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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
而此时的林彪夫妇在做什么呢？
他们搜罗“材料”，制造假证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止，而且加快了，加重了。
在上海会议前夕，他们对吴法宪诱压兼施，使他向林彪靠拢，然后，就利用他来着手“收集”罗瑞卿材料。吴法宪在12 月下旬，数次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软磨硬泡，想从她口里掏出叶群会上所陈述的“四条”的实证—
—刘亚楼的“遗言”，翟云英不上他的当，于是，吴法宪便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如下材料：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 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
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材料给翟云英，要她签字，翟云英看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便又磨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也不知其所指，便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但却因内容空洞，没有受到林彪夫妇的赞许。于是，吴法宪便做假证，写成给林彪的“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 年9 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 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 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 月23 日晚赶至上海， 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
“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
“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 年12 月25 日
这里抄录刘亚楼给罗瑞卿的复信，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看看罗瑞卿给刘的信中的大致内容：
总长：
4 月13 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么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刘亚楼
4 月15 日
真是墨写的谎言，挡不住铁的事实！林彪夫妇以“死无对证”捏造材料之行径，昭然若揭矣！
可是，他们在上海会议后，仍然大行其道，并且越来越集中而明确。揭发材料越搜集越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于是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64 年12 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即罗瑞卿于1965 年1 月9 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 年1 月23 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 年4 月3 日在四十二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
1。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苦心经营、广泛搜罗的基础上，林彪夫妇终于“总攻”了。在1965年12 月28 日至1966 年1 月18 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们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并且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的要求。真可谓“苦心孤诣”，“兵不血刃”了。
3 月4 日下午，京西会议①召开了。
1966 年3 月4 日至17 日，京西宾馆会议在北京召开。
快过春节时，罗瑞卿一家搬回了原来的家中。关于此前、此后一段时间罗瑞卿的境况，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回忆中写道：
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① 3 月4 日上午，在邓小平支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 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 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 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 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 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7 人小组主持会 议。3 月4 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 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 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 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 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参见《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 307 页。
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交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 月份的会议来了。
3 月3 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 月4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猫踢了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最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我。还讲没有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大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觉得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
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三十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
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那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事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着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京西会议”一改上海会议背靠背的做法，林彪及其被唆使的人展开了对罗瑞卿“面对面”的“揭发与批判”。为了改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的看法，他们罗织了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罪名，列举的罪证则是罗瑞卿在去年修改付彪起草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时，反对其“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会议的气氛更趋紧张，人们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了。罗瑞卿在会上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连续作了两次检讨，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严格。可是结果却招来更加激烈的批判。3 月12 日，吴法宪在会上发言，他扬着那张胖脸，指着罗瑞卿的鼻子， 那神情充满幸灾乐祸，气势汹汹。这次会上，罗瑞卿被勒令再作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6 年3 月18 日。北京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罗瑞卿家中。 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211—213 页。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天色灰蒙蒙的。
早饭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上学去了。罗瑞卿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把检讨书折好放进衣兜里，准备去开会。这时，电话铃响了。
罗瑞卿急步走向电话，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平静的声曰：
“罗瑞卿同志，今天的会不开了，。。”
听到这里，罗瑞卿的心倏然收紧，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颓然坐在椅子上，手里紧紧攥着话筒。。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乏，四个月来的沉重压力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他感到了一直支持着他的最后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了。这个会，他怕开，可更怕不开啊，因为开会还可以接受批判，还可以有所申诉，不开会就意味着什么呢？人家又要搞什么名堂呢？一种无奈的情绪，一种绝望的情绪渐渐在他的心里滋生起来、强烈起来。他开始理解前一段时间他要求见林彪谈问题时，周总理说过的那句话了：“你太天真了，你太天真了！”。。
这时，郝治平轻轻地走进办公室，问他：
“瑞卿，还不去吗？”
罗瑞卿此时反而平静下来，他轻轻地将话筒搁在电话机上，扭过头来对夫人说：
“接到通知，今天的会不开了。。”
郝治平走过来，扶着丈夫坐下。此时罗瑞卿已完全恢复了平静，拉着妻子的手，听她说话。
“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我也是这个样子。”
罗瑞卿用力地握握妻子的手，沉静地点点头。
“不开就不开吧，我这里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你看看，也可解解闷。。”
“你觉得好看，你就去看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坐一坐。”
郝治平理解地点点头，出去了。
罗瑞卿望着妻子的背影，心里一阵凄然。他迅速拉开抽屉，拿出纸和笔，伏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写完了，罗瑞卿把纸条放进抽屉里，走到隔壁房间，推开门，深情地望望妻子，对正在翻书的妻子说：
“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等郝治平闻声抬起头来时，罗瑞卿已带上了门。他走回自己的卧室，轻轻地挂上门，脱下穿着的出行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洗净的睡衣，然后，向顶楼走去。
天色依然是灰濛濛的，整幢房子静悄悄的。
罗瑞卿走进了这间平素少有人来的阴沉沉的储藏室，推开了通向顶楼平台的小窗户，屈着他那为革命工作承担了无数繁重负担的、已出花甲之期的身躯，钻了出去。。
当听到有人喊叫时，郝治平才知道大事不好。她抛下书本，急步下楼。
当她来到院子里时，救护车已经开进来了。
大家把罗瑞卿抬上了车，向北京医院开去。在车上，罗瑞卿一直昏迷不醒。郝治平把丈夫的头放在自己的怀里，小心地扶着，她淌着眼泪，五内俱焚。。
终于到医院了。人们把罗瑞卿抬上三楼的急救室。郝治平抹着眼泪，跟着人们往上走，喊着：“大家轻点、轻点。。”
这时，汪东兴走过来了，他叫住郝治平说：
“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条，对罗瑞卿同志也适用，你可以转告他。”
郝治平听着，点着头，欲急步上楼。
汪东兴又说：
“你早点回家，我有事找你谈。”
“嗯。”
郝治平答应一声，就赶紧往上走去。
当天，罗瑞卿苏醒了过来。当郝治平把汪东兴的话告诉他时，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此后，罗瑞卿在医院里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中，中国政治局面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而罗瑞卿的政治处境也越来越恶劣了。从3 月22 日起，京西会议增加了五十三人，方式又改为面对面。
4 月8 日会议结束，并于4 月底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5 月16 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同时，向全党批转了上述报告，说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是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5 月4 日至2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罗瑞卿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其间，5 月18 日，林彪在会上作了耸人听闻的关于政变的讲话后，彭、罗、陆、杨便被升级为“反党集团”。
5 月28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31 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