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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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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拒绝暴力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自然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一个抹不去的血腥的污点——他曾经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一个“纯洁的天使”，经过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许的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上百条的人命。这个数字放在斯大林时代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毕竟是戈氏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
戈氏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的铁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戈氏特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这是他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六年之久后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他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预言在目前许多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都被验证了。显然，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戈氏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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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局
在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奇怪现象：许多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居然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非开放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专制统治者们对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自由天性充满着警惕和恐惧。
在赫鲁晓夫时代，短暂的“解冻”是由于领袖本人对爱伦堡、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的“网开一面”。政治局会议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权的传统，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和改变。赫鲁晓夫对某些作家比较宽容，而对另一些作家却如同斯大林那样专横。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却蛮横地以自己的喜好为全国人民的喜好，从而深深地伤害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直到下台之后，他才对此有了深切的反省。而当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所有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了封杀和冷冻，大师们更是遭受到诸多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
这些顽劣的官僚们不知道：他们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仅无损于文学艺术家们的伟大，反而使得他们在民众心目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权因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倒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苏联的统治者们居然比沙皇还要愚昧。长期以来，苏联的文化宣传官员们做的居然是替作家艺术家们做广告的作用——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们就会疯狂地阅读和传颂。
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之后，他是延续这种传统，还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变革的可能呢？这时，他收到了作家阿·雷巴科夫寄来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家希望获得总书记的帮助，让搁置多时的作品早日得到公开出版。戈尔巴乔夫读完了这本书，“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氛围”。戈氏认为，此书的可以充当“问路石”的角色，于是便批准了该书的出版。果然，《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出版之后，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并从中解读出总书记坚决不走回头路、一心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意向。
戈氏不断收到作家的手稿，还被邀请去观摩新摄制的电影。他发现了作家艺术家们身上自由不羁的才华，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倡导宽松、多元的创作环境。他在阅读那些所谓“出格”的作品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读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品尝、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氏决心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部礼堂公映的时候，主管宣传的“理论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该片是否公映。戈氏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决定。
这一小小的“放权”，却解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作家艺术家们身上的沉重束缚。戈氏本人欣喜地看到了冰层化解的经过：“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莫维奇、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他的孙儿孙女们能够享受到“公开性”所到来的好处了：比起爷爷奶奶们来，他们能够阅读到不同的文学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思想方式。
对文学的干涉涸对学术的压制，带来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社会结构的致命弱点：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了思想活力与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的。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在一个传统牢固的国家，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对此，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好几次，强大的保守势力都差点就胁迫戈氏走回头路了，但戈氏都在最后一刻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既然他本人对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有着切身的体验，那么他怎么会愿意自己的枕边只有一本虚假的领袖著作呢？戈氏痛切地知道，不扩大创作和思想的自由，苏联社会就不可能内在地产生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禁区被突破了，报刊上出现了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党的各级官员乃至于戈氏本人的批评。但是，即使在自己遭到卑鄙的辱骂的时候，戈氏也没有想过要中止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从此以后，文学就脱离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湾。
俄罗斯文学复兴的希望，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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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头子
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的吴国桢，是国民党高层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改革思想的人物之一。由于他试图在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最后不见容于蒋氏父子，被迫远走美国。他在口述回忆录谈到一次与蒋介石的单独会谈：当时，蒋介石待他相当亲密，突然问他：“你同经国合作得好吗？”吴国桢回答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如果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先生，我不会让经国当特务头头，因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人们只会怕他，而不会爱他，尊敬他。如果能让他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那么我可以保证，大家都会同他充分合作。”这时，蒋走到壁炉边，揉着头说：“今天我很忙，以后再谈吧。”
吴国桢一介书生，思想天真。他哪里知道，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治机构就是权力的命脉，岂能轻轻放开？对于威权主义领袖来说，让人民“怕他”比“爱他、尊敬他”更重要。那时，蒋介石还希望吴国桢能够为自己所用，所以没有直接拒绝他的建议，仅仅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吴国桢力图用欧美的宪政理念来约束无法无天的特务们，而刚刚败退台湾之后的蒋氏父子却正需要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构来控制民众。于是，价值理念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后来，吴国桢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蒋经国“位不高而权重”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操控了情治机关和军权：“蒋介石改组了国防部内的总政治部，并由蒋经国领导。该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部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官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为司令官。”而吴国桢本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省长”和“保安司令”，却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动。没有他签发的命令，特务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四处抓人。
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经国就开始领导三青团，组建独立的特务系统。由于他的权力的延伸打破了国民党政权中原有的中统和军统对峙的平衡格局，导致中统和军统一致对他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嫉妒。迁台以后，蒋经国更是趁乱将所有的特务系统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当时，情治机构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倾轧。吴国桢透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有一次，一名特务为了打击另一个特务派系，悄悄地告诉吴国桢说：“你知道吗，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都被特务收买了。”后来，特务还企图制造车祸消灭处处与他们作对的吴国桢，吴认为蒋经国是幕后的主使者。
长期担任情治机关的首脑，确实如吴国桢所说，给蒋经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实力顺利接班，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长达十余年之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务治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指出，“彻底摧毁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的一个突发事件，则是一九八四年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刘宜良）曾经是“党内同志”，后来却反戈一击，在美国以砖头一样厚重的传记作品痛诋蒋氏父子。“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曾专门请江南吃饭，以重金贿赂要求他停止攻击领袖。江南收下钱之后依然痛骂蒋家，形容蒋经国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并开始写作蒋经国的两名政敌吴国桢和孙立人的传记，在两部传记中蒋经国都是以彻头彻尾的“恶棍”的形象出现。
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关系密切的蒋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将暗杀任务分派给长期受其支持的竹联帮首脑陈启礼。三名竹联帮杀手在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库将“叛徒”枪杀。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大哗。美国警方侦听到陈启礼向台湾情报首脑“报功”的电话，台湾方面再也无法抵赖。蒋经国极度震怒，命令“一查到底”。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纪的自由派人士也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陶涵评论说：“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国民党的初衷。”当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一向主张传统道德的国民党政权顿时名誉扫地——黑社会向政权的侵蚀，在公众心目中无疑是最不道德、也最腐败的表现。经过这一事件，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终于意识到特务机关之不可恃，他一反过去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而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蒋经国还对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自己创造出的这样一个怪物充满了无力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命案大大改变了蒋经国的思维方式，也加大了台湾变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正如陶涵所论：“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此后，长期受到压制的改革派声势渐长，而保守派则江河日下、“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江南以自己的生命、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台湾民主转型启动的加速，这大概是他生前所没有料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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