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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遗弃的芥子毒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国平民受伤，一人死亡。对此事件，日本政府处理滞后，日本媒体表现冷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谴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八·四”毒气泄漏事件对中国青年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的中国青年关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中国青年由此对日印象变坏，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的中国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谓的“慰问金”。
受调查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慰问金’总让我想起‘嗟来之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清除遗弃在我国的所有武器。”
“对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难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贸易热、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零零二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九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两国也频频发生贸易争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行两百天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
中日关系时刻触动着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会被放大。影星赵薇身穿日本海军军旗图案时装事件，湖南广播电台有听众冒充日本人发表辱华言论事件，丰田“霸道”越野车广告事件，均引发了轩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并采用日方的先进技术。这一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民间人士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百万签名反对的活动。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纪念日，数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体买春，激起了中国民间的愤怒声讨；十月二十九日，因为日本留学生在联欢会上表演下流节目，引发了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正是因为历史出现了断裂和扭曲，中日两国很难像法德等多次交战的欧洲国家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为日本在现实中的种种恶劣行径，使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前提。“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邻。然而，二战结束之
后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的一般国民之间，依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感觉。尽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了二十多年，但两国之间依然处于一种微妙的“后冷战状态”，两国之间的“携手共进”依旧遥遥无期。
中日两个在实质上互不信任的国家，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关系，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民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零零二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提出在中日关系上淡化历史、展望未来的观点。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导报》二零零二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之一。
但是，日本方对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日方拒绝和谈，而以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日方大幅削减对华贷款，以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宽恕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没有赢得日本的认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向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统一运用研究》的报告，建议整合海陆空的军事力量，将自卫队改为正规军。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议员西村正悟鼓吹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拥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宣布，日本将修改《防卫大纲计划》，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卫厅最重要的智囊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二零零四年版的《东亚战略概观》，认为日本主动攻击敌国的导弹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现实中玩火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在那场把人类推到毁灭边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之后，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
日本曾经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创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国神社，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国家神社，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举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社成为民间的、独立的宗教组织，但它依然被多数日本国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点修建特定的建筑来纪念先烈和英雄，是这个民族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举措。在法国的先贤祠和美国的威林顿国家公墓，前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感受到伟人和战士们宝贵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态。这些纪念地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中，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这里，绿树成荫，鸽子飞舞，一派和平安详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当年侵略亚洲各国的日本军队的番号。大门两侧纪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别展示着日军在黄海、满洲、天津、长城等地的赫赫战功。
战犯与英雄共舞，恶徒与烈士齐飞。在这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千多名战犯的灵位。这些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与“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的进步作出过各种贡献的先辈们一起享受后人的祭拜。
这幅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图景，就好像在德国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们的骨灰一样荒诞离奇。在许多日本人的思维里，“死者无罪”的观念与“侵略有理”的逻辑遥相呼应。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相对主义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然而，靖国神社的怪异还远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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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能否领导国民党脱胎换骨？
如果从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算起，中国国民党迄今已有整整百年的历史。2005年7月16日，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其党史上的头一遭：由国民党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党主席。选前舆论和民调声称“旗鼓相当”的“王马对决”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场：马英九以超过七成的选票当选新一任的党主席。马英九的当选，象征着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在党内民主化上迈出了相当关键的一步，为马英九投身2008年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也将对台湾的政治版图以及两岸的前景产生巨大的冲击。
（博讯 boxun）
从中国国民党一诞生起，就具有中国民间秘密会党的雏形，这一特征压倒了其作为现代政党的一面。民国肇始，由于宋教仁、黄兴等领导人清晰的民主理念和高贵的个人品质，使得国民党有了现代转型的可能。但是，由于两人的英年早逝，孙中山成为惟一的领袖，他身上独裁专制的一面急剧膨胀。由于失去英美的支持，孙中山转而效法苏俄，致力于建立一套列宁式的党国一体化、党军一体化的制度。仅以宣传而言，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指出，孙中山有效地控制着国民党的宣传器官，成为其“首席监督者”：“从1923年冬和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直到次年3月逝世，他不仅绕过了宣传部，而且将管理党务的整个委员制体系，变成实施其个人权威的‘次等行政工具’。”孙中山虽然未在党内实施血腥的清洗，但家长制的风格却深刻地影响了国民党此后的历史。在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党魁之后，甚至一度产生了将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法西斯化的想法与努力，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的限制而未能如愿。蒋介石显然是一名令人畏惧而难以让人爱戴的独裁者，他的所有职务“总统”、“委员长”、“党主席”、“军委主席”等都未曾经过选举，而是“君权自授”。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不仅未启动民主化改革，反倒在深谙苏俄体制的蒋经国的主持下，再度强化苏联模式的专制制度，使台湾陷入了近三十年的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主政台湾期间，尽管默许台湾已经初具规模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并在经济上取得惊人的成就，但由于在党内外实行个人独裁、警察治国，逐渐丧失了民心。我在台湾自由先驱雷震的传记中读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晚上，雷震在囚室中听到外边人声鼎沸，一群群人聚集起来拍手欢呼，欣喜若狂的样子。雷震便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是不是有人得了“爱国奖券”。结果，人们争先恐后地告诉他，党外人士高玉树当选了台北市长，“狗民党”的周百炼落选了！雷震二十岁就加入国民党，前后共三十七年，直到被注销党籍乃至被下狱，此时的场景让他感慨万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国民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竟是一畜类东西……今日这个局面，真是古人所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雷震未能看到解严后台湾民主进程的迅速推进，以及在政党轮替中国民党两度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的惨状。但是，他那先知般感慨成为国民党未来命运的一个最佳注脚。
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国民党再度落败。此结果固然有陈水扁遭遇枪击事件的影响，但其根子里的原因是国民党自身未能完成民主化改革。换言之，国民党党内的民主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台湾整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更不用说与朝气蓬勃的民进党相比了——马英九与陈水扁同年，陈在民进党内已经是元老了，而马英九在国民党内还是一个处处向大佬陪笑脸的“小媳妇”。“连战连败”的连战迟迟不肯退位，也不承担选举失败的责任，成为台湾政坛的一个笑柄。这样一个腐朽、衰败、保守且背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政党，不会受到选举人尤其是年轻族群的厚爱。延至2005年，等到连战访问大陆、向中共献媚归来，病入膏肓的国民党终于被迫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两位新生代强人中进行党主席的直接选举。此决定虽然姗姗来迟，却有可能让国民党枯木逢春、脱胎换骨。国民党基层党员投票相当踊跃，选举形势相当热烈，岛内外舆论给予热切关注，这都说明此一制度变迁意义重大。
此次选举，马英九的胜出显示了国民党体制和台湾选举文化的某些可喜变化：第一，因出生于香港而在“省籍”上备受攻击的马英九，这次却能在一向比较强调省籍的台南获得高票。这一事实表明经过十多年的民主训练和熏陶之后，省籍情结和民粹主义已呈现淡化之势。第二，党内外的前辈，如即将卸任的党主席连战、国民党元老李焕、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人均表示支持王金平，相比之下马英九在高层显得“孤掌难鸣”，他却最终获得选举的胜利。这一事实则表明原有的“老人政治”和 “黑箱操作”已经式微，普通党员手中的选票才是赢得选举的关键。第三，马英九在金钱和组织系统方面大大弱于对手，却能凭借自身先进的理念、清廉的形象和年龄的优势获胜，这表明台湾民主化初期的“黑金政治”正在往良性方向转变，政治不一定非得是“肮脏的勾当”，在诸多不可爱的政治人物中未尝不会出现像马英九这样可爱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当选之后的马英九，究竟能对国民党的改革和台湾政治的走向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摆在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面前的，不是一副轻易就能获胜的棋盘，也不是一片可以大刀阔斧施行手术的宽阔空间。首先，马英九整合国民党将遭遇巨大困难。国民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积习难返，庸人连战居然不经选举而担任“名誉主席”。为维持国民党的团结，马英九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却不得不频频“道歉”，以过于谦卑的姿态向党内大佬和王金平示好。国民党党内已经形成一个牢固的既得利益群体，任何一个集团内的既得利益群体都是改革的阻力和障碍。这也正是为什么国民党元老和高层大多支持王金平而反对马英九的深层原因。王的政治纲领是“不分清浊，兼收并蓄”，其实是偏向于作为“浊流”的既得利益群体；而担任过法务部长的马英九一贯提倡廉政，也强调党内的年轻化，自然不会为那些习惯了“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所欣赏。这部分人仍执掌党内大权，一旦马英九启动党内改革，他们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来阻挠之。其次，王马关系颇难处理。王马之间深具“瑜亮情结”，虽然马声称“王马共治，其利断金”，但王丝毫不领情，迅速拒绝马英九邀请其担任第一副主席的好意，声言一生都跟着连战主席走。身为议长的王金平领导着立法院内的国民党立委团队，马英九想要对这一团队发挥影响颇为困难。下一步王马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影响到马英九在党内究竟是强势主席还是弱势主席。第三，马英九还得处理与亲民党的关系，虽然亲民党已呈现颓势，但宋楚瑜仍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宋此次明确支持王，显然排斥马。选后两者能否找到利益契合点，整合力量共同应对民进党的压力，亦值得特别关注。
目前，国民党是台湾立法院的多数党和第一大在野党。国民党统治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虽然在近十年里陷入低潮，但其潜力仍不可低估。获得了领军国民党的虎符，马英九也就自然而然得拥有了问鼎总统的资格，更何况他是国民党内惟一与陈水扁在选举中正面对决并获得胜利的人物（台北市市长选举）。在下一届台湾大选中，民进党方面的谢长廷和苏贞昌都将是马英九的劲敌。谢长廷是民进党的元老，虽然长期受陈水扁的排挤，但其才干和名望都不在陈水扁之下，其主政南台湾重镇高雄亦有非凡政绩，可以同主政台北市的马英九相媲美；而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长期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是陈水扁的核心幕僚，对高层政治运作洞若观火，亦不可等闲视之。马英九要战胜民进党的这两名大将，不仅要在台北市长的任内兢兢业业、更上层楼，更要在党内外整合泛蓝资源。可以说，每一个环节无比艰难，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半点差错，小马哥能否乘风破浪、知难而上呢？
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不仅是台湾岛内的政治事件，而且对两岸关系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政治动态都将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在近七、八十年的历史中，国民党与共产党一直是“难兄难弟”，两者都曾向苏俄取经，建立列宁式的高度独裁的党政军一体的政治制度。由于“两千年皆秦制”的传统所造成的“优败劣胜”的机制，使得“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国民党败给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共产党。但是，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毕竟有如下不可抹杀的成就：它领导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参与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在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以及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国民党政权又在台湾开放报禁和党禁，至少是半自愿地促使台湾由威权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此一功绩值得史家大书特书。而此次党首直接选举的成功实施，再次彰显了国民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决心和勇气。而在彼岸的大陆，不经选举而以暴力执政的中共，不仅仍然拒绝在全社会实行民主制度，甚至连党内微小的民主改革（如县、乡两级基层党委书记的选举等）也不允许。两相对比，大陆民众乃至中共党员，都清楚地看到了此时此刻国共两党之间的巨大差异，也看到了中共僵化顽固、无药可救的现实。这就是马英九的当选带给大陆社会的最为直接的冲击波——为了避免这种冲击波，在中共宣传部的指示下，大陆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尽量轻描淡写之。
另一方面，大陆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撰文分析马英九的当选，却过于乐观地评估说：马英九一旦成为中华民国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