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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我的搭档，法纳利的留言，是早上九点打来的，他说：“嗨，傻瓜，我在早间新闻里看到你了。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屁股后面有两个杀手在找你呢，你在电视上露了面，现在人人都知道你就在东部了。你干吗不把你的海报贴到哥伦比亚邮局去？唉，约翰，我正努力在那两个人发现你之前找到他们。还有好消息呢——老板也想知道你在一个凶杀现场干什么。那儿发生了什么事？谁杀了那两个人？嗨，那女的很靓。你要帮忙吗？给我打电话。小心点，再见。”
我不觉笑了，好人老法纳利，他是我靠得住的人。我还记得我挨枪击后倒在街上流着血他看着我的样子，一只手里拿着啃了一半的炸面圈，另一只手拿着枪。他啃了一曰炸面圈，然后对我说：“约翰，我要抓住他们，我向上帝起誓，我要宰了那帮杀你的狗杂种。”
我记得我告诉他我还没死，他说他知道，但我可能会死的。他的眼里流着泪，我看了难受得要命，他一边啃着炸面圈，一边试着跟我说话，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耳鸣得厉害，然后就昏过去了。
再接下来的留言是《纽约时报》在早上九点三十分打来的，我奇怪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和住址的。留言里说：“作为一个新订户，前十三周你只需每周付三点六美元就能享受到每日送报上门的服务，请拨打1一800—631一2500，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我可以在办公室看。下一个。”
麦克斯的声音从答录机里传来：“约翰，我郑重声明，你已不再为南侯德镇警察局雇用。谢谢你的帮助，我欠你的，但我会请你喝一杯的。给我打电话。”
“滚你妈的，麦克斯！”
再下一个是中情局的超级傻瓜泰德·纳什，他说：“我只想提醒你凶手还没有抓到，你可能成为他们的目标。与你合作很愉快，我相信我们还会见面，你保重。”
“滚你妈的，泰德。”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威胁我，就该有胆子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即使答录机会把话录下来。
答录机上还剩一条留言，可我没让它放出来就按了停止键。
我打通了“海湾景观”旅馆的电话，找泰德·纳什，接电话的小伙子说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我又问：“那乔治·福斯特呢？”
“没有，先生。”
“贝思·彭罗斯呢？”
“她刚刚结账走了。”
我向服务员描述了纳什和福斯特的样子，他听后说：“是有两位先生的样子跟你说的差不多。”
“他们还在吗？”
“是的。”
“告诉那个大块头、鬈头发的家伙，就说柯里先生收到他的留言了，让他自己也当心点，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
“另外，就说我说的，让他见他妈的鬼去。”
“好的，先生。”
我挂上电话，打了个哈欠。我累极了，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我大概只睡了三小时，我忍不住又打了个哈欠。
我按下放音键放最后一个留言，只听见贝思的声音说：“嗨，我正在车里给你打电话……我只想对你今天的帮助说声谢谢，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说过。很高兴认识你，要是我们明天碰不到一起——我可能出不去——办公室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报告要读——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会打电话绘你。再次感谢你。”
答录机里传出“留言完毕”的声音。
我把最后一条留言又放了一遍，这个电话是我跟她分手10分钟后打来的，她的声音非常矜持，非常陌生。这实际上是一种拒绝。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疯狂的念头，贝思和纳什成了情人，他们正在纳什的房里亲热。柯里，挺佐，好色、沉迷于女人的人是没有好结果的。
还有什么比我现在的情况更糟的吗？我在生物隔离室里待了一天，兴许染上了腺鼠疫，我也许复职无望，那两个西班牙裔杀手摸到了我的行踪，我的朋友麦克斯炒了我的鱿鱼，中情局的家伙无缘无故地也可能为了他假想出的理由威胁我，还有我的爱人跑掉了，我想她正跟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笨蛋打得火热呢。另外，喜欢我的人，汤姆和未迪都被人杀了。现在才晚上九点，我怎么过啊？
我突然想到了修道院，或者去加勒比海过一个月也许更好些，跟着我的朋友彼得·约翰逊从一个岛屿飘泊到另一个岛屿。
或者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坚持下去，复仇，证明自己的清白，成功，获得荣誉，这才是约翰·柯里该做的。此外，我有别人没有的——我对发生的一切有了一丝顿悟。
我坐在黑暗、寂静的屋子里，今天第一次我能不受干挠地思考，我的脑子充满了想法，现在我把它们整理成形。
我凝望着窗外的一片黑暗，脑子里的灵感仿佛变成了一张黑色屏幕上的一个个亮点，渐渐形成一个图像。我看不清整个图像，更别说细节了，但我大概估难了它的尺寸、形状和方向。我需要再多几个亮点，几个灵感，那样就能找到汤姆和朱迪被杀的原因了。
16
早晨的阳光涌进我在二楼的卧室的窗户。很高兴我还活着；很高兴发现枕边那血污的死猪原是一场噩梦。我聆听鸟雀的声音，只为确认我不是地球上惟一的活物。一只海鸥在海湾某处咯咯鸣叫。几只加拿大野鹅在我的草坪上呱呱叫唤。一只狗在远处汪汪吠着。目前，还好。
我起来，冲了澡，到了胡子什么的，然后在厨房里冲了杯干冻微波咖啡。我整晚都在思考，或者，像我们在上班是所说的，在忙于推理分析。我也给哈里叔叔，父母，兄弟们和法纳利回了电话，但并没有回复纽约时报和麦克斯。我告诉每个人那个在电视上的人不是我，而且我也没看新闻报道或答记者问。我说我晚上在老城酒馆里看“星期一晚场足球赛”——这是我本应做的——我还有证人。每个人都相信了。我希望我的顶头上司，前面提到过的中尉沃尔夫侦探，也能买账。
另外，我告诉哈里叔叔，玛格丽特·威利对他有意思，但他好像不感兴趣。他告诉我：“迪琪·约翰逊和我一块儿出生，一块儿长大，一块儿拥有好多女人，一块儿变老，但他比我早死。”
多么令人沮丧！算了，我打电话给法纳利，但他出去了。我便让他的妻子玛丽带个口信。在我结婚前我一直与玛丽在一起，但玛丽和她的前任男友根本不彼此喜欢。我的离婚和中弹都没能让玛丽和我又粘到一起。这很怪异，我是说，与搭档的妻子好。最好也不过一种古怪的关系。总之，我对玛丽说：“告诉法纳利电视上的不是我，许多人都这么搞错了。”
“好的。”
“如果我死了，那就是中情局干的。告诉他。”
“好的。”
“普拉姆岛上也许有人想要杀我。告诉他。”
“好的。”
“如果我死了，告诉他去找这儿的警长西尔韦斯特·麦克斯威尔谈谈。”
“好的。”
“孩子们好吗？”
“好的。”
“我快没气了，肺不行了。”我挂掉了。
行，至少我是被录了音的。如果我的电话被联邦调查局的人偷听，那才好呢，让他们听听我怎么对别人说我认为中情局的人要杀我。
当然，我并不真的这么想。泰德·纳什，就个人来说，他会想杀我，但我怀疑一个部门不会赞成干掉一个家伙，只因为他爱挖苦人。但是关键点是，如果这事儿和普拉姆岛有某种不寻常的联系，那么我不会为又出现几具尸体面惊讶的。
昨晚，在我打电话时，我用手电和放大镜查了一下我的家伙和弹药，一切看起来都还好。如果不占用太多时间的话，不会让你走火入魔的话，妄想症也是乐趣所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觉得日子单调的话，你可以假想某人想杀你，或者想操你，那么你可以玩些小把戏，像使用汽车遥控点火，或想像有人在窃听你的电话，或搞坏你的武器。一些疯狂的人常常树立一些叫他们去杀人的假想的朋友。而另一些疯子则制造些要杀他们的假想敌。后者，我想，疯狂的程度稍轻，也更有用一点儿。
总之，我这一晚剩下的时间又测览了一遍戈登夫妇的财政记求。
我仔细查看了去年五六月份的，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安排一趟公差之后的英格兰一周度假的开支的。我现在注意到六月份的护照卡，比通常稍微高出一点儿，这便是他们的证券交易所，一条乎坦大道上的小起伏。而且，他们去年六月的电话单比平常多出100美元左右，表明在五月份可能有长途通话。而且，我假定他们随身带着现金或旅游卡，但账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取款记录。这是惟一的而且是第一次显示，戈登夫妇另外还有现金。获得非法收入的人们常常买上几千元的旅游卡，跑到外面去，挥霍寻欢，否则，戈登夫妇们也许知道如何在英国一天只花二十美元。
不管情况是怎样，根据打印件，我们说过，账目很清楚。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隐藏得很好。或者那并不涉及的存取数目并不大，至少不在这个账本上。戈登夫妇很聪明，我提醒我自己。他们是科学家，因为如此，他们小心，耐心，并且细心。现在是星期三早上八点，我已经喝到第二杯差劲的咖啡，在冰箱里四处寻找有什么可吃的。芦笋还是芥未？不，黄油和胡萝卜也行。
我拿了胡萝卜和一桶黄油站在厨房窗前，沉思默想。稀里糊涂，还一边拒绝。我等着电话响起来，等贝恩来确认下午四点的事。但厨房里除钟表声外一片寂静。
今天早上我穿得更漂亮了，棕色棉长裤，斜纹牛津杉。一件亮蓝色上衣搭在厨房椅子的背上，膝上放了枝手枪，丽防弹衣——离开了这儿能用的着的——穿在茄克里面。另外，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忘皮夹里放个避孕套。我准备好了去迎接一场战斗或一场浪漫，或这一天中会发生的任何事情。
胡萝卜拿在手中，我朝海湾走下斜草坪。水面上浮着轻轻的雾气，我走出来，到了叔叔码头的尽头，那儿需要大修一下。我向我涉及的地方观望，回忆起那次戈登夫妇在这个码头上靠岸的情景——那大约在六月中甸。我在绿港村克劳迪亚餐馆的酒吧内与他们第一次会面后的一个星期左右。
当他们在哈里叔叔的码头靠岸时，我正在后廊上疗养，老样子坐着，喝着疗养啤酒，用望远镜观察着海湾。这时，我看见了他们。
而一星期前在克劳迪亚餐馆时，他们要我描绘一下去我家的水路，当然，他们找到了。我记得走下码头去迎他们，他们说服我与他们去兜一圈。我们转过了长岛南北福克郡之间的一连串海湾——大匹克尼克，小匹克尼克，诺亚克和南侯德湾，然后出到嘉丁纳海湾，又去了东方角。那时汤姆打开了快艇上的风门，我以为我们要飞到空中去了。我的意思是，这玩意儿开起来了，越过了海湾的障碍。反正，那一次戈登夫妇领我见识了普拉姆岛。汤姆说：“这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朱迪加上一句：“哪一天我们看能否为你弄到一张参观证，那儿实在很有趣。”是很有趣。
那一天我们还在普拉姆海峡遇上了风和潜流，我以为我要往海峡里吐空肚子，同时好奇地想，这海峡是不是因此而出名的。因为这个英文地名有两层意思：既指海峡又指肚子。我记得我们在水上呆了一整天，回来时精疲力竭，晒得蔫蔫的，又饿，汤姆去买比萨饼，朱迪和我在后廊上喝啤酒，看着夕阳沉下去。
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家伙，但戈登夫妇想尽力与我为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起初，我并不需要也不想要伙伴，但汤姆英俊而风趣，朱迪又很美，而且聪明。有时事情在发生时总是搞不大明白，但一段时间过后，或一件什么事发生过后，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便意义分明了，对吗？
戈登夫妇也许已知道他们处在危险中，或有可能遇到危险。他们已和麦克斯威尔警长熟悉了，而又想要一个人或一些人来知道他们与警长很熟。那么下一步，他们便花了许多时间和你小子在一起。我想这也许是向某人显示汤姆和朱迪和警察出游的一种方式。如果戈登夫妇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和麦克斯会收到一封信，但我并未屏住呼吸。
另外，这一回想还有一点，那个特殊的六月夜晚，在汤姆带着比萨饼回来之前，空着肚子灌了三瓶酒的朱迪，瞧着叔叔的房子问我：“这样的地方值多少钱？”
“我猜大约四万美元，也许更多一点。为什么问这个？”
“只是好奇，你叔叔要卖它吗？”
“他向我出低于市场的价，但我需要二百年的抵押贷款才行。”
谈话终止了。但当人们问你一幢房子，一只船或一辆车值多少，又问你是否出卖，他们不是太烦人就是想要买。戈登夫妇不是多事的人，现在，当然，我想那时戈登夫妇正期盼着迅速致富。但如果这些钱来路不正，戈登夫妇不会将这钱四处招摇，去买一幢四十万美元的水土豪宅的。因此，这快要到手的钱要么是合法的，要么表面上看是合法的。疫苗？也许。
然后事情出了点岔子。这两个聪明的脑袋在甲板上开了花。像有人在烤肉宴烤架旁掉了一袋五磅装的碎牛肉一样。
记得在那个六月夜晚，我后来对汤姆说我认为到海峡里有点儿危险。汤姆已经从啤酒喝到葡萄酒，脑袋糊成团了。他有一种技术人员式的哲人般的神经质，对我说：“在海湾里的小船是安全的，但船不是为此而造的。”
确实不是，隐晦点说。我醒悟到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致命物质打交道的人从本质上讲，是冒险者。他们在生物危害前赢了这么久，便开始以为他们是有魔法护着的。然而他们越出了本性，像深水潜水员去爬山一样，反之亦然。有许多力气，但不知该怎么做。
哎，还是回到九月的星期三早晨，现在是上午九点。曾和我一起站在哈里叔叔码头上的汤姆和朱迪·戈登，已经死了。如今案子却到了我手中，阴差阳错啊。
我转身向房子走回去，清晨的空气和胡萝卜使我活力充沛。而又被两个好人的记忆所驱动着，头脑很清醒。昨天的失望与忧虑被正确地看待，我休息够了，渴望去战斗一场。
在声波显示屏上，似乎还有一点未被连接，需要放上去：酒商弗雷德里克·托宾先生。但首先，想起有人可能在我去海边思考的时候打过电话来。我检查了我的录音电话，没人留言。“讨厌。”哦，哦，约翰。
有点儿受伤害，更多的是恼怒。我离开了屋子。我穿着拉尔夫·劳伦斯牌的亮色上衣，汤朱·希尔费格脾的中津衫，艾迪·包尔牌的长裤，波瑞·艾利斯牌的拳击短裤，用着卡尔·拉格菲尔德脾的剃须水，井带着史密斯和威森牌的左轮手枪。我用遥控器发动了汽车，爬了进去。
“你好，吉普。”
我驶上大路，向东转，开进朝阳里。大路总体是乡村式的，但却成为许多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在闹市区之间有谷仓，农舍，保育院，许多小摊，几家简单然而不错的餐馆，一串古董店，和一些非常迷人的新英格兰护壁板式教堂。
但与我还是一个小家伙时不一样的是，沿路已冒出了两打酒厂。不管葡萄园在哪里，大多数酒厂都在大路边设立了总部，以便和旅游业联合。这儿会举办葡萄酒之旅或免费赏酒会活动。常常伴随着去礼品店的一次义务性游览，在那儿日出夜归的旅游者感到有义务要买上一些当地的葡萄美酒，还有酒乡挂历，烹调书，水瓶塞，茶杯垫等诸如此类。
大多数酒厂建筑物实际上是从农舍和谷仓改建而来，但有一些是新的大复合体，把实际产酒设备，酒类礼品店，一个餐馆，酒馆等融为一体。大路虽然不是阳光大街，而北叉也不是罗纳河斜谷，但四周环境令人愉快，如同穿越鳕鱼角与纳帕山谷时的感觉一样。
酒也不坏。我听说。有一些相当不错。我听说。一些还得了国家和国际奖，我听说。至于我，我会赢得一个妨娘。
在那个叫匹克尼克的小村庄中，我在一个大卸石停车场停下来。那儿一块木牌上写着：弗雷德里克·托宾葡萄园。木牌上了黑色清漆，而刻在木头中的字被涂成金色。一些怪异的呈十字交叉状的彩色条纹分布在清漆表面。如果不是在酒店或在汤姆和朱迪的家中见过，当看到托宾酒标签上也有这样的条纹，我会把这看作是对艺术的破坏行为。注视着托宾先生的木牌上的斜纹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艺术。艺术与破坏艺术的行为之间差别越来越难以辨认了。
我从我那昂贵的运动用车中出来，注意到和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