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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官僚的「片刻为王」心态
前苏联艺术家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是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彼科拉西克夫的养女，因此她长期居住在克里姆林宫之中，对苏联统治阶层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作为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后来出版了一本小书《克里姆林宫内幕》。
当时，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左邻右舍不是将军就是部长，她冷眼观察到了这些高高在上的苏联神秘阶层的日常生活。二战之后，尽管百废待兴，但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却并没有受到节制。沙图诺夫斯卡娅描写了一位跟她关系密切的部长的家庭生活：部长配有两辆小汽车，两位司机，一辆为部长服务，一辆为其家人使用。部长的月薪是教授的六到七倍，是工程师、医生和熟练工人的二十到二十五倍。同时，部长每月还能得到一个数额相当惊人的「红包」，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部长在郊外拥有漂亮的别墅，还配有一个女厨师、一个女佣人和一个花匠。那么，高薪是否就能实现「养廉」呢？过著如此优越的生活，部长们是否就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沙图诺夫斯卡娅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写道：「同他们夫妇混得更熟了以后，我发现了一些使我深感吃惊的新事，那就是这些人的贪得无厌、麻木不仁和利己主义。」
部长夫人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特权享受，还亲自参与倒卖各种紧俏物资的投机倒把活动。有一次，沙图诺夫斯卡娅忍不住问部长夫人克拉夫季娜说：「你这样搞投机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你什么都有了，何必还干这个呢？」
克拉夫季娜向她解释说：「你不明白我们的处境。你丈夫今天是教授，明天还是教授，你可以放心。而我们我们是‘片刻为王’。今天，我丈夫是部长，我们什么都有。而明天，他到部里去就可能发现，一切都翻了过来。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会从报纸上读到自己不是部长的消息。他什么也不是了。所以，只要还有可能，我就想使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得到保证从过富日子转向过穷日子难啊！」
部长夫人的这番话让沙图诺夫斯卡娅明白了斯大林重用的那些人的真实心态。命运把他们提升得再高，他们也总是为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而备受折磨。他们在灵魂深处总是觉得自己的高升是昙花一现。于是，就产生了「片刻为王」大捞一把的心态。明天怎样，不知道，管它呢！疯狂地捞啊，搂啊，头也不抬，管它良心不良心。这种心态不也是今天中国的大小官僚们的心态吗？
还有一次，部长夫人得意洋洋地向沙图诺夫斯卡娅炫耀他们一家即将到高加索某疗养胜地去疗养。他们将乘坐配备了带有公共客厅的高级火车专列，老百姓称之为「了望车」。由于丈夫还得「坚守工作岗位」，只有夫人带著孩子以及「炊事员、警卫员、保姆」等一系列工作人员出发。沙图诺夫斯卡娅忍不住又质问道：「难道你为了自己、孩子们和保姆而乘坐重型了望车飞驶全国，不问心有愧吗？你知道，现在还有几千人带著孩子昼夜辗转反侧地躺在火车站里等机会回家。你知道，把你的了望车挂到列车上，就要甩掉一到两节普通车厢，这就是说，还要有好几百疲惫不堪的人上不了火车。难道你就不能克制一下自己，改乘软席包厢吗？」克拉夫季娜微微一笑说：「那怎么行？你知道，我们是‘片刻为王’。今天，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片刻为王」是俄罗斯人的一句有名的谚语，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一小时的哈里发」。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除了「老大哥」之外，元帅、书记和部长们都是「一个小时的哈里发」。他们如果失去自己的职位，确实立即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从高层到底层，人们都像生活在世界末日，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高级官员尤其是领袖们只能维持权力到死亡，他们不可能像美国总统一样，卸任之后悠哉游哉地去做一名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僚已经蜕化到除了当官什么都不会的地步。因此，他们一方面把权力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另一方面则抓紧一切机会捞取每一点好处。用中国官场的话来说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沙图诺夫斯卡娅笔下的前苏联跟今天的中国十分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中国官场的贪污腐败，比起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苏联官场来，不知突飞猛进了多少倍。近年来遭到查处的几名省部级高干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贵州省前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贪污受贿数额都高达数千万之巨。这大约是前苏联的高干们望尘莫及的吧。中共在其他方面比不上苏共，无法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的地位，在腐败方面倒是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独占鳌头」。
今日之中国大陆，官僚阶层普遍是「片刻为王」的心态。也就是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官则疯狂敛财一天。大概没有一个中共官员相信他们还能建设成功「共产主义制度」，那只是中国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时候的「宣誓」而已。已经被处死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就在电话中赤裸裸地告诉在美国的儿子说：「赶紧帮我们打好前站，一旦这边不行了，我们就到美国来继续享福！」这句话为胡引来了杀身之祸，但它确实是中国官僚们最真实不过的「心声」。《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如何监督省委书记》的文章，却还是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近日中央组织部派出所谓的「督察组」到各地巡视，企图给地方诸侯施加压力，抑制越来越猖獗的腐败现象，但结果显然是无功而返。这种派出「钦差大臣」到地方上走上一趟的方式，古代的皇帝们早就用过了。不过是骗骗老百姓而已，皇帝自己也不相信就真有作用。今天，聪明的中共领袖们又祭出了这个「翻天印」，不过是让老百姓笑话笑话而已。不结束一党专制，不实现「还权于民」，官僚们将个个都是「片刻为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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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
余杰：“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在戊戌诸先贤中，谭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仅在于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实践，亦在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锋利性，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谭嗣同之《仁学》：“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有人用“激进”一词来概括谭嗣同在《仁学》及其诗文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倾向。有意思的是，如今“激进”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贬义的评价，某些故作中庸者动辄批评“激进派”在历史转型时刻“坏事”，却罔顾那些所谓的“激进者”所处的历史情境。以谭嗣同所处之清末而论，乃如刘鹗所云“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作为 “铁屋子”中的先知先觉者，谭嗣同非得“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可。因此，与其说谭嗣同的思想“激进”，不如用他自己的话来界定——他是在“冲决网罗”。面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重重网罗，谭嗣同曾立誓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辞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因此，钱穆认为：“《仁学》宗旨，在于冲决网罗。” 殷海光也如此评说谭嗣同之生命与学：“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词意之间充满悲怆凄厉的气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他的壮烈事迹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摄入注意。自谭嗣同以来，烈士们是拿热血论证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与英国近代史不同的基本原因之一。谭嗣同最富于激动力的思想是他的‘冲决网罗’主义。” 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乃是思想先驱所必备之素质。
在谭嗣同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是对他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其批判资源，有来自于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亦即以传统之精华反对传统之糟粕也）。张灏认为，谭嗣同与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同样攻击礼教，但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却彼此很不相同，“谭嗣同虽然批判三纲，却并不完全否定传统，他深知在儒家的礼教之外，儒家的其他思想，以及儒家以外的传统思想尚有许多精神价值值得发掘和肯定。” 如谭氏在论及王夫之和黄宗羲时指出：“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议。” 可见他对王、黄之学相当推崇。钱穆在论及谭嗣同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时，将其与戴震、吕留良、黄宗羲多位思想家对照：“此较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此则自君臣而及于种族之见，大体似吕晚村，而愤激亦过之。以当时情势者，非革命排满，无以变法，复生见之甚透，论之甚切。”、 “虽语有过激，而忧深思远，上媲梨洲《明夷待访录》，无愧色矣。” 谭氏还从宗教层面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进行深切反思，他个人虽无明确的宗教信仰，但在《仁学》中多次张扬佛教、原始孔教及基督教之价值，以之为救世良药。
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之中。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 “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于是，“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便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至今，此种传统仍笼罩在中国人头上，谭嗣同的批判仍具鲜活之生命力。此为谭氏之幸运，抑或不幸？
（一）政治传统：“秦制”的核心是君权之神圣化
邹容在《革命军》中摘抄了《仁学》中攻击君主专制的不少词句，并题诗于谭嗣同遗像上：“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陈天华亦对谭嗣同推崇备至，在其所作《猛回头》之中称赞谭嗣同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在日本留学的蔡锷一直敬重谭嗣同的为人，写诗悼念谭嗣同、唐才常此“浏阳二杰”曰：“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革命派辑录的反清革命文集《皇帝魂》一书，更把《仁学》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论述辑入，赫然以《君祸》二字为题。孙中山亦将谭嗣同视为“革命同志”，赞扬《仁学》一书对“提倡排满及改造中国甚力”。由此可见，谭嗣同之“非君”思想影响后人至深。此前亦有少数思想家对君权提出质疑，如庄子、司马迁、嵇康、李贽、王夫之、黄宗羲、唐甄、龚自珍诸子。但是，他们的思想大都限于“民贵君轻”之陈说，难以突破“载舟覆舟” 之思路，并且缺乏破除君权之“神光圈”的致命一击。此致命一击，在谭嗣同处方得以出现。
回顾中国历史之渊源，谭氏认为，在先民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度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举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如谭氏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 秦朝虽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其将帝制传之万世的理想——此后的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欣赏嬴政之为人，却纷纷效法秦始皇的统治方式。
后世对嬴政品格的否定与对秦始皇统治方式的承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后世之士大夫对嬴政多有尖锐批评，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余英时亦曾举例谈及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会稽独祀秦始皇，因其生前曾到此祭祀大禹，并在会稽山上留下石刻文字。对此细节，余英时分析说：“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 嬴政死，秦朝灭，但秦制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强化，“尽管秦短命而亡，这个王朝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建立了为后世各代取法的政治体制结构。汉朝的开国皇帝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秦朝的典章制度，其法典基本上是法家氏的。因而，尽管法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已经失去其显赫的地位，但是它并未被逐出角斗场”。尽管秦朝迅速灭亡的事实已说明嬴政乃是“无德之君”，历代统治者也常常装模作样地表态要从秦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但实际上他们大都亦步亦趋地以秦为师，因为只有以秦为师方能实现君权的最大化，“中国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尽管在许多方面从理论上服膺儒家的学说，然而却倾向于实行独裁统治，采纳法家‘人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服务’的观点。” 于是，秦政成为两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统治模式，用谭嗣同的说法就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统治术的秘诀，即君权之神圣化。这一“大盗”成“圣人”的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时代的君王，与“天”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有的部落有专司祭天的祭师，有的部落则由君王兼行祭师之责。到了秦始皇这里，他运用法术与仪式将君王与“天”的关系固定下来，自取“黄帝”之名，易之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有学者分析说，秦始皇对一般的神不那么敬重，他曾多次与神交战，如湘君、海神等，但对“天”还是尊崇的。嬴政自称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些称号综合在一起，表现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便是：功盖古今，恩赐天下。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先秦以来，“天下”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概念。天子据有天下，也就意味着王权超越了空间。同时，嬴政还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妄想通过子孙后代将专制权力永远延伸下去，从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由此观之，“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把这种权力观付诸实践的最有力的帝王之一。” 此种权力观经过暴力的彰显与文化的渗透，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传统中国的百姓认为，管理者之所以能拥有行政权力，是因为他（们）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神的意志。如《尚书·洪范》所云，王道皇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当，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以尽善尽美的形象出现。《诗》反映的西周时代的王是这样，琅邪刻石歌颂的秦始皇是这样，汉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这样。古代的中国人习惯于对活着的帝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习惯于批评帝王的任何缺点。这是几千年的高压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经过秦始皇的阐释，规定了以下三种不可质疑的价值：皇权来自于神授，皇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皇权也是完美无缺的。对此，谭嗣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