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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砸进榫槽里，但作业的场地是个半人高的圆筒，大锤抡不开，小榔头又力量不够，而且铁楔必须一次到位，否则就报废了。这下可难坏了造船厂，没法子就向我们矿机厂求援。矿机厂就找老师傅们开会，问谁会打“腰锤”？老师傅说，现在什么都靠机械靠设备，这种手艺早就失传多年了。二十四磅的大榔头抡起来不能超过头顶，而且砸下去要准确够劲，谁都没把握。厂长说，这么个小问题咱都解决不了呀？咱矿机厂的脸叫你们丢尽了。还八级工呢，狗屎！
其实这问题并不小，人猫着腰，还得使那么大的榔头抡圆了砸，今天谁有这本事？这时小舅跑进来说，他愿意试试，他说他在乡下打过“腰锤”。老师傅们全都不信，说你小狗日的老鼠舔猫？菖呀，你知道虾子从哪头放屁呀？小舅不服，嘴巴又讲不清，只能犟着脑袋小声嘀咕：试试呗，不信就试试呗，连试都不叫试呀？这样就答应叫他试试，不试不知道虾子从哪头放屁。
厂里模拟了一个半人高的现场，新领了一把二十四磅大锤，砸核桃。要求是，核桃扔到哪榔头砸到哪，一锤下去核桃拍死，只准流油不准见碎壳。玩过榔头的人都知道，榔头不过顶就意味着重力不垂直，而榔头围着腰甩出弧线又不能见碎壳就必须做到正面落下，既准又狠一锤到位。这不光要技巧，更要一把好力气。那天的结果一些老师傅至今不忘，说是眼珠子都掉下地了：十几颗核桃砸完，居然四周找不到一粒碎渣。
厂长大喜，连夜就拉小舅坐上吉普车，送到芜城。在芜城，小舅更是风光无限，那个大胡子德国佬一再搂着小舅要亲吻，拉小舅照相。他说小舅要是在德国一定能当上议员，他承认自己是成心为难江南厂的，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这样好的技术工人。报纸电台也来猛吹，说小舅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苦练硬功什么的。
那年也是凑巧，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老师带学生到江南来写生，听说了这件事，就要求小舅光膀子打铁给他们看，看过了个个都叫美。真美，美极了。有个女学生摸着小舅的后背激动得浑身发抖。然后他们集体创作了一幅油画，名字就叫《脊梁》，这幅画今天还在省博物馆收藏着。
八十年代的审美趣味我说不上来，反正那种画搁今天白送人还嫌占地方。我们市百货大楼门口天天表演内衣秀都没人看。不过小舅打铁的样子我是见过的。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聒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整个身心都飞升出去。根本不像现在，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额头赛过皮带轮子。
那一年底，小舅评上了省劳模。
照说，那时的小舅稍微会来事一点就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所有的灵气都表现在手艺上。他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嘴巴一张就伤人。所以他即使当了领导也是不讨好的。但是不提拔他好像也说不过去，因为同时期进厂的也都当了干部，何况他还是个劳动模范。
小舅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我要不当这个鸡巴干部就好了，我有手艺我上哪混不上饭吃啊？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宿命，一直在折磨着他。我说，那你现在也可以走啊？听说上海那边就缺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挣好几千，你干吗不走？他把眼瞪圆了想半天说，我要是走了这边怎么办？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洞穿出去，似乎看到很远想到很多，很深刻很全面，其实那里头很空洞，什么内容也没有。所以他的悲剧不是当不当干部，也不是有没有手艺，而是他心中有个疙瘩始终解不开。他太认死理了，只有一根筋。
小舅二十八岁才正式谈恋爱，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以他当时的条件，漂亮女工随手抓，可就是搞不成。这期间光我妈给他介绍的就不下四五个，没有哪个能处得下去。原因就一条，他不爱说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问他什么都哼哼，哪个女的也受不了这个。
小舅到二十五六岁还爱找我来玩，一到星期天就来了。我妈总骂他：你就不能约个谁出去逛逛？跟个小屁孩玩个什么？没出息成这样！可他就愿意跟我玩，一点办法没有，钓鱼扳虾，上树掏蛋，逮什么玩什么。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这是我少年时代特有的骄傲。小时候我特别胆小，而且我对外界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因为小舅没准儿就躲在哪个路口拐角，冷丁冲出来把我的裤衩往下一拽，让我捂着小鸡满街乱跳。我急了也会骂他：看老子不告外婆收拾你狗日的！他把大拇哥一跷：你告啊，老子要怕你告老子就认你做老子！一直到他结婚，月月出生，小舅和我的友谊才算告一段落。
那时能跟他聊天逗笑的女人就一个，就是他十七岁的徒弟杜月梅。原因是他根本没把杜月梅当女人看，该说的说，该骂的骂，有时候还在屁股上拍一巴掌。小舅有个习惯，就是嘴巴表达不清的时候，喜欢用手，捅你一下或者打你一巴掌。但那时的杜月梅对他实际上是有意思的，很愿意挨他打被他骂。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一件是小舅不爱吃蔬菜，但特别爱吃杜月梅腌的咸菜。那时上班就有保健票，两毛钱的保健票能打一个荤素炒菜，但小舅就怕吃这个，筷子翻翻眉头就皱起来了，什么鸡巴菜！这时杜月梅就跟变魔术似的拿出一缸子咸菜，高梗白腌得黄黄的脆脆的，淋上香麻油，小舅立马咧嘴笑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杜月梅替他买饭，打一个红烧肉或者米粉肉，就她的咸菜。吃完了也是杜月梅去涮饭盒。还有一件事是调工作。按规定干部是没有义务带徒弟的，但小舅坐不惯办公室，所以就带了一个钳工徒弟。可有一次厂长找他找不着，大光其火。后来发现小舅在帮杜月梅磨钩针（那时流行编织，钩针的精巧程度也是女孩的人气指标），就下死命令要杜月梅跟别的师傅做。小舅居然没敢反对，大概是觉得自己理亏。这件事杜月梅嘴上不说，可心里难受，据说眼睛都哭肿了。
那时候的杜月梅还是车间团支书，活泼、快乐，天天还唱着歌——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天也美，地也美，春风惹人醉……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
可惜这段日子并不长，如果长一点也许情况就会不同，两个人也许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可惜那时家里人太急，我妈还问过他，是不是对那个小徒弟有点意思，小舅张嘴就是：放屁！家里人只好算了。同时也认为杜月梅太小了，要等她能结婚小舅该三十多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其实现在看来两个人心里不是没有，只是不敢承认。小舅对女人太紧张了，紧张到了无话可说，已经分不清喜欢和需要，以至于该正视的时候他也不敢面对。而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
那一年，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原因是工人开玩笑。
据我看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免不了男女关系方面的精神生活，谈不上谁高谁低，只不过工人更直接一点，更有创造性。矿机厂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平时嘴巴很油、爱占女人便宜的师傅中午睡觉，被女工解开裤带，裆下糊了一大捧黄油。当然他们全是结过婚的，玩了乐了也就忘了，并不当回事。那天也是这样，午休时小舅睡着了，这时来了个库工找他签字。有人就说，朱师傅啊？睡了，你能亲他一口立马就醒！又有人说，咱们朱师傅什么都行就是那玩意不行，就缺你这一口了！人们嘻嘻哈哈说着这些，库工并不恼，一个人拿着领料单往里去。可到了小舅身边她愣住了。工人睡觉简单，找一张晒图纸或者旧报纸随便一垫就能睡着。夏天，都穿着单衣，小舅那一身肌肉就显得特别动人，让她有点发呆。
这种表情很奇特，触了电抽了疯一样。这表情立刻被几个女工捕捉到了，几个人一嘀咕，一二三就把库工给拎起来放到小舅身上了。放上了还不能算完，还摁着胯子来回搓上礅下。小舅就在这种哇哇大叫的集体快慰中坚挺起来。有人喊，硬了，他硬了，谁说他不行的？他硬了！工人们拍着巴掌笑啊跳啊，肚筋都笑断了，认为这是最富创意最过瘾的一次恶作剧。
但事后，库工哭了，骂了流氓。小舅傻了，觉得抬不起头来。再后来，他就决定跟这个库工谈恋爱，再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这个库工就是我的小舅妈。
当时我妈是不同意的（也没有其他理由，主要是觉得她不太好看），一再跟小舅说，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小舅说，我都那样了，还怎么改？我妈说，哪样了？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可小舅坚持说：我都那样了，我都那样了！
那个时代确实很奇特。在小舅看来，他都那样了就等于做出了承诺，他就不能不负责任，否则他就真是流氓了。
这件事我跟月月交流过看法，我认为人的命运确实不可捉摸。人这个东西，我说，真的很偶然，很虚无，很结构，很符号。如果不是那次恶作剧，可能你就不是现在的样子，假定小舅和杜月梅好上了，也许你就是个大美人，一切的一切都要重新改写。
但月月不以为然，她说，你是烧糊涂了吧？即使那样又能怎么样？如果我比现在漂亮，也许我就不开鞋店了，而是直接去当破鞋。那个来钱多快啊。
有一天深夜，十二点多了，小舅突然来了电话，说：我回来了。
我妈抓着电话，一个激灵就坐起来，憋了半天才哭出声，骂：你个死大头啊你死到哪去了啊？
小舅说：我去了趟省城。
我妈说：那怎么不招呼一声啊？你要把人急死啊？
小舅解释，主要是跟月月妈干仗，他懒得嗦。原来他是找老领导告状去了。一家人这才把心放回去。
三
小舅把一条烟放在我面前，又让月月给我沏了一杯好茶，然后一挥手就把月月撵出去，郑重其事地说：请你帮我搞一个材料。我搓着手说这么高的接待规格我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小舅说：应该的，应该的。月月在他身后一个劲地撇嘴，我也装着看不见。
搞材料就是写稿子的意思，工厂里把一切文字的东西统统称为材料。小舅知道我喜欢写小说而不是搞材料，但小说都能写了材料还不能写吗？我算是个还有点品位的人，也经常参加一些文学沙龙，只是暂时成就还不明显而已。但我们报社有个笔名叫西门庆的哥们，是专门写苦难的，已经很火了，他有一次到前街邮政所拿稿费，把柜台的现金都拿空了。这事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已经成为标志性美谈，我在家也吹过。我一直深信，有一天我也能这么爽一把。虽然我明白小舅这是因为看重这个材料，但小舅的庄重本身就说明了对我的承认。这也让我带上了一点神秘激动的想象。
他首先申明：你放心，出了问题一切由我承担。
小舅说，你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
其实事情很简单，他就是要把矿机厂这几年的衰落给领导汇报汇报，把工人现在的处境跟领导反映反映，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给领导分析分析。其实照我看，这些破烂事你不说领导也未必不知道。现在我们那个地方哪家国营企业不是这样？哪个工人日子好过？男的蹬板爷女的搞破鞋领导不知道？那些早年离职下海的反倒好了，有了位置也有了积累。而那些听领导话要以厂为家的，现在满大街都是。分工越来越细，连掏耳朵挠痒痒的都有了。现在谁要能想出一个挣钱的点子，立马就有成百上千学样的，可谁来消费呢？领导不知道？
但小舅不这么看，他坚决要我给他写。他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厂落到这个地步是有原因的。别的厂我不了解情况，不好说，可我们厂我是一本清账，我是眼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把厂子整垮的。他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他目光如炬气势如虹，很正义。
他都这样讲了，我也就无话可说，只当陪小舅玩上一把。
小舅告诉我，这一趟去省城他把矿机厂的第一任厂长给找着了。他说这老头是延安时期搞兵工厂的，现在住在干休所。他费吃屎的劲才把他给找出来。然后这老头又领着他去见了国资办和总工会的人，现在这些人全都答应帮他告状。他说要是省里告不赢，他就去中央告，非把他们告下来。
说着小舅又拉我到厂里去，他说：眼睛看着我们厂，我才能说清楚。就这样，又陪他在厂区转了大半夜。
其实这个厂我从小玩到大，龙门吊，大行车，车铣刨镗，全都是我熟悉的。这里有我一半的童年欢乐。而今却人去厂空，无比荒凉。小舅就在这荒芜中讲述了他认为不该如此荒芜的历史。冬夜，风很冷，可小舅却讲得一头是汗，把毛衣解开，胸口呼呼冒着热气。这很让我怀疑自己的观察能力。他高大的身影像鬼一样在墙壁上扭动，使他的动机显得宏大而且飘渺。
简单归纳一下就是这样：矿机厂的前身是东北某军工企业，五十年代由国家投资，转战千里来到江南，属于当时国家大型骨干企业中的配套项目，是为周围几家矿山服务的特大机械设备厂。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一的大厂，拥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按小舅的说法，除了飞机不能造，他什么都能干。到了八十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时候，厂里要求分出一部分生产能力开发电冰箱（那时海尔小鸭美菱那些牌子连影子都还没有呢），可上级就是不批准，说是要坚持为矿山服务的方向。好，就为矿山服务。那时厂里每年都有电解铜计划，（当时市场上电解铜八千多一吨，而计划价才四千多一吨，谁能批到条子谁就能发财，当时倒腾铜的人比苍蝇都多。）厂里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自己拉铜杆拉铜线，这样每吨可以卖到两三万，可上级一看又不干了，愣下文件把厂里的拉线车间给砍掉了，眼睁睁看着那些倒爷在厂门口倒卖调拨单。拿到调拨单还不提货，转手又卖给别人。就是活抢啊！小舅说。可领导还要我们维护大局。好，就维护大局。到了九十年代，等人家把市场瓜分完了，原始积累差不多了，领导说你们该下海了，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游泳了。也行，就自己学游泳。谁怕谁啊？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我们厂其实还是能生存的。虽然工人多一点效益差一点，可我们生产的收割机拖拉机还是不错的，农用机械还是有市场的，还是垮不了。好，他看你还不垮，他就给你换领导班子。非把你搞垮不可。他给你换上一帮贪污犯来当领导，看你垮不垮！
我笑起来，我说这也太邪乎了，领导还能是天生的坏蛋？非把你搞垮不可？小舅说：我看就是故意的。原来我也不明白，以为真是什么产业结构调整，什么阵痛，现在想想，就是故意的！我说，那领导图个什么呢？犯罪也要有个动机啊？小舅沉默了半天，说：捞钱呗。你想想，工厂是死的，设备是死的，怎么才能变成现钱？
我没有文化啊，是个猪脑子啊，我现在都后悔死了。小舅说。
我承认想不出这里的道道。但是我认为，这年头捞着了算你走运，捞不着也不用心里痒痒，对老实人而言吃亏是福乃绝对真理。现在出事的贪污犯没有一个是真正狡猾的，我在报社干我还能不精通这个吗？
小舅摇摇头：我说的捞钱没有那么简单，要拐很多道弯呢。他说：我会给你一些资料，那都是有数据的，不是瞎说的。
小舅承认，他犯过两次错误，都是不可饶恕的。第一件是让工人集资买岗位，一个人三千块，不掏钱就下岗。他说这是上一届贪污犯来干的事。他们哄他，你是工会主席，老工人，有威信，让他去动员。结果集资款全叫那帮人拿去投资，打了水漂。这帮人调走的调走了坐牢的坐牢了，只有他成了名副其实的猪主席。
第二件事更愚蠢，这一届新班子来了以后，政府牵头引进了一个港商，让厂里跟港商签订协议，由港商整体收购，全员安置，改成私营公司。但干这样的事要开职代会，表决通过才行，结果领导又来哄他，让他做工作。当时他想，工人已经吃了大亏了，港商又愿意拿出几千万建立收购发展基金，逐步偿还工人的集资款，就同意了。但职代会开完了通过了，到实际过户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称资产十几亿的香港公司不见了，却变成了我们本省的一家港龙公司。注册资本金只有三千万，而且公司副总经理居然就是我们厂从前上级主管局的财务处长（清算时还挂着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清算组副组长）！更滑稽的是，他们所谓的注册资金就是以收购矿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