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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问题成堆，邓小平在1975 年7 月14 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况仍未改变。他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拔乱反正的工作。他经常指示《解放军报》要注意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大力支持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一次，他在批阅一分文件时，看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派”和“震派”人物的问题，便对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军报应该写文章揭露这三种人。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1978 年4 月中旬。罗瑞卿和徐向前正在徐州听取总参和南京、济南军区的工作汇报，在北京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匆匆赶来，向罗瑞卿汇报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杨勇告诉罗瑞卿，4 月12 日，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海军工作时，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而海军这位主要负责人未向总参和军委报告，即着手组织，准备调动海军两个舰队的各种舰艇、飞机参加海军大演习。
杨勇叙述完事情内容，说：“我感到事关重大，特地来向你汇报，看看怎么处理此事。”
罗瑞卿听着杨勇的汇报，先是震惊，继而沉思起来，等杨勇讲完后，他坐直身子，把两手撑在双膝上，沉稳地说：“此事不妥。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我们把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中一看，就分明了。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整顿，拔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非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候搞这样的大规模动作，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不安，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现在，这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回北京再说吧。”
4 月17 日，罗瑞卿在三○一医院试用假腿时接见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
杨国宇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罗瑞卿：“12 日我将此事向萧劲光同志报告过了，他指示我说：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罗瑞卿听完杨国宇的报告后，严肃地说：
“你们是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既然12 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杨国宇诚恳地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委。
罗瑞卿沉吟片刻，说：
“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且讲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邓小平同意他的意见，并要他向华国锋同志请示。罗瑞卿给华国锋打电话、表明了自己不同意海军演习的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陈述了利害所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一件可能酿成严重政治影响的事情被制止了。
1979 年7 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谈及此事时说： “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停止。”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5 月10 日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过，是由《光明日报》供稿，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的。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出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5 月，正是草木欣欣向荣的时节。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两年徘徊局面中的逐渐成长起来的勃勃生机，这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必然？
罗瑞卿在两个月前，就以自己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重要的新生事物的幼芽。3 月26 日，他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读到了《标准只有一个》的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他立即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军报要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光明日报》文章出来后，受到“凡是派”的非难。但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了。罗瑞卿以他的深刻、丰富的理论和政治修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让秘书把《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社长姚远方请到他在西山的住所，一见面就对他们说：
“有一个争论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赞成这个讨论。”
说着，他又拿出5 月11 日的《光明日报》，指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认真地说：
“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我们军报要注意研究宣传，要坚持这个方向，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
可是，此时的党内争论还在继续。在6 月2 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也对党内一些非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然而，6 月15 日， 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仍然对《光明日报》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它“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对毛主席。
罗瑞卿密切注视着这场争论。
不久，应《解放军报》之约，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是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的。
当报社负责人将样稿呈送给罗瑞卿时，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以便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接着，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亲自查阅资料，对文章字斟句酌，先后进行了三次审阅修改。
其间，他还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六次电话。在华楠出访罗马尼亚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
6 月24 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准备。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深入。从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 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罗瑞卿虽然没有看到这场讨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但他在支持、参加、领导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科学精神、政治勇气，为他的生命之旅，增添了令后人永记不忘的光辉的一笔。
1978 年7 月15 日清早。首都机场专机停机坪。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晴空万里，只在遥远的天边飘拂着几缕轻纱似的① 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l994 年版，第2 卷第114 页。
白云。夏日清早的清风拂过宽阔的机场。波音707 主机2408、副机2400 静静地昂首停在机坪上，机长带领着机组人员在有条不紊地做最后的检查、准备工作。
8 时许，罗瑞卿坐在轮椅上，在夫人郝治平、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随行人员、医疗小组的簇拥下，向飞机走来。在飞机扶梯前等候的机长向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飞机预定在9 点起飞。罗瑞卿就利用这段时间同家人和送行的人们说话。他今天的兴致很高，精神焕发，这使周围的人都受到了感染，说话间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特别是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坐在罗瑞卿的膝盖上，摸摸外公的脸，拉拉爷爷的手，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9 点钟快到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飞机，罗瑞卿摇摇头，说：“我要等王胡子来”。
“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他。
“王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匆匆赶来了。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面同他话别。
说话间，飞机起飞时间到了，罗瑞卿亲了亲两个小孙孙，举起双手对送行的人们说：
“再见了！等我回来，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
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
这些信心十足的话，博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
9 点57 分，颀长的、银白色的飞机呼啸着冲向蓝天。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罗瑞卿望着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的妻子，猛然想起她有晕车、晕飞机的毛病，便提出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
罗瑞卿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扶着桌子艰难地往郝治平这边挪，郝治平忙站起来扶住他过来，扶他坐下，然后自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
坐定后，郝治平望着对面的自发苍苍的丈夫，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她想起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也想起天安门城楼上他塞给孩子们的那一把糖果，想起劫后重逢在汤井巷的温馨日子，想起今年春天她在身体中发现肺癌症状后他每晚开会回来都要来她的病房说许多温存的话。。想着这些，她的心里荡漾起无限的幸福，一阵疲倦袭来，她轻轻地合上眼休息起来。
罗瑞卿本来是想跟妻子说一会儿话的，但当看她轻轻合上眼时，便闭紧了嘴唇，望着鬓发间已现缕缕银丝的妻子，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他不愿打扰她，3 月13 日，她才做完了肺叶切除手术，身体刚刚有些恢复，就又陪他出国治腿。妻子的病，曾经使他多么痛苦啊。当他得知她的病情后，更促使他下了出国治腿的决心。本来，左腿伤残，给他这位军委秘书长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一直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而是要下基层、下单位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可他的腿，他的轮椅给他的深入实际的强烈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一年来他跑了不少地方。
他去看地形，看国防工事，都要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有的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时，同志们就要组织人抬他。每当此时，他就更强烈地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走。中央也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去年，党组织专门请了两位西德专家来给他安装了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肢。这两位医生还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他当时就砰然心动。今年春天知道治平的病况后，他更是增强了治好左腿的愿望，他左思右想，对孩子们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请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西德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西德安义肢手术的情况，资料也收集了不少。4 月间，中央批准了他的去西德治腿的报告。5 月中旬，三○一医院就将他的病情材料以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X 光照片交信使送到驻西德大使馆。6 月份定下来，今天终于启程了。。
“我一定治好腿，等回来一定要扔掉拐杖！”
罗瑞卿想着，想着，不禁自言自语起来，但他立即咬紧了嘴唇，把头扭向弦窗外，窗外是广阔无限的天宇。。
当天13 点30 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休息两天，新疆军区负责人请罗瑞卿观看了秦腔《火焰驹》。
7 月18 日8 时，罗瑞卿一行十人、驻西德大使馆武官林千及机组十三人乘B2408 号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 16 时13 分在布加勒斯特加油， 19点45 分，飞机降落在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驻西德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不久，罗瑞卿住进距波恩二百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治疗。
1978 年8 月初。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医院。
罗瑞卿住院后，7 月29 日，做了内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 月2 日动手术。7 月31 日，罗瑞卿夫妇写信给家中的孩子们，谈了到西德后的大致情况：
儿女们，媳婿们，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确实有科学，有文化，可惜的是这些主要的部分还掌握在资本垄断集团或大的财团手里。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所有制的改变，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现在正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东西应本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十一大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