在最末一章投海自杀。也为了有这样的收场，所以在前面我不惮烦的一再触及寺庵及僧尼的生活——特别强调僧尼生活的辛苦阴暗。我要让淑华明知僧尼生活的凄惨并对之不怀好感，而到头来终不免出家为尼，藉以表现她、衬托她对人生绝望之深。”钟理和：1958年12月8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8页。这多少带有作家早年酷爱的《红楼梦》的影子。后来，作者改变了初衷。缘由是《野茫茫》发表后，曾引起一位名叫林志贤的读者来信。林志贤在信中说：“我坦白的向您叙述写此信之动机吧。因为我现在适与一同姓小姐恋爱，双方同陷入情网，成不可自拔之势，对于结婚？茫茫然在歧途中。许多亲戚朋友，虽尚未如大作所云牛、畜牲、逆子等难堪字眼的讥评，但封建思想之年老母亲已在喋喋不休的责骂了——难道世界上没有其他女子了吗？偏要与林小姐结婚欤？！钟先生乎！母亲之责骂，使我啼笑皆非，我爱林小姐，但是更爱育我之母亲，实使我陷入迷阵，进退两难了。际此精神茫茫之中，居然拜读了大作，不禁使我与她之关系起了莫名其妙的影响，况且尚是她将大作阅后送给我，此时难免使我俩对光明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现在细研大作，感觉阁下文笔瑰丽，诚多才多智之作家。你现在是我们的灯塔，想借您指示来决舍我们之关系。我要请教，钟先生，您写该篇大作之动机为何？我俩之处境应如何选择为宜？敬请不吝赐教。”这就引起了钟理和对《笠山农场》故事结尾的重新处理。钟理和对钟肇政说：“目下一定有不少青年人为此（指同姓结婚）而苦恼。因而我就考虑到倘若按照我的原意写下去，则笠篇的收场，岂不正对这些苦恼的青年兜头浇冷水？令这些青年大失所望？这种精神的打击一定是很大的。想到这里我便把下面的情节来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不但一个不曾死，一个无须出家。且反而偿了宿愿——结成夫妇。虽然那结合的方式仍极可悲，但对那些苦恼的青年的作用自然不同了。”同①，第49页。这倒从纸面上吹拂起一股人与宿命般的社会习俗相抗争的个性主义的时代气息。盛于情者，必厚于文。钟理和的悲悯情怀令人钦仰，改变后的结局也较积极奋进，为那些正因为同姓婚姻而苦恼的青年人带来了鼓舞和力量。
在作品中，作者还以哀伤的笔调，生动地刻划了饶新华、张永祥、阿喜嫂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在这些可亲可敬的劳动人民身上同样体现了勤劳诚实、心地正直、虽屡遭磨难仍对生活热情不减的优秀品质和顽强的求生意志。他们饱含血泪的生活是日据时期台湾广大农民普遍悲苦命运的集中和概括，这些的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真实感人、发人深思的艺术魅力。
看山的老头儿饶新华“很瘦，牙全掉了，两颊深深地陷下去，一只白鹤腿，但看上去倒是很硬朗”。他十分能干又非常有趣，虽有喝酒的习惯，但心地坦白、安分守己，笠山几次更换主人，他都被雇为巡山人。他对山有丰富的知识，时常半夜三更进山，通过嗅树叶、摸树皮来辨别方向，从不迷路，因此被人称为“山精”。他不怕高山和黑夜，有着非凡的本领，“他那两只手一落水，仿佛就已变成一领鱼网，碰到它的鱼儿，一尾也别想逃跑掉”。他热心勤勉，性格坚忍，心地清白，安分守己，为人善良，对人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在年轻人致平的眼中，“老人里面有一种猜不透的东西，而这就是使他受到较多的尊敬”。张永祥也非常赏识他，说：“你别看他样子可笑，他有一些你猜不透的什么东西。他能够想出和做出别人要想却想不出，要做却做不到的事。对这种人，你必须努力去了解。”他很爱自己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笠山，为山操劳一生。但是，当无情的岁月在他身上刻下残酷的痕迹之后，这位老人终于不得不在自然的威力下屈服。特别是致平和淑华“失踪”、他的二儿子丁全离开农场投奔他哥哥福全之后，“老”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第一，眼睛和耳朵都有些失灵了，因此也就不能常常进山了；第二，酒喝不下去了，只要喝一点点，就醉得支持不住了；第三，人也痴呆了，常常大半天忘记捧起他的酒杯，忘记回答别人的问话；还有，也不喜欢动弹了，随便在哪里一坐便是一整天。”刘少兴离开后，新主人不再用他，他孤苦一人，“像一个叫化子似的倒下来”，惨死在田野里，直到苍蝇乱飞、蛆虫乱爬时才被人发现。饶新华一生的悲剧，是台湾日据时期农工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张永祥也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人物。他是笠山农场的租佃人，原住在新竹州靠近山线的一个小山村，很早就失去家庭，几乎四十年来单独一个人在风尘仆仆的人世间浮沉辗转，自北部漂到南部。他有如旅行者搭乘舟车，在各种事业间扔了这个搭了那个，除了“当刽子手及开窑馆专门在别人身上讨生活”的事情外，几乎什么事都干过，如扛死人、卖朗朗、当脚夫、摆摊子、赶牛车等。张永祥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有时虽显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现实的，比如他觉得一个人只有拿诚意去对人对事，才会有好的结果；但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宿命观，认为一个人做事成败几乎全由命运决定。当他一家人带着希望和梦想来到笠山农场落户后，他把自己的一条心放在农场身上，承租山地，种植咖啡，预备在这里结束他那辛苦困顿漂泊无定的生活。可是农场种的咖啡因受病虫害全部枯死了，他所承担的租地也没有逃脱厄运，希望和理想随着农场的衰落成为泡影，他感到事业完了，只好带领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又挑起简单破烂的全部家当，离开了生活了五年的笠山农场，重新开始了新的漂泊流浪谋生活的旅程。他的出走，标志着笠山农场的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