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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重组谁？证券市场在中国改革中的历史定位
十年历程，中国证券市场已经从小市场变成了大市场，已经从边缘走向了主流，它开始并将继续以日益深刻的影响力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中国股市目前这种可以预料的荒诞格局，我突然很奇怪，我们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十年？我很奇怪，我们为什么任凭那些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积累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中国经济中一个包袱最轻，最有希望的“增量”为何又变成了一个需要大动手术的“存量”。我敢担保，中国股市的十年发展绝对不是出于我们对证券市场的无知。我们可以也完全有能力避免许多基础性错误（比如国有股流通问题）。历史虽然走出来了，但本来可以改写。就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路径依赖”。
我不知道中国股市是否面临拐点，但我觉得，中国股市的确需要一场高分贝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继续“依赖”现有的路径走下去，我们将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十年回眸。
股市十年，不算长，也决不能算短。十年，美国已经出了雅虎，出了思科，日本也出了软银。而我们呢，我们出了什么？我们出了银广夏，出了环保股份，出了东方电子。如果把中国股市与美国相比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我们也不至于出大批做假账的上市公司吧。要知道，中国股市如此这般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宏观经济连续高速成长的情况下取得的。强劲的宏观背景下，为什么掩盖着如此凋蔽的微观景象？我真不知道，那些对中国股市“爱护有加”，口口声声要把中国股市比做“婴儿和孩子”的人，他们的“爱”从何而来，他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难道我们一定要变回“弱智”，我们才不“偏激”，我们才是善良和善意的吗？
2001年年初，吴敬琏先生说了一声“赌场”，算是为中国股市做了一个总结。这立即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有些人甚至大搞诛心之论，翻出十几年前的旧账，说老先生十几年前就反对股市。然而，现在的中国股市真的就比一个赌场更好些吗？我看未必。
衡量一个股市“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这个股市能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能不能将稀缺资源配置到那些更有效率，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企业中去。比照这一标准，中国股市恐怕只能算“坏”的股市。因为它将大量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中去了，配置到“专业造假”的企业中去了。从整体上讲，中国股市实际上是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逆配置”，它正在毁灭资源。有些人将中国股市十年的成就总结为“挽救了非常多的国有企业”，这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中国股市毁灭资源的确凿证据。事实非常清楚，那些进入证券市场的国有企业，除了圈了一笔又一笔的钱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会。所有固疾依然如旧。而中国证券市场股东制约的缺失，使国有企业的软约束特性变本加厉。中国股市实际上成了国有企业另外一个任意提取的“财政黑洞”。中国证券市场根本就是一个无效甚至“负效”的市场。用一种大家都熟悉的方法来概括，中国股市顶多也就是个倒三七开。如果一定要为中国股市找一点什么成就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从巨大的代价中学到了点什么。
谁重组谁？
证券市场本是历史送给中国改革一份天大的礼物，但可惜的很，我们又与机遇开了一次玩笑。
按照渐进改革的思路，证券市场属于“增量”部分。与其他“增量”相比，证券市场无疑是包袱最轻，潜力最大的“增量”。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一点，中国知识界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所以，证券市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定位一开始就是非常清晰的：它是重组国企以及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旧经济的一件秘密武器。这是一个重组的市场。重组，是证券市场贯穿中国经济改革始终的惟一使命。对于许多改革者，这是一个惊天动地但却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个天机，被人一语道破：重组中国。语言虽然诗化，却是击中要害。
然而，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证券市场非但没有能重组国有企业，没有重组旧经济，反而被旧权力、旧经济、旧文化彻底重组了。中国证券市场变成了“国情”的受难者，变成了徒有其表的改革道具。难道，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宿命吗？
是的，我们是历史中的人，但我们同样是可以创造历史的人。是的，我们有“路径依赖”，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另辟蹊径，有所作为。如果我们只能是历史的奴隶，中国证券市场只能依赖过去的“路径”一路走下去，那我们凭什么对这个市场的未来抱有信心呢？是凭愚蠢的盲目乐观还是凭无为而治的哲学信念？如果是中国所谓根深蒂固的“国情”造就了证券市场的今天，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期望，一觉醒来，这个国情就彻底改变了呢？中国证券市场的这种畸形格局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任何犹豫与拖延都只能使股市挟持的人质更多，都只能使问题更复杂，代价更巨大。幸好，还有“入世”，这是又一个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是所有关心中国证券市场的人主动行动，创造历史的时候了。
全流通，一个不容回避的激进改革。
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既然很难从内部解决，我们应该试一试从外部解决的办法。以压促变，虽然有些权谋的意味，但也绝对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解决之道。“入世”正是为中国股市提供了一个操刀激进改革的绝好机会。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人为划分，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最可怕的顽疾。当初对国情一个不经意的“依赖”，竟造成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剧痛。无论是一股独大，还是重组操纵，这种荒唐的“人为划分”都难辞其咎。其中利害，大家早已了然于胸。那么，国家及法人股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全面流通，究竟会让我们付出多少代价呢？
或许，我们会继续损失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市值，但这些市值本身就是被虚拟出来的，本身就是中国股市特有的一种泡沫。看看国有股高价减持的情况，我们就会很清楚，要想按泡沫价格兑现，是多么的一厢情愿。全流通，只会使这个市场真实的价值增值，而不是减值。或许，投资者会遭受惨重的亏损，但实际上，这种亏损早已发生，不过是潜亏变明亏而已。如果我们相信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还有未来，投资者暂时的亏损是可以在未来得到补偿的。而如果解除中国股市这个最大的“悬念”，市场的不确定性将会大大减少。中国投资者被严重扭曲的政策预期将会得到有效矫正，我们可以从此告别对政策的依赖，我们可以按照市场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标准去放心投资。最坏的可能是，我们将会看到一批证券机构的破产并由此引爆银行的潜在问题，形成一场局部的金融危机（绝不能低估这种风险），但这也没什么。因为问题又不是今天才存在，它早就在那里了。用市场化的手段消灭一批劣质金融机构，重整中国金融，早就是应该做而一直没有做的事。用两三年的低迷甚至休克换中国证券市场几十年的长治久安，怎么算都值得。所有人都想回避痛苦的改革，试图用“小聪明”找到捷径，但这往往演变成贻害无穷的讳疾忌医。趁着中国证券市场还没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动一次大手术是非常必要的。
2001年9月上旬，当人们还沉浸在“9·11”事件的震惊之中，中国政府已经悄悄宣布：外资可以以控股方式收购各类（包括大型）国有企业。这对中国股市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股市全流通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已经被清扫，意味着中国股市已经走到一次激进变革的门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东风就要来了。有些人希望把中国股市做成一个大“局”，然后再让外资来接盘，这当然有点痴人说梦。但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走，中国的股市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一旦技术性障碍被端掉，大量外资流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确是可以预期的。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可以搞激进改革但却能够免于死亡的最大理由！
当然，一次激进改革也不能使中国股市一了百了，但总算可以还它一个“应该”有的状态，总算可以还它一个正常的功能。
第三部分 我们得了什么病
第45节 我们得了什么病
这种以集权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自我负责精神的严重缺失。在这种文化的逻辑中，政府的政策是个人行动惟一或最重要的根据。他们当然地认为，只要按照政府的政策去做，就理应而且肯定会得到回报，而根本不必顾忌这种行为是否违背理性。他们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会对自己负责。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政府“全能”的迷信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各种参与主体那里都表现得异常顽强。这种暧昧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投资文化发生了严重畸变。这种文化疾病，正是中国证券市场种种弊端最深层的由来。
李老板的老鼠仓
李老板长得又高又胖，天生一付老板的身材。但他穿着随便，又慈眉善目，所以大家也就很少拿他跟大老板联系起来，一般都亲热地叫他“李哥”。李哥人缘极好，属于非常喜气的那种。最能显示李老板身份的，大概就是那台最老式的大得像砖头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了。就是大家在香港警匪片上看到黑社会老大经常拿的那种。那可不是一般的象征。在90年代中期，拿着这样一部手机，就意味着主人是最早发起来的那一批富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深圳，人们还经常可以看到有人用这种又笨又重的家什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不过，李老板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舍不得换。与李老板那辆破旧、打起方向来有点像干体力活的桑塔纳轿车配在一起，我一直觉得，李老板在骨子里是很有点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用我这个读书人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在中国社会中最为匮乏的一种气质。
李老板早年来深圳，担任内地一家小型官办公司驻深圳的代表，好像有一个什么办事处主任之类的头衔（这是当时官办企业很流行的一种称呼）。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实际上无非搞点走私贩私的名堂，李老板积累了一笔不小的个人财富。
腰杆渐渐粗了，摆脱“公有制”的想法也就慢慢强烈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撇清干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家实在也没有什么油水了。加上李老板以前干的那一行越来越不景气，李老板终于来到了股市。这是1996年年中。
李老板文化水平不高，初入股市只有听我们传道授业的份。但李老板对读书人的话是很警惕的，对于那些玄而又玄他不能理解的东西，他宁愿坚守自己的常识。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李老板买了“深发展”。这虽然与当时所谓“价值发现”的投资文化相一致，但还是遭到我们这些短线客的私下嘲笑。我们自认为在经验和智力上都高李老板一截。
如同李老板的面相一样，李老板的运气真是好极了。“深发展”帮他赚了大钱。看着深发展不断拉出的阳线，心中暗数着股票账户上的财富增加，李老板长线投资的理念更加坚定了。虽然大家经常提醒他应该获利了结了。但对李老板来说，“财富增加”的切身经验比什么都来得更有说服力。
但李老板的运气没有持续太长。那一年的冬天，《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让李老板损失不少。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投机客的话慢慢对他发生作用了。不过让李老板改变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老板最终还是选择在“深发展”上做被动的长期投资。
到了1997年5月份，随着深发展的股价创出了历史最高价格，李老板的股市人生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所谓长期投资也成为李老板在股市中的惟一信念。不过这个时候，李老板依然很谦虚，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成功动摇了大户室里不少人的信念。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深发展步入了漫漫熊途。深发展每跌一点，李老板的财富就少一点，心里虽然很疼，但李老板还是用顽强的意志坚守着他的投资理念，并主动收集有利于维护这种投资理念完整性的各种信息。但很显然，在那样的市道中，李老板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于是，在短线客忙完了之后，大户室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大家经常可以听到李老板沉重的鼾声。这个时候的李老板已经成为大家善意取笑的对象。而营业部的经理则更是在背后骂他交易量太少。
李老板还是天天来大户室睡觉。但渐渐地，李老板“福相”的脸上有了憔悴之色，开着车请我们出去到处吃饭的机会也少了，他好像开始在思考什么。
众人还是依旧取笑他，但随着李老板财富的递减，取笑的声音也逐渐微弱。
在经过漫长的煎熬之后，终于有一天，李老板大彻大悟了，他开始特别相信消息了。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李老板的醒悟的具体过程。但人们发现，李老板经常很神秘地跟据说是一些重要的人物打电话，也经常打听来一些消息。李老板交游极广，上至证券公司的老总，下至江湖神汉。我就见过一位他称为师傅的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流派的佛教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真是高僧，但李老板似乎很崇拜他，大家也一致认为，这家伙比李老板长得还要像“佛”。有意思的是，这位师傅也经常给他弄点消息。不过对于这类消息，大多数人也就是一笑置之。
李老板的电话明显多起来了，他那大砖头手机刺耳的振铃声经常把我们从“盘”中惊醒。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笑着问：又有什么消息？
但工夫不负有心人，李老板消息的“威力”终于把我惊呆了一次。
那是1998年四五月份，本人由于看好VCD的火爆而买进的厦新电子，在经过好几个月的套牢之后终于解套了，于是毫不犹豫的悉数平仓出局。但令我吃惊的是，李老板却在我卖出的同时以16元重仓买进，而且还在18元以上继续加码。凭我当时对这只股票以及对后市的判断，我觉得李老板肯定要吃一个大套。但奇迹发生了，厦新电子成了当年最牛的股票，李老板几乎也在接近40元的最高价格出货。
几个月之后回深圳，李老板向我道出了原委。
原来，操盘手的密友知道了厦新电子即将被暴炒的绝密消息。但这位密友没有本钱开老鼠仓，只好找到了李老板。他与李老板达成协议，让李老板出钱帮他买一些厦新电子股票，盈利全部归那位密友，出货后再将本钱还给李老板。作为回报，他将这个消息告诉李老板，并允诺在出货的时候告诉他。李老板自然是大买特买，快乐地开起了他的老鼠仓。经过厦新电子一仗，李老板的投资观念发生了剧变，从一个糊涂的长期投资信徒变成了一个只相信老鼠仓的精明人。看来，李老板在对中国股市的理解上又上了一个层次。
在中国股市中，听消息、传消息的人很多，但能够开老鼠仓的人则是极少数幸运儿。因为这几乎是制胜的惟一法宝。开老鼠仓比打听消息可能只高出一个级别，但却是高出了最关键的一个级别。它甚至比做庄本身还要稳当得多。
离开李老板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听朋友说，在2001年秋天李老板又在“九江化纤”上开了一个不小的老鼠仓。我连忙打开图形看，想追踪一下老朋友的发财踪迹。不过这一次李老板好像没有那么幸运，九江化纤连续的跌停让李老板输得很惨。朋友末了开玩笑说，李老板最近直嚷嚷着要破产，深圳呆不下去了要回老家了云云。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对李老板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老鼠仓迷信”却肯定是一个打击。我真的不知道，李老板下一步该相信什么了。
股市里充满了快乐，但也充满了痛苦。但不知道哪一种感觉更真？股市似人生，人类智慧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在股市里的前程是无法被计算的。
所以，人在股市，大家还是偷着乐吧。
第46节 1500点祭
1500点政策底被破，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何故？“政府”之失败，市场之胜利也。撇开那些已经成为这场惨烈战役牺牲品的投资者的感情，所有的市场主义者都有理由为此击掌欢呼。
翻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赤裸裸的政府干预史。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无论是包装上市，还是摘牌退出；无论是利润操纵，还是虚假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只自诩为“理性”之手的操控。自然，大盘行情本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