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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地方部分权力机构作为上一个时期的主角正在逐渐退往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与证券市场管理层的直接和正面博弈。垄断资本不仅通过某些地方权力机构，而且越过地方权力机构直接向证券市场管理层施加影响。民间资本（包括所有的中小投资者）要么被猎杀，要么最终被逐出这个市场。这对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民间资本和市民精神不啻于一种致命的吞噬。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权贵化。这到底是发展还是蜕变？
从草根到权贵，中国证券市场又完成了一个可悲的历史循环。这难道也是中国改革的宿命吗？
第6节 谁是庄家
通过中经开、中科创业等一系列所谓“庄家”案例，我们将会发现，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庄家，只是中国渐进改革时期畸形制度在证券市场的一个人格化代表。
庄家，大概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最核心也最让人着迷的几个概念之一了。投资者只要入市，几乎就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遭遇庄家。虽然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结果，但这却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当人们不断地在谈论庄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开发出跟踪庄家行为的软件的时候，关于庄家的一切还仅仅是传说。在所有这些传说中，只有一个真相是颠扑不破的，那就是，庄家是要赚你的钱的。可惜的是，这个最重要的真理却往往被人们“故意”遗忘了。
那么，什么是庄家呢？简单说，庄家就是那些利用资金及信息优势进行股票价格操纵的集团或组织。他们的主要手段是欺诈，惟一的目的是盈利。这种定义，虽然很准确，但却完全屏蔽了庄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内涵。作为一个改革和转型时代的特殊产物，庄家不仅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困境，也同时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困境。
在本章中，我们要通过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些具体案例，追问如下一些问题：谁是庄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干的，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干？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或将发现，庄家并不仅仅是庄家，并不仅仅是一群依靠价格操纵的不法获利者，而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比庄家的资金及信息优势更加强大的，是站在庄家背后的东西。这才是庄家最令人恐惧的本质。一个庄家的一次操纵，抢劫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庄家的抢劫目标，却是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庄家，只是中国渐进改革时期畸形制度在证券市场的一个人格化代表。
第7节 谁套住了谁？
——中科创业再解读
按照吕梁的说法，在中科创业事件中，他首先是一个受害者。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描述吕梁的受害经历的：
“……事实上，北京机构真正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实际已落入投资圈套。康达尔远非Z和该企业原董事长（现已藏匿澳洲）所称的业绩良好、成长性惊人、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揭开这些虚假财务报表的黑幕，真实的康达尔其实早已烂掉：传统主业亏损严重；为配合二级市场庄家炒作，包装业绩导致企业财务虚数黑洞巨大；不仅根本没有土地资源，实际还卷入了海关走私、土地炒卖系列等中纪委重点关注的经济犯罪大案。这些巨大的财务黑洞使一批战略投资家的策划面临空前困难。投资决策的错误，一方面导致战略投资家的良好愿望成了水上漂；另一方面严重加大了北京机构重组该企业的投资成本。”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吕梁和所谓的“北京机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受骗者。但这种形象却与吕梁在业内颇有名气的策划大师的称号以及北京机构的名头不相符合。按照吕梁自己提供给《财经》杂志的资料，收购康达尔的5500万流通股及部分国有股大约花掉了“北京机构”7亿元资金。这还是重组的第一步。如此巨大的资金收购回来的却是一堆垃圾，这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轻率加以解释的。以吕梁在证券市场征战多年的经历及“北京机构”专业和雄厚的研究背景，这种明显的财务黑洞，只要稍做分析应该是很容易察觉的。但吕梁和这一批战略投资者却轻易落入了圈套。这如果不能说明，吕梁和这批战略投资者是地地道道的冒牌货，那就只能说明，他们是故意落入圈套的。从主观上讲，吕梁与他的战略投资伙伴当然希望真正收购到一个成长性良好，但价值却被明显低估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组。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状及二级市场价格泡沫决定了，这几乎根本是不可能的。对这一点，吕梁及其伙伴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很容易判定，吕梁及其战略伙伴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康达尔的基本面放在眼里，他们看中的是二级市场上康达尔已经相当集中的流通筹码，因为这为二级市场的进一步炒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何况朱焕良还承诺锁定了50％的流通筹码呢？所以，吕梁及其伙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重组康达尔，而仅仅是准备炒作康达尔。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中科创业的总经理欧锡钊的话得知。他说，自从大股东入主以来，大股东没有为康达尔带来过一分钱。他甚至连大股东派出的董事都没有见过。
谁都知道，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重组是百分之百的幌子。没有二级市场的炒作暴利，几乎任何重组都不可能发生。这样路人皆知的道理，吕梁却偏要撒谎。我们不能不佩服撒谎者的大胆和心理素质。
指鹿为马，公然撒谎之所以能够蔚为风尚，是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的。这是因为撒谎者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经常受到奖励。于是，撒谎者越来越多，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了真理。那么，为什么谎言能够重复一千遍呢？是什么导致了谎言的泛滥呢？对于谎言，最好的解毒剂就是真相。但在中国，真相却成为某些人最想掩盖的东西。吕梁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要不断地撒谎，直到谎言成为真理为止。
且不管吕梁想要遮掩的真相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即使康达尔真的如吕梁所说是由一帮犯罪分子所控制的陷阱，是一个“套”的话，那么吕梁也是主动钻进这个“套”的，他不过是想用这个“套”来制造一个更大的“套”，来套更多的人，套更多的钱。吕梁及战略伙伴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样做的。
于是，在下面的文字中，吕梁及伙伴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从受害者更变成了“天使”：
“……为补救投资损失，深陷其中的各机构只好被动地加大投资力度，组织更多的资源投入康达尔重组，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创业’。与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北京国投、上海风险投、深圳风险投合作中联网，收购中西药业29％的股份，指望用中西药业的高科技项目和其他机构的优质资产来整体置换康达尔的烂账、虚账。这就构成了投资界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中西药业要把市场极为看好的新生力核酸项目80％的股权低价出让给康达尔的真实原因。”
如此重组，终于将康达尔80％的业务转移到高科技生物制药行业，但代价惊人。K工作室组织的北京机构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对参与的各大机构形成极大的资金压力之后，为彻底解决康达尔的财务虚数，铤而走险，试图打造一个新型的财务工具，用股票市值的虚数来填补企业多年积累的巨额的财务虚数。这种国外投行惯用的“钱生钱”操作固然为企业获得处理财务状态的有效投行工具，但系统风险巨大，一旦资金链崩溃，所导致的连锁反应会迅速摧垮整个投资系统。后来人们看到的中科系股票莫名其妙的连续跌停便为这一恶果。
很容易注意到，虽然没出一分钱，但吕梁及其合作伙伴对康达尔的“重组”还是不遗余力的。但如果同时注意到，所有这些“重组”动作都发生在康达尔的股价已经达到历史最高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重组”的目的是什么。神智清醒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要拉紧绳子的动作，庄家们要结束炒作了。他们放出了“重组”的诱饵，正在静悄悄地等待猎物的上钩。很不幸，面对7—80元的股价，这个诱饵不够香。没错，吕梁及其伙伴的确陷入了陷阱，但并不是公司重组的陷阱，而是陷入了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陷阱；不是陷入了康达尔的陷阱，而是陷入了自己的陷阱。
对于这种结局，吕梁们是应该有准备的，但他们宁愿很“政治”地相信奇迹。这当然是一种病，但不是吕梁们独有的，它是一种时代的疾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梁们不过是杰出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被一根更无形的但却更加无从逃避的绳索套住了。虽然，吕梁们同时也套牢了更多的人。
在整个中科创业的连环套中，我们真的很难分辨，究竟是谁套住了谁？
第8节 私募之“私”
市场上曾经传说，吕梁在中科系的炒作上，花费了将近20亿。
对这种说法，在中科系崩溃的危机时刻担任北京中科创业临时发言人的艾晓宁表示不屑一顾。他透露，参与中科系股票操作的资金大概在70亿之巨。艾晓宁将这些资金大部分称为“委托理财”性质，但吕梁则更愿意将这种组织方式称作“私募基金”。
的确，从我们看到的有关吕梁的采访中，吕梁对私募基金表现了强烈的偏爱。比如他就在多个场合暗示过要将中科创业变成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也曾毫不掩饰地指出“德隆”系的合金、湘火炬、以及他自己旗下的康达尔已经构成了对传统分析的嘲笑。因为这些股票完全摆脱大市的纠缠。
但吕梁对“私募基金”的这种偏爱并非是毫无来由的。与“委托理财”相比，“私募基金”不仅符合国际规范（有巴菲特大师作证），甚至是一种金融创新（因为国内还没有）。这样时髦和唬人的面目，既可以在管理层那里获得某种合法性，也同时可以在投资者方面发挥号召力。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吕梁是一个非常有鼓动力的人物。不过，这种鼓动力大多建立在似是而非的投资理论基础上的。吕梁嘴中的私募基金就是一例。
所谓私募基金，就是区别于共同基金，面向少数特定人群所募集的基金。其主要特点是，操作策略比较灵活，监管当局的监管也较为宽松。但私募基金这种特点一到中国就变得有点水土不服。而到了吕梁那里，更是对私募基金性质的彻底颠覆。
吕梁曾经表示要向《财经》杂志的记者出示他与投资者所签定的合约，但最终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按照吕梁的说法，这些协议的性质可能导致见证律师坐牢。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所谓投资协议的具体细节，但按照时下私募基金流行的做法，我们也大致可以知道。无非就是高得离谱的回报率，以及包赚不赔的保底承诺。这显然已经违反了任何基金包括私募基金的“国际惯例”。用任何标准看，在风险投资活动中承诺保本都具有欺诈的嫌疑，虽然这在中国几乎成了所有私募基金包括那些国有券商的通行做法。但通行并不意味着合法，更不意味可以超越投资常识。
所以在吕梁那里，所谓私募基金的“私”其实是“私底下”欺诈的代名词，是见不得阳光的意思。这显然是中国的吕梁们对私募基金的一大“创新”。但这种创新并不能完全怪吕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吕梁们的骗术是很容易识破的。因此，除了那些极少量的无知者和冒险者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主动受骗的，就如同吕梁主动上康达尔的套一样。从合约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看，吕梁所签定的大多数投资协议并不能叫做骗局，而应该叫做合谋。他们在一起合谋以攫取第三方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那些无辜投资者的还是实际上无人管理的公共利益，这种合谋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吕梁（当然绝不仅仅是吕梁）的私募基金所谓“私”的第二种含义：以私募基金的形式窃取第三方——主要是国有资产的利益。这是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者在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又一种“天才”的发明。
这种中国私募基金的独门秘诀，在中科创业的已经披露的故事中，袒露得相当充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题为“中科创、申银万国翻脸，吕梁幕后融资平台浮出”的文章披露：“一位参与过中科系与申万业务接洽、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介绍：在2000年4月16日，申万给了上海海燕投资公司1亿元的委托理财资金，授权对象就是被称之为中科系，‘关键人物’吕梁的最重要操盘手丁福根。据欧锡钊说，海燕投资与中科创业和上海中科没有一点股权关系。而在2000年6月份成立的上海中科，开业第一件事就是写下字据愿代海燕投资偿还申万给的1亿元。到了2000年8月，申万又给了上海中科一个亿，其用途仍然是委托理财。这两笔巨资从来没有对外披露过，如果不是中科系崩盘后引发的连锁平仓而带出申万不得不诉中科创业的官司，这2亿资金有可能永远没人去过问它的出处和归属。”
既然上海海燕投资公司与中科创业及上海中科一点关联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上海中科要为海燕投资公司偿还这1亿元呢？而且还要在开业第一天就急急忙忙地立下字据呢？很明显，上海海燕与上海中科虽然没有股权关系，但有人脉关系，确切地说，这两家公司肯定有不愿为人所知的产权关联关系。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种不愿意透露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化公为私的典型模式。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在于，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申银万国为什么会轻易地将1亿元巨款轻易借给上海海燕做委托理财？而在仅仅四个月之后又再次借给上海中科1亿元呢？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分工，证券公司是最为专业的“理财机构”，一家专业的理财机构为什么会委托另外一家比较业余的公司去理财呢？在2000年4月到2000年8月，大盘已经处于相当高的位置，这个时候的委托理财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可想而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申银万国相关的人士在这种交易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而且这种好处大到足以让他们漠视巨大风险的程度。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不符合常理的默契。
实际上，这种漠视国有资产风险的“默契”在披露的一系列的事件中已经露出了它的底牌。在同一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科上海方面主要资金提供者的顾翠华——申银万国陆家滨营业部总经理，在为上海中科购买别墅的过程中就获得了500万元差价。2000万的交易就“洗”走500万，其洗钱的胆量和胃口实在令人惊叹。这当然也是一种默契。在这种交易中，吕梁们与顾翠华们都获得了好处，而惟一的损失方是公共资产。公共资产（或国有资产）肯定应该分，但如此分法恐怕很多人难以接受。
一个数据可以略微反映中科创业这个“私募基金”仅仅在上海的洗钱规模。
“据来自申万法律事务部的一位律师向涉案方的有关人员透露，申万曾经一次性给过中科创业的大股东海南燕园62亿。”但有意思的是，这位中科创业的大股东海南燕园公司的注册地址——海口市文明东路山内花园C1栋门口，所挂的牌子竟然是“海口市白龙派出所”，门前不仅长满杂草，门锁也早已生锈。就是这么一家子虚乌有的大股东，却让申银万国——这个国内投行翘楚，一次性地掏了62亿元巨款。真让人感慨制度之松懈，暴发之容易。
这就是中科创业，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私募基金，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虽然中科创业不能代表中国私募基金的全部，但却在相当的程度上呈现了中国现阶段私募基金的某种本质特征。
看来，此“私”并非彼“私”。而此“私”的要义在于，用“创新”的金融工具从事财富转移活动，在于静悄悄地进行“权钱合谋”的私有化。
按照夏斌先生主持的《中国私募基金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私募基金的总规模已经达7000亿。而投资客户以企业为主的公司占693％。所谓“企业客户”显然是公共资产的一种更加安全和好听的说法。这个数字提醒我们，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仅仅通过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