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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小站上遇到了。这次遭遇的时间其实很短，谢静文和那个外国人坐了下来，大大咧咧点菜，在大家的注视下，叽哩咕噜地和他说着什么。那个外国人很平静地仰着脖子听她说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谢静文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才向我走过来，说你不是老四吗。她好像刚认出我一样，春风满面地说，老四，我没认错人吧。她用英语向旁边的男人介绍，一口气说了半天。谢静文告诉我那外国人是她现在的老公，说她已经是美国一家大学的副教授，然后一阵风一样又突然消失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三章
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
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幸福就是这样，你盼呀盼呀，真到手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是预料不到的，很多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美好。阿妍曾让我是那样入迷，曾让我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我曾经无数遍地幻想过我们的初夜，但是梦想成真，真到新婚之夜，我却有些不知所措。隔着一层薄薄的刨花板墙壁，外面的鼾声清晰可闻。事情就是这么巧，阿妍身上恰好来了女人的那玩意，她为此也觉得十分歉意。闹新房的人很快就走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耽误新婚夫妇的大好时光，临走还在说那些带着暗示的玩笑话。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新婚常常是真正意义的新婚之夜，大家绝对相信我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绝对相信我们还都是生手。
我和阿妍都知道在这日子里不能做那种事。在新婚须知的小手册上，明确无误地写着这么一条。现在，如何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阿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简直就是恶作剧，是老天爷故意在与老四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知所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们除了互相抚摸之外，干不了别的什么，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只能让她握着我的那位小兄弟。阿妍在这方面当然是很无知的，我躺在那胡思乱想，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时候，想不胡思乱想也不行，想不走火入魔也会走火入魔。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忠，想到了与谢静文在烈士陵园供桌上干的那些疯狂事，心里一阵阵内疚和歉意。
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很多事都不懂，阿妍有些害羞，更有些好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小兄弟不肯丢。我们静静地躺在那，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们无能为力，有力气也没地方用，我感到很绝望，很可笑。由于新房与外面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夜深人静，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只能静静地听着外面父亲放肆的呼噜，听着我妹妹或者是我母亲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夜深人静，外面有一点点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那小兄弟像不屈服的战士，无数次地站起来，刚刚要倒下去，又在阿妍的扶持下，突然昂起精神，像纪念碑一样竖起来。
阿妍为我的小兄弟起了个绰号叫“铲刀把”。这是新婚之夜她最精彩的一个发现，她为此很得意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已经见不到这老式的铲刀，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那种老式的木把铲刀已被完全淘汰了。在过去，家家户户炒菜都用这种铲刀，前面的那一块是金属的，后面是一个长长的圆木把子。阿妍把我的小兄弟和圆的木把子联系在了起来。我开玩笑地对阿妍说，“铲刀把”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兄弟没有那么长，却比那玩意要粗许多。
阿妍就笑，说长也好，粗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感觉，是情不自禁产生的那种联想。她指的是男人勃起时的模样，她说她一想到这个比喻，有时候正在做菜，手上握着铲刀把，忍不住就会笑出声来。这一晚上，我很难受，毕竟是毫无作为地挺了一夜。这种感觉并不是很舒服，简直称得上是遭罪。第二天，我感到非常累，非常狼狈，比和谢静文在一起度过的疯狂初夜更疲倦。这显然是一种惩罚，我是罪有应得，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个报应。
我和阿妍的上班时间总是冲突，她下班回来，差不多便是我该去上班的时候。而且休息日也不是同一天，我们都在服务行业工作，是轮休制。我被分配在一家很有名的馆子里学厨师，虽然已经三十岁了，刚开始拜师学徒。那时候，最不称心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尽兴。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那件事，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却永远是偷偷摸摸，因为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是太恶劣。
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房子小就更不好。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五口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大约三十多平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自我懂事起，我母亲，还有我姐姐我妹妹，都当着我的面上马桶。后来我大了，她们就在拐角那里挡一块布，但是常常忘了拉上。在我们家里，永远是阴盛阳衰，永远是女人的气势盛，母亲永远是在埋怨父亲，父亲永远是不吭声。她们大大咧咧地上马桶，坐在马桶上聊天，以此来显示她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母亲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是女中学生，外公是做绸布生意的，在城南开了一个店铺。那时候的女孩子能读完中学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小美人，她看着自己当时的照片，就忍不住要感叹，忍不住要抱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会那么不称心。母亲结婚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段时候，当时，他作为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穿着一身正经八百的军官服，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可惜这好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国民党丢了天下，父亲成了四类分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一切就都改变了。
自小我就与父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床，我与父亲一张床，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个挤一张床。和阿妍结婚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父亲和母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太好，父亲的心思都用在打拳上，母亲一辈子都过得比较压抑。他们不和谐的婚姻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了深深阴影。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行同路人，因为虽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做了五十年夫妻，可他们永远都是分床睡觉。母亲这一生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若有若无，别人谈到夫妻分居的苦处时，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她一生中并没有和父亲的分居过，过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分居生活。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那种事，三个孩子不可能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说的是他们婚姻绝对有很严重的问题，两人的感情异常冷淡，作为子女，我们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说笑。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对父亲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当面喊他“爸爸”，我们都懒得喊他，他也无所谓。我们甚至都不觉得父亲这辈子有什么冤枉，他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帽子终于不复存在，得到了什么平反，他的价值好像又被重新发现了，被一所大学聘去当了武术教练，还评上一个副教授头衔，但是我们全家受母亲的影响，加上
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仍然还是不把他当回事。父亲潦倒时，母亲看不起他，不潦倒了，母亲为了表示自己过去的观点不错，仍然看不起他。
其实，不只是对父亲这样，在我们这个家里，谁对谁都谈不上有起码的尊重。阿妍与我结婚的时候，我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结过一次婚，不久就离了，又住回家来。我这个妹妹脾气特别坏，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阿妍，就喜欢挑衅。每次我急猴猴地想做那件事的时候，阿妍总是低声地在我耳边叮嘱，让我轻一些，不要弄出响声来，以免让外面的我妹妹听见。有一天晚上，我的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第二天一早，我妹妹板着脸，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打架了，声音为什么会那么大。阿妍的脸顿时红了，我装着没听见，这丫头竟然咄咄逼人地又来了一句：
“老四，我问你话？”
“什么事？”
“好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找到做爱的乐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原来一直觉得，与阿妍结婚以后，日子会过得非常甜蜜，可是真结婚了，两个人真在一起了，一切都是与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好。阿妍好像只是把那件事看作妻子应尽的义务，她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满足完事就行了，因此，我常常是白花力气，怎么使劲都没反应，怎么忙都是白忙。我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感觉，阿妍每次只是希望那件事尽快结束，她像个局外人似的躺在那一动不动，只要有一点点异常的声响，就会轻轻地拍我的背，就会捏我的屁股，警告我不要太放肆。
在做那事的时候，阿妍对我的耳语，不是“轻一点”，就是“快一点”。我们之间的不和谐，当然还不仅仅是指这件事。在经济方面，也经常要闹些小不愉快，这当然不是与我，主要是与我母亲。结婚以后，娘家规定阿妍每月必须要拿出二分之一的钱来贴补家用。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拿的仍然是学徒工资，不得厚着脸皮占父母的光。我们吃住在这边家里，不贴饭钱，我母亲因此觉得太吃亏了，她主要是觉得阿妍吃里扒外，这边一分钱不出，却还要贴补娘家。母亲和我妹妹一样，都是不肯省事的女人，肚子里有些什么小疙瘩，非要说出来才痛快，非要吵一架才过瘾。
说老实话，这些矛盾害得我在双方父母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双方大人显然都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人穷志短，人穷了，很多事就一点办法也没有。这要是真说起来，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阿妍娘家虽然不富裕，也不至于穷到那一步，非要已经出嫁的女儿贴补不可，毕竟孩子一个个都长大了，都有了工作，而且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工资也不是太低。阿妍的父母在铁路上工作，都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丈母娘是铁路小学的教师，偏偏对阿妍这个女儿特别苛刻，动不动就把那句“我不能把你白养那么大吧”挂在嘴上。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这个女婿，始终觉得把女儿嫁给我太吃亏了。
我那个丈母娘永远会用两件事来数落阿妍，因为有了这两件事，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让阿妍贴钱。第一件事是她怀阿妍弟弟，快临产的时候，被阿妍吓了一跳。当时阿妍带着两个妹妹在空地上玩，脚底下忽然绊了一下，摔出去很远，丈母娘因此受了惊吓，当天晚上就去医院。她提起这件事就耿耿于怀，认定阿妍从小就算谋害她的用心，丈母娘养了五个女儿，毫不容易才有了这个宝贝儿子，如果因此出了意外，你说这有多严重。另一件事，是最先把阿妍弄回城，当时除了老三阿妍，老四老五都在农村插队，做母亲的，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情况，先考虑了阿妍，仅此一点以足以说明待阿妍不薄，就足以让阿妍回报她一辈子的情。
阿妍从一开始就明白，把自己弄回城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她照顾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的外婆。在几个姐妹中，只有阿妍最能吃苦，最会照顾人，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妍并没有占什么大便宜，然而她却因为自己先回城，对两个妹妹一直抱有内疚。阿妍永远是那种心里惦记着娘家的女人，天生就有牺牲精神，从一结婚，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娘家，她母亲即使不是规定她贴钱，她也会主动这么做。当然，我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她从工资里拿出二分之一来贴补娘家，老四从来就不是那种小鸡肚肠的人，说老实话，我忍受不了的是丈母娘的那种态度，她始终看不起我，不仅看不起我，也顺带看不起阿妍。她因为阿妍嫁的男人最没出息，总是用各种办法来让我难堪，用最不入耳的话来羞辱我。
阿妍最小的那个妹妹结婚，我母亲把别人送我们结婚的两条绸被面拿出来，找了块红纸包上当作贺礼。这事不知道怎么让丈母娘知道了原委，立刻有些不乐意，对阿妍说：
“我跟你说了，那种小市民的家庭，是不能嫁的，哪有这样把东西送过来送过去的。”
如果丈母娘只是在女儿面前抱怨也就罢了，关键是她还要当着我的面，对我喋喋不休：
“老四，这两条绸被面，是算你妈出的份子，还是算你们小两口的。”
阿妍说：“妈，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是谁的还不都一样。”
“阿妍，你这丫头难道是真不明白事，怎么会一样呢？”
在这时候，我只能一声不吭。
阿妍嘀咕了一句：“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什么关系，”丈母娘又说，“反正也没用过，没把用过的拿出来，已经不错了。真要是这么做了，你又能怎么办，小市民就是小市民。”
这些话当然不会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但是她有感觉，是女人都会有那种直觉，她知道我那个丈母娘看不起她，因此在心里也很有意见。她觉得她太嚣张了，说她自己嫁女儿，怎么也没有见到有什么陪嫁。我母亲忿忿不平地说，哼，说起来还是什么知识分子，动不动就像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一样，摆什么阔气，自己该往外拿的时候，却是一毛不拔。我母亲越说越来火，她最受不了别人说她是小市民，为了这句话，她一定要争出个是非来：
“真不知道谁是小市民了，我好歹也是读过书的，要论出身，我比你那个丈母娘不知强多少，你爸爸是不行，说起来是个历史反革命，我哪一点比你丈母娘差了，她凭什么就看不起我，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回城以后会有这些麻烦，做梦也不会想到结婚以后会有这些苦恼。有时候我觉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