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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研究一下周小川在这方面的思路，能够为辨识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几年的走向提供一些帮助。在周小川的视野中，解决中国不良资产可利用的资源有下列几个，一是财政资源，即利用财政收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市场资源，利用上市在市场上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即所谓再注资。当然，他也提到了他认为“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办法，那就是通过通货膨胀侵蚀银行负债方的利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让储蓄者的银行存款贬值。不过他提醒到，不到万不得已，这不是一个好办法。现在，离周小川发表这个讲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5年，但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似乎进展不大。虽然各家银行自报的数据都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大部分观察家都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中国在不良资产问题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事实上，在1998年建设银行行长任内，周小川就已经悄悄开始推动解决不良资产的改革。以剥离建设银行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这个仿造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后来才陆续为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效法。仅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窥见周小川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取姿态。不过，一如周小川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这种改革的效果可能只是“将灰尘（不良资产）扫到了地毯之下”。从目前几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情况看，这个有存续期限的公司很可能遥遥无期地存在下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剥离后的真实现状，但有一个迹象则颇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二次剥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但这个方案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财政潜力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已经释放殆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度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除掉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之外，中国捉襟见肘的财政本身，也很难支撑这个二次剥离的设想。
那么，周小川为我们提供的第二种解决办法，也就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怎么样了呢？应该说，周小川对这个方案相当有好感。我们注意到，他在多个地方表现了对这个方案的倾向性。在1999年9月一篇题为《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充实资本》的建行内部讲话中，周小川为银行在海外和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罗列了多种好处。我们甚至猜测，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用超常规的手段急剧提升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做法，就是为大型国有银行上市悄悄放下的铺垫。事实上，在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时期，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上市的准备工作已经大大加快。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有国有银行整体上市，人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当然，国内资本市场不能容纳，还有国际资本市场一条路可走。但以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质量和极低的财务透明度，这条路可能会相当崎岖。
以此观之，从证监会主席高升至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一个危如累卵随时可能坍塌的“坏账”之颠。这是一个更加充满凶险的位置。不过，对于一个怀抱大任的改革者来说，这恰恰是值得欢迎的挑战。所幸的是，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喜欢挑战但仅仅只具备激情的冒险家。在他看来，与其被动解决银行资产的存量问题，不如主动进行改革，解决中国银行的增量问题。周小川对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通俗的三分法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银行不良资产中，80年代、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时期以及94年金融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周小川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驳斥了那些在中国银行界十分普遍的推卸责任的说法，即现在的不良资产问题是历史留下的包袱。他含蓄地嘲笑说，“我们脱离计划经济已经不少年了，……到现在说过错都是过去的体制留下来的，恐怕自我批评的精神也不够。”《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第4页。这等于是说，中国金融体系的大量不良资产实际上是增量问题，而且还在不断积累之中。这是一个相当清醒的判断。在周小川看来，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行金融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办成“好银行”，让中国金融逐渐步入良性循环。这虽然是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治本之策，但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系统变迁过程，不仅牵涉金融本身的变革，更牵涉整个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再造。从这个维度思考问题，短期内解决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希望，的确相当渺茫。诡谲的是，随着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留给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即将到来的改革
从制度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制度远未到位的转型国家，而对中国金融而言，事态的压迫性可能比个人的主动性更容易发生作用。中国的那句古话，时势造英雄，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正在逼迫新一代财经领导人去创造历史。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按照有些权威人士的认识，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央行的业务范围以及央行行长的职责，并没有赋予周小川负责全面金融改革的决定权，但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首席财经智囊，周小川将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领域里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发言权。在周小川到任央行行长后发出的第一次公开信息中，周小川强调：要保持各项金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谁都不会怀疑，周小川的到来将会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带来新的动力。
那么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周小川可能在哪些方面改变中国金融系统的颜色呢？周小川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设想和论述很多，我们挑选比较有可能的几项，以勾勒即将到来的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的新特征。
第65节 站在坏账上的央行行长（3）
1986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中国——迈向金融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事不凑巧，准备到会宣读论文的默顿·米勒先生却在临行前突然生病。于是，周小川只好亲自将论文译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应避免美国银行业的错误》。这篇文章的脚注称，周小川之所以要亲自翻译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具有“高度重要性和学术上的难度”。那么这篇文章究竟讲了些什么，值得周小川如此重视并一定要呈送给决策层参考呢？其实，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熟悉，或许还会越来越熟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美国金融的分业经营问题。按照默顿·米勒的说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的美国银行体系是“美国的悲哀”，是“法律导致违背意愿的后果”的经典法学实例。
如果这个引自周小川著作中的故事在细节上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周小川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问题，是这个专题上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这几乎成为周的一个情结。只要有机会，周小川就会对中国金融现行的分业模式提出“异见”。这个“异见”在1999年美国国会正式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周小川不仅持续关注，而且相当有研究。他不仅从理论上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人们“误读了历史”，而且也从他在商业银行服务时的具体经历中，为我们详尽陈述了混业经营的种种好处。大体说来，周小川认为混业经营有这么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完善贷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银行对企业的约束力，另外一个好处则是，在国际金融界都趋向于搞混业经营的时候，中国金融界将在竞争中吃亏。按照周小川的说法，“这种变化（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将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虽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周小川没有对分业经营模式进行过于极端的贬斥，但很显然，在周小川那里，分业经营是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古董，是谬种流传后的遗毒。如果在80年代，周小川因为仅仅是一个年轻学者而只能“递奏折”的话，那么今天，手握重权的周小川已经有充足的资源来清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中国的遗毒了。事实上，周小川的这种观点，在金融界有相当多的响应者。中信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就是这种观点在中国正式获得合法性的一个明确信号。就在周小川即将卸任证监会主席的最后几天，中信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中信证券在证券公司中第一个获得上市地位，可以看作周小川支持混业经营的一次间接表态。
不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及其精神是不是真正“误读了历史”仍然是相当有争议的。毕竟，美国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历史还很短，其效果值得观察。而一直奉行混业经营模式（在日本是“主银行”，在欧洲大陆则是“全能银行”）的日本金融体系，在最近十多年中深陷泥淖，为混业经营提供了一个相当负面的示范。当然，日本金融困境成因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混业经营模式。这一点，是周小川在考虑中国金融分业经营改革时所不应该遗漏的。
不管怎样，在周小川执掌央行后，我们有极高的概率看到中国现行分业经营模式的大幅度改变。这是我们有望在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看到的一个新景观。
在我们看来，周小川第二个有可能迈开步伐的改革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简单说，所谓利率市场化就是，在央行确定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不同风险水平及盈利情况自主确定存贷款利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只需通过基准利率的调节以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的利率水平。这本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但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杯葛，中国在这方面一直进展缓慢。中国金融体系严格的利率管制，严重阻碍了中国金融竞争环境的形成。周小川曾经表示过，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制问题很难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将中国的银行逐步办成真正的好银行，首先应该推动金融界普遍竞争环境的形成。显然，在就任央行行长之前，周小川已经找到了可以先行着力的地方。作为形成这种竞争环境最基本的价格信号，利率市场化肯定在周小川的改革视线之内。
周小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风险谱”理论。他认为近几十年来，金融市场上的低风险业务越来越少，而高风险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即所谓风险谱向右移动。针对现代经济中的这种风险趋势，商业银行有理由在利率上做出反应。周小川屡次提到渣打银行在非洲——一个风险极高的地方，也可以盈利的例子。他以为其中诀窍就在于针对风险的具体情况拉大利差。为了加强这个例子的吸引力，他甚至“故弄玄虚”地说道，“那个利息你看到会吓一跳”。当然，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于商业银行本身的盈利增加，还直接关系到周小川自己的“悠闲”程度，即做一个象格林斯潘一样只管货币政策的央行行长。否则的话，没有了敏感的价格信号，他的货币政策失灵的可能性相当高。在2003年元月新华社播发的一篇文章中，周小川明确表示：要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他同时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稳步推进、逐渐探索、选择品种，时机和实施步骤非常重要。很清楚，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周小川上任第一天就已经开始。需要我们进一步判断的，只是这个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当许多人还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图景有些茫然的时候，周小川已经为大家写出了清晰的第一笔。
在近期可能到来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开辟的第三个战场是：外汇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测的尺度是：拓宽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将接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消息刚刚传开的时候，一年期人民币不交收远期汇价发生较大幅度波动。这显然是市场对周小川新职务做出的反应。不过，这并不是市场惯有的那种非理性波动。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贯的观点中找到根据的。在1997年6月的一个讲话中，在回答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对策防止金融风暴的时候，周小川明确提到：“防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运作给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适时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在中国国内一片庆幸，纷纷认为是因为人民币没有放开才使中国得以幸免时，周小川的这个讲话不仅相当大胆，也相当进取。在亚洲金融风暴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小川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做如此敏感的发言，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的确，如一些接触过他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周小川具有相当坦率的个人作风。不过，除了勇气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这种态度，符合他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在外汇问题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地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我们看到过的周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为明确的表态。不过，曾经亲眼目睹过金融风暴所卷起的惊涛骇浪的周小川，深知汇率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也曾不无困惑的问道：“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多少有点自问自答的味道。这种发问方式体现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两难和犹豫。不过最终（但却十分艰难），他好像还是说服了自己：“信心与货币可兑换程度有密切关系，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提高信心有积极作用。”但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投资市场（当然包括国际外汇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从来就是难以捉摸的。它与货币可兑换性之间的联系，起码不像逻辑上来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等对冲基金惊险的投机历史表明，这个市场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动，相当骇人听闻。索罗斯就曾经透过他二流哲学家的眼光，以艰涩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市场的复杂性。在我们看来，这个市场“晦涩难懂”的程度远远超过索罗斯的语言。
纵然有这些困惑，但我们还是相信，以周小川对“适时”的理解，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扩大波动范围的时机正在到来。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刚刚1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截至2002年9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00亿美元。显然，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已经是“适时”的时机。调整汇率波动范围，不仅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也同时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占款所引发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而这，将与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法定职责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判断，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这几年没有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预期，在人民币可兑换性问题上，周小川将有所作为。
对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对周小川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不算短但显然非常不完备的描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不太专业”的总结。
我们要特别提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银行体系所潜伏的巨大风险，都来源于一种我们所称的“体制性风险”（或许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这种风险超过在金融市场为大家所熟知的“系统性风险”，更远远超过由于个别制度缺失而发生在个别领域的所谓“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暴露”于转型期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它无所不在，但又超过任何一个专业术语所能把握的范围。那么，什么是“体制性风险”呢？简单说，它是由文化及政治双重败坏所导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普遍失范状态。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体系被全面颠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这种风险经常体现为制度的缺失，和技术的单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像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以及其他领域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怎样理解和怎样使用这些制度和技术，却可能导致非常不一样的风险控制后果。
公平地说，这种风险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