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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很难不对“十六大”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寄予某种特殊的期望。所谓特殊时期，是指这样一种改革背景：在经过上世纪20多年漫长的渐进改革之后，与财富同时高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正在直逼临界点。这表现在严重的失业、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以及如山火般蔓延的权力腐败等诸多方面。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积累速度一点都不逊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总理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另一位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背后，则将中国新一届政府将要面对的改革难题显示得一清二楚。的确，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金融领域积累了中国改革的几乎全部代价，其灾难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换句话说，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事务。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经济会爆发危机的话，那么首先引爆的就将是中国的金融领域。对周小川的任命，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未来金融困局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领导人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第一个步骤。在这里，一个庞大的反金融危机计划已经正式浮出水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一代财经首长与其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倒不如说是为危机而生的一代。他们从上一代手里继承的挑战远比他们继承的机遇大得多。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象之下，很有可能，他们将要度过的执政岁月，将是中国20年改革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但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他们注定要因为他们不能选择的历史际遇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周小川：激进还是渐进？
周小川，1948年生，2002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职位。与他的前任戴相龙不同，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在此之前，周小川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以及金融界的许多其他同事一样，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这种经历构成了周与前任在背景上的显著差异。许多人喜欢用周小川在国际会议上所表现出的熟练外语能力以及对国际金融趋势的精确理解，来证明周与众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长期的学术和思想训练带给周的惟一秉赋，更不是最重要的秉赋。如果人们注意到，周小川在80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人们就会发现，周小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追踪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型学者。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广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周小川恐怕是学术著述最为丰富的一位。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周小川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熟悉当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实际上是中国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容易想象，在80年代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里肯定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与当时大多数青年理论家一样，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最早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吴敬琏等人合著）一书的书名中就能看到。所谓“整体”，无非就是一揽子解决的意思。在那个时代，这个术语，与系统改革完全是同一种意义，其激进色彩相当明显。不过，这种激进思路很快就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所打断。90年代之后，周小川对改革的理论兴趣似乎逐渐转向了更加专业的领域。这从他90年代一系列的有关银行、财税体制，外汇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专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周小川已经进入了更加具体的行政操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肯定与他对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关。实际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人们，更何况思维活跃的周小川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80年代末期的改革现实已经将周小川从一个浪漫的理论家改造成了一个更加稳健、更加老练的改革操盘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小川在原有的激进立场上全面后退，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渐进主义者。只不过，他对尺度的把握以及时机的拿捏有了更加熟练的技巧。毕竟，他已经不只是一位仅仅对鼓吹负责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行政官员。在一本2001年9月出版的显然汇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书——《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中，周小川这样表达了他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96页。
这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针对的虽然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但也凸现了周小川在改革思维上的某种整体逻辑。显然，周小川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改革的某些阶段采取激烈的手段。不仅是为了赢得主动，更是为了避免蹈入陷阱而全军覆没。在他眼中，久拖不决的不良资产问题显然就是中国金融改革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其实，作为最早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学者，周小川具有的这种改革紧迫感丝毫都不值得奇怪。在他看来，今天的改革不过是80年代改革的延续，而在那场改革中，周曾经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区别仅仅在于，那时候的周小川只是一个满怀理想的年轻理论家，而现在的周小川却已经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术经验的行政官员。官场的浸润和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消解周小川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改革信念。
周小川对激进改革的认同，也充分体现在他对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积极评价上。周小川在多个场合非常热烈地称赞了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而这一次改革被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进试验之一。事实上，目前中国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多少证明了这次改革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成功，或许连当初的设计者也很难想象。或许正是受到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许是出于某种信念上的执著，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在自己这块自留地上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
中国资本市场的“周小川试验”
在2000年年初——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点上，52岁的周小川接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在这之前，周小川已经在中国金融所有数得出的部门获得过经验。他先后在央行、外汇、国有商业银行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资本市场似乎是他惟一没有涉足过的金融领域。不过，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周小川并不是无备而来。作为一位对现代金融有完整把握的经济学家，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积习与症结看得非常清楚。果不其然，周小川下车伊始，就在中国证券市场启动了一场“市场化”的大戏。
周小川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表述了他的“市场化”纲领：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周小川“新政”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的一句，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文化的矫正功不可没。所谓市场化，简单说就是要减少行政干预。而这个弊端在中国证券市场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周小川的市场化纲领可谓对症之药。在极力呼吁地方政府减少干预的同时，周小川尽其所能地缩减了证监会本身的行政干预。取消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度就是周小川市场化努力的一个显著例证。虽然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这种市场化改革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但周小川毕竟为积弊丛生的中国证券市场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标竿。在缩减证监会行政职能的同时，周小川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强化了证监会的职能，那就是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在周小川新政时期，周小川做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周小川，为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找到了正确的定位。无疑，周小川深得现代资本市场之要义。
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内极力推进的另外一个进程是所谓“国际化”。
周小川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这个术语，但周与国际经济学术界的频繁交流以及深厚的学术背景，必然使他具有浓厚的国际化倾向。事实上，周小川一直就被外界（尤其是国际金融界）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金融官员之一。细细体会周小川两年多的施政，周小川的国际化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其一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比如实施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成立合资基金以及合资证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就是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向国际惯例靠拢。在这个方面，周小川最大胆的举动就是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因为无论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还是从证券市场应该发挥的基本功能来看，国有股和流通股的人为划分都是现代资本市场基本规则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在中国证券市场推动激烈的国有股减持方案，非常符合周小川独到的“激进与渐进”的辩证理论。或许，在周的心目中，国有股流通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后要实现的“惊险一跃”，正是他曾经提到过的为了避免越陷越深而作出的“特殊努力”。但是，周小川低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周小川的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中国证券市场这个“渐进主义陷阱”实在是挖得太深了，已经很难自拔。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最终结局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周小川差点赔完了自己辛苦积累起来的声誉。就在2003年1月1日，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履新的同时，网易网站上发起了一次投票。在这个名为“您对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工作的总体评价”的投票中，对周小川做出负面评价的人数竟然高达86％。这个投票调查的专业性虽然有待质疑，但这个结果与我们的日常观察相当吻合。一个高举“保护投资者利益”大旗的证监会主席，在离任时却得到投资者如此恶劣的评价，实在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我们留下的最黑暗、最荒诞的讽刺。与周小川留给中国普通投资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国际金融界以及中国真正的头脑清醒者当中，获得了一致赞赏。其好评如潮的程度，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无法企及。当然，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似乎也从来没有在普通投资者之中激起如此大的反感。如此尖锐的两极评价，应该可以提醒我们思考一下市场之外的问题。事实上，到今天，正如周小川在逻辑上曾经推断到的那样，中国证券市场（当然不仅仅是证券市场）已经深深陷入了那个“渐进主义陷阱”。任何系统改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利益调整。与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系统改革所激起的将不是恐慌，而是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游说，就像我们在国有股减持中所看到的那样。而问题的真正困难之处却在于，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游说的正义性到底有多大。正如在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上，首先伤亡的往往是最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这种窘迫，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地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敌人！仅仅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恐怕已经很难奏效。
第64节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2）
客观地评价，周小川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改革试验并不成功。起码我们看到，在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周小川并没有达成他的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诱致中国证券市场高度扭曲的原因并不是来自证券市场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仅仅从证券市场内部来解决证券市场的问题，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但不管如何，我们都相信，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一定会馈赠给这位年轻改革者以弥足珍贵的记忆，并为他在更宏大的舞台上一展抱负武装更多的智慧。让人振奋的是，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全部任期内的表现证明，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原则模糊的机会主义者。因为就在其改革计划遭遇挫折的最后一段任期内，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周小川仍然在尽最大努力默默地推动他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即便从专业角度看也可能有很多争议）。这足以说明，周小川是一位意志和信念都足够坚定的改革者。这种品格，为我们预测周小川在央行行长任内可能发动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有用的索引。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
由于证券市场的公众参与性以及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所以证监会主席的公众知名度这几年越来越高。但这种知名度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把这个职务置于更透明的公众监督之下。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整体进展相比，这种监督多少有些“超前”的成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任证监会主席都将自己比喻成坐在火山口上。周小川能够离开这个火山口并更上层楼，是因为无论从专业能力、资历的完整性还是从年龄优势来看，在所有看得见的竞争者中，周小川都是中央银行行长的不贰人选。
有外国金融评论家称赞，周小川是中国最顶尖的货币专家，并据此认为央行行长是周最适合的职位。但很清楚，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所要面对的局面，都远远不是一个“货币问题”所能概括。在这一点上，周小川恐怕不能期望自己像格林斯潘那样，活得潇洒自在。平心而论，坐格老那个位置，需要的仅仅是技巧，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而中国央行行长这个位置则可能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大规模重整的时候。毫无疑问，周小川要面对更多的不测。
与证监会主席的职务不同，央行行长的职务虽然不那么为普通公众所瞩目，但却牵涉数以亿计存款者的公共利益，这个数字与证券市场动辄被人引用的6000万投资者数目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从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看，银行体系的分量则更是举足轻重。显然，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已经站在中国经济一个更加富有战略意义的高地上。不过，这却是一个“坏账”垒起的山头。
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大隐患。也是最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但不管以什么口径统计，这个数字都是所有大国中的最高纪录。我们看到的国际评级机构的最新统计是，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这就是说，刨掉国有银行微不足道的资本金以及其他股东权益，中国银行的资产中，有40％已经为不良资产侵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银行家，周小川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一直谨慎表示“中国仍旧有足够的潜力及资源能够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8月19日周小川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举办的“中金论坛”上的讲话）《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8页。，但看得出，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潜在的严重危害。在同一个讲话中，周小川以他惯有的坦率说道：“我个人确实认为中国不良资产从比例上看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沉重的包袱，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