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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服务于人类和动物；4）尽管受人爱戴，戈登夫妇却有点古怪特别：5）尽管在个人交往中戈登夫妇非常诚实，却也有可能拿政府开涮，偷去与黄金同价的疫苗。谈话给我的感觉是众口一词。
我们继续走着，上了楼梯到了二楼。我的那条伤腿走路开始拖奋起来，受过伤的肺搅得我气喘如中，估计每个人都听见了。我对麦克斯说：“我以为这活儿不会太累人呢。”
他看了看我，挤出一丝笑容，悄声对我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幽闭恐惧症。”
“我也是。”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幽闭恐惧症，只是像大多数勇敢果断的男人一样，他不喜欢面对不是靠拔枪才能对付的危险，我也是如此。
卓纳博士继续谈到这儿举办的培训项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希望在此学习、任教的访问科学家、研究生和兽医。他还提到了机构在以色列、肯尼亚、墨西哥、加拿大和英格兰等地的国外合作项目。他说：“事实上，戈登夫妇大约一年前去过英国，珀布莱特实验室，在伦敦的南部，那是我们在那儿的姐妹实验室。”
我问卓纳博士：“你们这儿曾经来过军方化学部队的人吗？”
卓纳看着我说：“我不管说到什么，你总有问题，我高兴的是你是在仔细听讲。”
“我听就是为了找问题的答案。”
“答案是这不关你的事，柯里先生。”
“这关我的事，博士。如果我们怀疑戈登夫妇偷了可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的微生物，而且这导致了他们被谋杀，我们就必须搞清楚这里是否有这样的微生物。也就是说，这幢楼里是否有生物武器专家？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工作，做实验？”
卓纳博士看了看福斯特和纳什，说：“我要说军方化学部队没有人来过，那就是说谎了。他们对防生物危害的疫苗和解毒剂极感兴趣。美国政府不进行进攻性生物武器药剂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但如果连防御措施也不加以研究的话，那等于自杀。只有有了防御措施，某一天当那个带着炭疽病毒罐的坏蛋划着小船在曼哈顿岛周围搞破坏时，我们才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又补充道，“我向你保证，戈登夫妇跟军方没有任何交易，没搞过那方面的研究，也设法弄到那么致命的毒剂——”
“除了埃博拉。”
“你确实听得很仔细，我的科研人员也该像你这么专心。但我们干吗自找麻烦搞埃博拉武器？我们有炭疽。改进炭疽病毒就像改进火药一样。炭疽病毒容易繁殖，容易处理，易于扩散到空气中，人染上炭疽病毒后并不很快死亡，这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它的致残率和致死率相当，可以搞垮敌人的医疗体系。但是，我正式声明，我们没有炭疽炸弹或炮弹。关键是，如果戈登夫妇想研制生物武器卖给外国，他们根本不必费劲去搞埃博拉。他们都是聪明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
“我放心多了。顺便问一下，戈登夫妇什么时候去的英国？”
“让我想想……，去年五月。我记得我当时还羡慕他们能在五月去英国。你为什么问这个？”
“博士，科学家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在问问题吗？”
“并不总是在问问题。”
“我想戈登夫妇去英国的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吧？”
“当然，这是公差。”他想了一会儿说：“事实上，他们还自费在伦敦待了一周，这我还记得。”
我点点头，可我记不得去年五月或六月戈登家有过数额特别大的信用卡账单。他们那一周到底在哪儿？不会是在伦敦的旅馆里，除非他逃付账单。我也记不起他们曾支取过大量现金。这事令人费解。
当着福斯特和纳什的面，我只能问一些隐蔽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能听到答案。即使他们不知道我缘何提这些问题，他们也不至于笨到连提问题总是有目的的都不懂，尽管我跟卓纳不这么说。
我们走在一条很长的走廊上，没有人说话，接着卓纳问：“你们听到响声吗？”他停住脚不动，手放在耳边，又问，“你们听得到吗？”
我们都站住，一动不动，侧耳倾听。终于，福斯特问：“什么？”
“轰鸣声，是轰鸣声，是……”
纲什蹲下去，手掌心放在地上，问道：“地震？”
“不是，”卓纳说，“是我的肚子叫，我饿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一边拍着他的便便大腹。“别太紧张，”这句话带点德国口音，更显得滑稽。每个人都给逗笑了，除了纳什，他直僵僵地站着，不停拍打着手上的灰尘。
卓纳走到一个红漆门前，门上贴着六个标准的美国职业健康和安全署规定的标记：生物危害、放射性、化学垃圾、高电压、中毒危害和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他打开门后说：“午餐间。”
在这间朴素的白色水泥房里有十几张空桌子，一个水池，一台冰箱，微波炉，写有通知和留言的布告板，一台饮用水冷却器和咖啡壶，然而没有自动售货机，肯定是没入愿意来这儿维修。柜台上放着一台传真机，当天的菜单，纸和铅笔。卓纳说：“午饭我请客。”说完，给自己订了一大堆饭菜，我看到其中一个特色汤，就是牛肉汤，我简直不愿想这牛肉是哪儿弄来的。
我点了果子冻，这是我出院后第一次点这道点心，而且我乎生第一次没有点肉食。
别人好像都不太饿，他们点的都是色拉。
卓纳博士把点菜单传真出去，他说：“午饭开始时间是1点钟，但他们会应我的要求很快把午饭送来的。”
卓纳博士建议我们先洗手，于是大家都在水池用一种古怪的、闻起来像碘的棕色液体皂洗了手。
我们拿了咖啡，全部就座。又有一些人进来，拿了咖啡，从冰箱里取点食品或将午餐订单传真出去。我想看手表，却只看见空空的手腕。
卓纳说：“如果你把手表也带进来了，我就得将它消毒隔离十天。”
“我的手表经不起消毒。”我看了看墙上的钟，时间是下午1点差5分钟。
我们闲聊了几分钟。门开了，一个穿自大褂的男人推着一辆不锈钢推车进来了，推车外表就跟普通餐车一样，所不同的是车上盏着一层塑料薄膜。
卓纳博士掀去薄膜丢掉，然后像一个周到热情的主人一样为我们送上各人点的饭菜，最后打发那个男人推着车离开餐厅。
麦克斯问：“那个推车的人现在得去淋浴了吧？”
“是的。推车先要送去消毒室，之后才能拿回再用。”
我问道：“有没有可能用那辆推车从这儿夹带大件物品出去？”
卓纳博士正忙着在面前摆放他那份大套午餐，那动作活像一个胃口奇好的食客。他从百忙中始起头说：“既然你问了，那我告诉你，有可能。那辆推车是惟一定时往返于行政管理区和生物隔离区之间的工具。但如果你用它私带物品，你必须和另外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推着推车进出，另一个人清洗推车并将其送返厨房。你很聪明，柯里先生。”
“我只是顺着罪犯的思路想问题。”
他大笑起来，又埋头喝他的牛肉汤。我一看就恶心。
我一边咕噜咕噜地吸着酸橙果子冻，一边打量着卓纳博士。我挺喜欢这家伙，他逗人发笑，友好热情，还很聪明。当然，他对我们扯谎，但那是有人逼他这么做的。可能首先是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两个小丑，接着是华盛顿的某个神秘人物整个上午用电话向他发布指令，而那时候我们还在谋杀现场瞎转悠，只翻出几本关于牛瘟、性病知识的小册子。接下来轮到卓纳向陈博士交待要旨，所以她说话那么妥帖到家。我是说，我们可以交谈的人有许多，而卓纳博士单单让我们跟陈博士谈，陈博士的工作和戈登夫妇的研究项目只搭一点边。他说陈博士是戈登的好朋友，而她并不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她。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只做过简单交谈的科学家，他们的谈话内容和陈博士的话大同小异，就这样卓纳也是不等我们谈几句就把我们借故拉开了。
这里虚虚实实，真假互见，而且我肯定从来都是这样。我对卓纳说：“我不相信关于埃博拉疫苗的说法。我知道你想隐藏掩盖的是什么。”
卓纳博士一口食物嚼了一半突然停住，这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他双眼盯着我看。
我说：“是罗斯威尔外星人，对不对？戈登夫妇想揭露罗斯威尔外星人的真相。”
房间里静极了，甚至屋里的其他科学家也朝着我们看。终于，我笑着说：“这个绿色果子冻就是外星人的脑子，我正在把证据吃掉。”
每个人都笑了，卓纳笑得差点呛住。嗨，我这人就是幽默，和卓纳演滑稽剧倒是一对好搭档，保留节目就叫“柯里与卓纳”，听起来比“柯里的节目”好多了。
我们继续吃饭，一边闲聊着。我看了看我身边的人。乔治·福斯特正在享受他点的芦笋尖，我就埃博拉疫亩一事提出异议时，他曾惊慌失措，现在他看上去好多了。泰德·纳什也没那么掠恐了，倒是有点杀气腾腾。显然，不管你听到什么谎言，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叫喊“你胡说”或“你撒谎”都是不合适的。我和贝思对视一眼，像往常一样，我搞不清她是被我逗乐了还是惹恼了。赢得女人芳心的诀窍是逗她发笑，我相信女人喜欢会逗乐的男人。
我看看麦克斯，在这间普通的房间里他倒没犯幽闭恐怖症，他好像挺爱吃他的青豆色拉，在这幢与外界隔绝的大楼里有这种菜倒是不太容易。
我们慢慢吃着，话题又回到了可能被窃的疫苗上来。卓纳博士说：“前面有人说这疫苗跟黄金等价，这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戈登夫妇试验的一些疫苗有一道金边，他们把这些疫苗叫作液体黄金。我当时觉得奇怪，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儿的人从来不提钱或利润……”
“当然不会提，”我说，“你们是政府机构。这不是你们的钱，你们也不一定要产出利润。”
卓纳博士笑着说：“你干的这行也是如此。”
“是一样。不管怎样，现在我们认为戈登夫妇明白过来了，不再满足于只拿政府工资，只为科学利益作研究，他们懂得了经济，开始为钱而干。”
“对，”卓纳说，“你已经跟他们的同事谈过，也看到了他们生前的研究情况，现在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为什么还疑虑重重呢？”
“我没有疑虑重重。”我言不由衷，我当然疑虑重重，我是纽约人嘛，还是个警察，但我不想引起卓纳博士、福斯特和纳什不安，所以我说，“我只是想使证据与推断对上号。可能戈登夫妇的死与他们在这儿的研究工作无关，我们的调查走错了路子；也可能他们的死跟他们的工作有关，很可能跟那价值百万的被盗疫苗有关，就是液体黄金。然后戈登夫妇被人骗了，或者可能他们去骗别人，所以被人杀了——砰！”
唉呀，那种感觉又来了！什么呢？它就在那儿，我看不见它，却能感到它的存在，但那到底是什么呢？
“柯里先生？”
“嗯？”卓纳的蓝眼睛发着光，在他小巧的金属框架眼镜后打量着我。
他说：“你在想什么吗？”
“没有，哦，是的，为什么我进这儿得把手表脱掉，而你却可以戴着眼镜？”
“这是一个例外，眼镜出去时可以洗。这又让你得出什么聪明推断吗？”
“凝胶结构分析盘伪装成眼镜。”
他摇摇头：“这样做很笨。我认为凝胶盘是放在餐车上夹带出去的。”
“有道理。”
卓纳博士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我们继续参观吗？”
我们都站起身，把塑料餐具和纸放入围着塑料袋的红色垃圾筒里。
在走廊里，卓纳博士说：“我们马上将进入三区，当然三区的传染危险较大，所以如果谁不想去了，我派人赔你去淋浴间。”
每个人都似乎渴望看看地狱是什么样的，也许这么说有点过分。我们进了一扇写着“三区”的红门，卓纳说在这儿，他的科学家们研究的是活的病原体，包括寄生虫、病毒、细菌、真菌和其他令人毛骨惊然的病菌。卓纳带我们参观了一间实验室，里面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凳上正对着墙上的一个开口。她戴着面具，手上戴着乳胶手套，面前有一块塑料挡板，就像色拉自助柜前防止人打喷嚏时唾沫飞溅的挡板，但显然她面对的可不是酸卷心菜色拉。卓纳说：“墙上放病原体的开口已被抽成真空，所以开口内的东西流人房间的危险很小。”
麦克斯问道：“她戴着面罩，为什么我们没有？”
“问得好。”我附和道。
卓纳说：“她比你们更靠近病原体。如果你们想走近去看看，我也会给你们面罩。”
“算了。”我说。
“算了。”大家都说。
卓纳搏士走近那女人，跟她轻声交谈了几句。他转身走到我们身边时说：“她研究的是引起蓝舌病的病毒。”他想了想，又接着说，“可能我刚才靠得太近了点。”他伸出舌头，那舌头还真是谈蓝色，他自己看看，说，“天哪！是不是我中饭吃的蓝莓馅饼？”说完，他大笑起来，我们也笑了。其实，这种笑话已不新鲜，我对愚蠢的笑话的容忍度够强的了，可也觉得乏味。
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间实验室。
这个区的人比二区少，能见到的人看起来也有点郁郁寡欢。
卓纳说：“这儿没什么好看的，可我要这么说，柯里先生就该坚持把这地方的含晃儿都瞧遍了。”
“哦，卓纳博士，我给了你这种印象吗？”我说。
“是的。”
“那好吧，我们就把这地方的旮旮旯旯儿都瞧遍。”
有人不满地咕贼着，可卓纳说：“好吧，跟我来。”
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看遍了三区的所有地方，大部分地方确实都一样，一间又一间的实验室里，男男女女们透过显微镜观察载玻片上的黏液、动物的血液和组织。这些人就是在实验室吃的午饭，一边看着这些恶心的玩意儿，一边吃着饭。
我们又和另外十几个认识汤姆和未迪或曾和他们共事过的人谈过，尽管我们对戈登夫妇的工作有了更加清楚全面的了解，对他们的所思所想却毫无进展。
但我仍然认为这样做不是徒劳，我喜欢在脑子里先对死者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得出点妙主意。有时在跟死者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闲聊中，就会有这么一两句话帮我找到答案，当然这只是有时候。
卓纳介绍道：“大部分病毒和细菌不能跨越物种传染。人喝下一试管的口蹄病病毒，顶多胃会不舒服，而换成牛，针尖那么点就足以致命了。”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病毒的遗传物质必须与细胞结合才能感染细胞，而人体细胞不能和口蹄疫病毒结合。”
贝思说：“可是有证据表明疯中病也能感染人类。”
“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才特别小心。”卓纳又补充道，“病毒会咬人。”
其实，病毒会吞噬人。
我们走进另外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卓纳说：“这儿研究的是寄生虫。最可怕的是旋丽蝇幼虫。我们发现了一个控制这种寄生虫病的好办法。我们发现雌雄旋丽蝇一生只交配一次，所以我们用Y射线使数以百万计的雄蝇绝育，并空投到中美洲地区。这种雄蝇和雌性交配后不会产生后代。是不是很聪明？”
我问：“雌蝇会就此满足吗？”
卓纳答道：“她只能如此，她不会再交配了。”
贝思说：“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
卓纳笑了：“对，从雌性的角度。”
说笑过后，我们轮流观察显微镜下的旋丽蝇幼虫，恶心极了。
我们继续参观了一个个实验室和房间，那里培养存放着各种可怕的寄生虫和微生物；我们还去了各种各样的古怪地方，对这些地方的目的和功能我只是似懂非懂。
我脑子想着我的朋友汤姆和朱迪，他们天天在这些走廊里过，在这些房间和实验室里进出，而他们对此却毫无压抑或不安的感觉，至少我没发现他们有这种感觉。
最后，卓纳博士说：“三区就这么多了。现在，我再问一遍，你们还想继续深人参观吗？四区是所有区域中最具传染性的，甚至超过五区。在五区，你总穿着防生物危害服，带着呼吸器，通常所有东西都消毒过。出五区还得经过专门的淋浴。在四区，你们可以看到动物的笼舍，都是些生病的，奄奄一息的动物，如果你们想看，还有焚尸炉和尸体剖检室。虽然这儿主要是临床治疗动物疾病，但周围环境中会有一些其他的病原体，也就是说空气中可能有病菌。”
麦克斯问：“我们要戴面罩吗？”
“如果你想戴就戴。”他看了看大家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