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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澧 人
书屋讲坛铁锤何为启 良
说长论短纳税人、选举权及其它肖雪慧
说长论短权力的力量雷 戎
灯下随笔巫风强劲的中国象形文化张远山
灯下随笔看破妖雾戴庆华
灯下随笔滋润与保养我们的喉咙舒文治
书屋品茗重读《金蔷薇》朱亚宁
书屋品茗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景凯旋
书屋品茗金斯伯格与“垮掉的一代”张素兰
书屋品茗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崔卫平
书屋品茗收拾残片，修补慈悲胡松涛
其人其事世纪绝唱汪曾祺李木生
其人其事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古远清
其人其事御座下的孤独身影慧 子
专栏集萃我看电影（三）王 怡
专栏集萃雪尘语画（之五）张 渝
史海钩沉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何 蜀
学人书简聂绀弩致黄苗子信聂绀弩
学人书简丘东平致胡风的一束信张晓风
补 白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张远山
封 三读《缚鸡行》画斗鸡图韩 羽 文画
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我不知道《书屋》的读者中有多少人喜爱足球，但我想，读书人在兢业之余欣赏一下世界杯的精彩赛事，亦不失为一种活跃心智的方式。
人生在世，最不堪忍受的便是单调乏味，可是大多数人回首往事；都会发现值得回味的日子实在太少；其余尽是些机械的重复和愁苦的等待。如果没有足球这一伟大的发明，生活还会乏味得多。足球比赛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悬念丛生及其给人的强力刺激，这在第十七届世界杯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谁能想到，名不见经传的美国队竟然在上半场三次洞穿葡萄牙队的大门，令素具冒险精神的葡萄牙人也不禁为之胆寒。更出人意料的是，心高气傲的法国人被塞内加尔的一记冷拳打得晕头转向，且后遗症极为严重，以至于高卢雄鸡粒米未进，铩羽而归。有人说，如果上帝死了，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可能的。我倒宁愿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导演出如此有趣的活剧。
男人的血液里充满了战斗的里比多。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为他们集中发泄野性提供了一个最为安全的方式。没有这种代偿行为，人世间发生流血战争的机率也许会大大增加。足球张扬的乃是强梁敢进、舍我其谁的英雄文化，所谓大浪淘沙，胜者为王，因此我对深具英雄文化传统的德军军团向来抱有厚望。想想尼采吧，领略了他的哲学，你就不会为德国人在绿茵场上的骄人战绩感到惊奇。非洲雄狮喀麦隆队这次虽然未能小组出线，但德籍教头沙菲尔那满头飞舞的乱发，以及怒狮般的暴戾面目仍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他发誓要打败德国军团的狂言，既有些刺耳，也有些可爱。任何球队都有失败的可能，这不足为怪，要紧的是不能失去给对手制造麻烦的雄心。
女球迷的数量正呈急剧攀升的势头，不过她们最关心的是何人进球，而不是如何进球。如果这球恰好是贝克汉姆进的，即使动作平淡无奇，她们也会顿生一阵幸福的晕眩。有了女人的参与，那圆圆的足球便不断散发出性感的芳香。
封面书影介绍——
《清议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在旅日华侨的资助下，于日本横滨创办了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阵地的期刊《清议报》。
《清议报》为旬刊，每月三册。创刊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一年十一月十 一日，历时三年，共出一百册。发行人为原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
该报创办时距戊戌政变不久。康、梁等人之所以在流亡国外后首为之事便是办报，原因在于“欲行天下之权者，必先拥天下之兵；欲拥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财；欲握天下之财者，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天下之财与天下之兵，行其权之大本也”（《兴清论》，载《清议报》第一册），而办报正是“先收天下之心”的重要手段。
该报声言要“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其宗旨有四：“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梁启超撰《横滨清议报叙例》，载第一册）。所刊内容除猛烈抨击西太后、荣禄主持下的黑暗朝政、鼓吹“尊皇”、力主归政于光绪帝外，还大力宣扬救亡图存、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以服务于其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该报出版后很快便风行海内外，短期内即销售至三千余份，发售与代售点达三十八处，成为继《时务报》之后在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刊物。
（万 方 文）
铁 锤 何 为
——评尼采的政治哲学
？ 启 良
在现代哲学史上，无论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三人谁的影响更大，但有一点无可置疑，即在尼采的哲学面前，谁也没法无动于衷。不管你是震惊而悲凉，还是欣喜而迷信，你都会认为尼采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如同魔咒。尼采说“上帝死了”，二十世纪果真是一个上帝缺席的时代，一如上帝说“要有光”，世界也就有了光。
尼采过世已逾一个世纪，对其研究可谓热闹非凡，成果亦是汗牛充栋，东西方亦然。可是在学者们眼里，尼采始终是一位悲剧哲学家，非理性主义的大师，存在主义的先驱。至于尼采为何要反传统反理性，为何要用“铁锤”作哲学思考，为何要同基督教过不去，很少有人作过深入的思考。学者们的毛病是，总喜欢为学术而学术，喜欢揪着一些概念和字句不放。尼采虽然也是学者，但其学说却不是为了学术。这样，在作为学者的尼采和作为学者的现代研究者之间，势必存在一道鸿沟。正因为这道鸿沟，决定了研究尼采的学者们同尼采的思想总免不了存在一层隔膜。倒是纳粹元首希特勒，因为没有学者的学术障碍，可以直逼尼采学说的神髓。纳粹德国时期，尼采的学说备受青睐，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还亲自到尼采的墓前祭拜。这至少说明，尼采的哲学同纳粹的信仰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众多的现代学者极力为尼采辩护，认为纳粹分子利用尼采学说而为他们的侵略扩张张目，罪在纳粹，而不在尼采，但却都没有切到问题的实质，即没有正面回答为何尼采的学说会为纳粹所利用？尼采的学说从根本上看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说？
刘小枫博士曾发表长文《尼采的微言大义》（载《书屋》2000年第1期）。小枫博士算是当今中国学界的有识之士。他认为尼采的学说有一“微言大义”，颇似中国汉代的公羊学家，希望“圣王”统治世界。然而，小枫博士的行文既散漫又晦涩，且前后矛盾，虽然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但其看法，可值商量的地方亦不少〔1〕。拣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说：第一，尼采的哲学旨趣在政治，这点不错，但其表述绝非“微言大义”，而是极其裸露，且成系统，并贯穿于他的所有著述中。只是由于他的哲学语言的独特，才显得支离破碎，主旨不彰，政治哲学的大厦被一些诸如“酒神”、“永恒复返”、“超人”、“权力意志”之词语所遮蔽。第二，尼采所期冀的并非“圣王”（或“哲学王”）统治，亦非文明国家的专制政治，而是人类早期之英雄时代的政治形态。他的“超人”所超越的，既是时代又是文明，更是被文明熏染的“人性”。“超人”不是“圣人”，亦不是“哲人”，而是丛林之王，是雄狮，是巨鹰。“超人”凭着自我的意志和力量而立法，余者皆以其意志而存活或毁灭。也可以说，尼采的哲学乃是丛林哲学，套用老子的话说，叫“道法自然”。区别只是，在老子那里，“道法自然”之要义为无为和不争，而在尼采这里，就是要大争大斗，胜者为王。
自然的爱国主义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我们读完整部作品，不难发现他所谈论的主要是悲剧的衰落，而不是悲剧何以诞生或怎样诞生的问题。据说，尼采在写这部作品之前，原本打算写的是《古希腊国家》，只是刚一开头，便改变了主意，易之为《悲剧的诞生》。这样，就这部作品而言，至少有两个疑问需要弄清楚：一、尼采为何要用《悲剧的诞生》取代已经着手写的《古希腊国家》？前者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里？二、他写《悲剧的诞生》，为何主题不在“诞生”，而在衰落？换句话说，既然谈论的主要是衰落，他为什么要以《悲剧的诞生》为书名？
对于第一个问题，尼采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对于第二个问题，尼采自己虽有一些解释，但却仍有疑问。请先看他自己是怎么解释的：
这部著作表现了一种极其远大的希望。我简直没有任何理由打消对狄奥尼索斯的音乐未来寄以的希望。让我们放眼一个世纪，你们就会看到，我要消灭违逆自然亵渎人类的壮举定会成功。那崭新的生命之党，担当了最高天职即掌管驯育人类权力的党，——包括无情地消灭一切败类和寄生虫的使命在内——，将有可能在地球上重建生命的繁荣，这样就会使狄奥尼索斯现象再度出现。我预言，悲剧时代必将来临。因为，当人类经历了认为战争虽历尽千辛万苦，但又绝对必要这种意识之后，即不以为苦之后，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必将再生……〔2〕
表面看来，尼采的自我解释既明白又圆顺，但是如果再予深究，即究问他的“极其远大的希望”是什么，为何这希望的追求，一定要同古希腊的悲剧相联系？尼采仍然没有正面回答。不过，上面这段文字又十分隐晦地向我们提供了些许信息，即尼采的“希望”乃是重建“那崭新的生命之党”。尽管这“党”并不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泛指集团、种族或某些天才型的人物，但有一点却是可以把握的，即尼采写《悲剧的诞生》，主旨并不是在艺术、美学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或者说，他的“希望”是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够有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一种与酒神精神合一不二的强权政治。
尼采是一名学者，语言学教授，但却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他出身于宗教家庭，宗教的关怀意识在他的人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他咒骂基督教，视上帝为“惟一公认的怪物，一切苦难的惟一原因”，然而他又是一位地道的基督徒，最有上帝的气质和抱负。上帝创造人类，而尼采则要“改良”人类，“重塑”人类。不同的只是，上帝没有种族歧视，众生平等，而尼采却是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关怀的只是他的日耳曼人。他的所谓“超人”，就是他的新型的“选民”，或曰“选民中的选民”。
你们今日之孤独的人们，你们隐遁者，你们将有一天成为一种人民：你们精选了你们自己，从你们生出一种选民：——又从这选民中生出了超人。〔3〕
尼采对他的《悲剧的诞生》，曾经有过自我检讨，认为是书“借重瓦格纳主义”乃是“我的不对”。原因是：“人们引用这本书作为‘由音乐精神引起的悲剧的再生’”。但是，这只能说明尼采对瓦格纳艺术的不满，而不能说明他对《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的不满意，更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尼采的思想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体系是在后来才建立的。实际上，尼采的思想是一贯的，从《悲剧的诞生》到《权力意志》，均有一根红线贯于其中。这根红线便是重建政治的形而上学。他对酒神精神的呼吁，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对基督教的咒骂，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对“超人”的期盼，都是出于这一目的。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阅读他的《悲剧的诞生》，亦不难发现这根红线所在。在该书《一个批判性的回顾》一文中，尼采写道：
姑不论这个“问题作品”是如何惹起的，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即它所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个极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个极端个人的问题。从本书被写成的时间来看，即可证明此一事实。这时间是在1870～1871年，当普法战争的火焰正高涨的时候，卫茨战役的轰响声震撼了整个欧洲。一个喜好敏锐地思考及探讨疑难问题的沉思者——本书的作者——坐在一个幽深的高山上，十分茫然而苦恼地（亦即，既热衷而又超然地）写下了这部奇异而严峻的作品之主要部分。〔4〕
这段文字虽然写得隐晦，但却透露了尼采的真实意图。第一，是书的写作是同普法战争有关的；第二，他是在“十分茫然而苦恼”的精神状态下开始此书的写作的；第三，此书所关涉的乃是一个“极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个极端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三者联系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尼采写作此书的意图，以及他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虽然他说他要讨论的是一个“极端个人的问题”，但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尼采的写作动机绝不在纯学术的研究，亦非就悲剧谈悲剧。悲剧的诞生甚或衰落，从一般意义而言，纯系艺术与美学的问题，怎么可能同战争联在一起呢，又怎么会导致尼采“十分茫然而苦恼”呢？这其中的答案只能是：尼采写作此书的冲动乃是因为普法战争激发的对德意志民族之前途的忧虑。其实，在《悲剧的诞生》的后半部分，尼采把自己的写作意图已交待得清清楚楚：
我们有一种从亚历山大的时代回返到悲剧的时代的倾向。我们禁不住感觉到一种新的悲剧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是德国精神之自我回归，并且是其自己的真面目之一个值得庆幸的再发现。因为在一个过渡的漫长的时间以来，外来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已经使得一向生长于野蛮而无形式的日耳曼精神卑屈于其形式之下了。但是最后，日耳曼精神终将立于其他诸国之前，从罗马文化的拘束下解脱出来——倘若它还能继续从希腊这个民族学习到什么的话，就它而言，学习乃是一个高尚而稀有的事情的。〔5〕
显然，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意在激发德国人向希腊人学习。而且在他看来，德国人不仅有此条件，而且有此必要。就条件而言，是因为以康德和叔本华为代表的“新的德国哲学”已“成功地摧毁了主智的苏格拉底主义”，而且此种新的哲学又同瓦格纳的音乐“神奇的联合”，从而使德意志民族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就必要而言，尼采认为，德国人虽有上述条件，但却没有好好地把握，因为，“自从古典主义的时期以来，我们的文明已有了如此惊人的腐化”。或者说，从歌德、席勒和文克尔曼之后，“德国人对于步趋希腊的努力已渐渐地削弱了”。而希腊文化，具体说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充满着无所畏惧的斗志和惟我独尊的自信。此种时代精神也就是酒神精神。希腊人因为此种精神，曾打败强大的波斯；德国人如果能学得这一精神，又何愁不称霸世界。在下面这段话里，尼采说得就十分裸露了：
我愿意再重复地说，只有希腊才能够教导我们，悲剧的诞生对于一个民族之心灵有着多么不寻常的意义。这个神秘的悲剧的民族与波斯之争战，而一个领导此种战役的民族便需要悲剧的兴奋剂。谁曾经期望此强大的、稳健的政治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爱国主义，这种从战斗之中获得直截的愉快，谁曾期望一个曾经进行了数代之久的最激烈的狄奥尼索斯的痉挛呢？我们现今已经知道，不论何时，只要有一个群体它一旦被狄奥尼索斯的情绪深深地触摸一下的话，则从个体之束缚中的解放将导致一种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的政治本能。〔6〕
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如果具备了悲剧精神，那么他或他们就会自然地把邻国当敌人，且能在同邻国的战争中，无畏无惧，杀人如麻。而且他认为，此种精神乃是德意志民族人人都应该具有的。他称之为“自然的爱国主义”。
这可以说是尼采写作《悲剧的诞生》的真实意图，也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主题。他的任何一部著作，无不以此为主轴。他谈哲学、美学、宗教、伦理、艺术乃至男人和女人，都不过是工具性的铺垫，目的无不在于建构他的“新型的”政治哲学，并由此而培育德意志民族那种“冷漠的，甚至怀有敌意的政治本能”。
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
大凡文明的民族，做人做事都需要理论上的根据，更何况战争与政治之大事。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而且是政治中的重头戏。故而任何战争在发动之前，都要寻找理论上的支持。如是，方可称得上“义战”或“仁义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