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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失去了工作（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迫于生活，他混迹于社会底层，干过鱼贩子、护理员、建筑工等活，通过他的视点，勾勒出一幅世俗社会的群体景观：黑市商人、护士、经理、牧师、店员、教授。色色人等，面目不一，各有各的活法。作者笔下的世俗生活自在而生动，处处见出他对植根于波希米亚土壤上的这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他看来，那是一片只与个人生计有关的广大水域，尽管政治常常也会侵入其中，但它最终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不会改变生活延续了几千年的基本流向，甚至也改变不了它本质上的无意义。读克里玛的小说，人们会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他俩都同样表现了极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话语对生活和人性的扭曲，以及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悖谬。但如果说，昆德拉更偏重于对伪崇高（他称之为Kitch）的批判，克里玛则更倾向于对世俗的认同。而且，克里玛似乎也不喜欢观念的东西，他注重的是生活中的形象，对于昆德拉总是将人物分成抽象的各种类型，他颇不以为然，认为昆德拉笔下的捷克人没有个性，肤浅得像外国记者的分析报道。比较起来，克里玛的写作风格或许更像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更关注日常存在中的凡人小事，那些属于私人性领域的自在和无意义，比如人生的劳苦、贫穷和粗鄙，不负责任的自私，图谋钱财的欺诈，以及放纵的情欲，等等。单纯的人物，单纯的事件，正是格雷亨·葛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
但这种通常的人生仍然是这个时代的，所以政治和性爱一直是当代捷克作家的两个主要题材。在克里玛的小说中，前者属于人们的公共生活，代表非人性的一面，阴暗而压抑；后者则属于人们的私人生活，代表人性的一面，真实而放松。小说里作者曾与他的情人在树林里做爱，可他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不是发现一个卖鱼女人贪图他的钱（她并不在乎他是一个人民敌人），作者还差点与这个刚刚认识的女人春风一度。作者的笔触是恣睢的，但单纯的性爱描写却显然不是他的目的。两三年前，一个捷克人曾告诉我，在过去的捷克，在政治无孔不入的那个年代，一切有思想的言行都会遭到禁止，没有书没有电影，惟有男女间的性爱是自由的，但捷克人在这上面并不就是那样随便，随便到没有任何过程和交流。捷克的作家对此津津乐道，道理恐怕还在于性爱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为了抗拒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人们总得抓住一点实在的什么，比较长久的，作为他们的庇身之地，尽管这种实在往往仍属于虚幻。在读者看来，其实是将一个希望破灭之后的社会压抑着的气氛和弥漫着的肉欲展示给人们。小说里，作者与多年前的情人久别重逢，可他们却找不到过去幽会的地方，结果旧梦难圆。克里玛对悲剧人生的感觉是敏锐的，正由于有虚妄做人生的底子，书中对世俗生活的描写才不显得庸俗，那些没有名目和结果的挣扎，才表现了现代人普遍的存在困境。
全书的叙事语气轻松而幽默，这也许是捷克民族对苦难从来就抱着理性的而非宗教的态度所致，或者如作者所说，是为了“对抗我们生活中的荒诞”。这种荒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治，这其实是无须讳言的，对于二十世纪的人类，政治即使不是惟一的存在，也称得上是最大的现实。“布拉格之春”影响到作者，生活突然间变了样，他失去了工作，他的朋友中有许多知名的评论家、教授和导演，有的当了夜间守门人，有的给商店洗橱窗，有的去挖地铁隧道。可如果所有人在大街上集合只是为了庆祝某个外国的革命，而社会中最有创造性的精神却被迫沉默，每天出门都有人跟踪，房间常常被人搜查，人们对此除了报以幽默，还能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退缩还是一种执着的均衡感。当许多人移居国外时，作者却放弃了机会，道理说来简单，他觉得现在的生活很有意思。自然这包含着幽默，但其实也是实情。对于故乡的一草一木，我们总有一份割不断的感情，大概就因为我们曾生长于斯颠沛于斯，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所以才会事事关心。这是人的惰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宗教性。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生活常常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两种绝望之间给人们提供一个选择，而你只能选择更容易忍受和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捷克人到底是斯拉夫民族，这使我们看到了他们性格里的另一面，承受苦难的认真和执着，全书因此而流动着一股淡淡的感伤。
这是一部有关记忆的书，面对那个特殊的年代，克里玛惟一想要做的就是经历它，写下它。对一个民族来说，有些经历是不可以遗忘的。时间如冬天的河流，结冰的日子也会归于平淡，但只要有民族的记忆存在，大多数普通捷克人的那段经验就不会被忘却，它在冰冻的水面下流淌，等待解冻的日子。多年以后，当世界被东欧的剧变惊得目瞪口呆的时候，在遥远的加拿大的一所大学讲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问起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好奇的人们想要知道，这二十年的时间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这位平日嘻嘻哈哈的女学生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失声痛哭。这个故事来自笔者的一位友人，它使我想起克里玛的小说，他同样是真实地写出了一个服从的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金斯伯格与“垮掉的一代”
？ 张素兰
我相信，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在内心深处构建一座精神的房舍以供心灵栖居，因为就像人不能整天游荡在大街上，心灵也需要一个僻静隐秘的空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各占一半，那么，这所房子里就可以存放他生命的一半时光。对于我来说，我更愿意把大多数的时间消磨在这个既狭小又博大的房子里，静静地，等待着痛苦或者幸福的到来，但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是一种永生难忘的铭心刻骨的快乐。
这次，来敲响我的房门的是一个叫艾伦·金斯伯格（金斯堡）的美国男人，他披散着满头的鬈发，目光炽烈，与一个同性伴侣共同生活至死。他用惊世骇俗的长诗《嚎叫》，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敲响了我的房门，台风一样的震荡伴随而来，房顶上的瓦片噼噼啪啪掉下来，窗外呼呼响着风声。那完全是一种地震的感觉，精神的地震。很长一段日子，我在震荡中时刻感觉到一股冰凉而强大的力量从头顶灌入，然后以液体的形式流向身体各处，我知道，正是金斯伯格绝对自由的品质像高压水龙头在冲刷着我布满尘垢的房子，冲刷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真切感受到被打击的快乐，被从混沌中唤醒的快乐，任何人不能给予的快乐。这就是精神的魅力。
我开始在我有限的空间里寻找一切与金斯伯格有关的东西，我产生了了解他的巨大兴趣，就像少女时代对爱情的狂热。我的脑海中总是闪过金斯伯格和他的朋友驾车飞驰在美国高速公路上的情景：他的头发在风中飞舞，他双手高扬，在竭力抓住来自身体最深处最真实的东西。
因为金斯伯格，我粗浅了解了美国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美国战后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循环发生战争的世界上，有人曾把他们同以海明威、艾略特等为代表人物的“迷茫的一代”做了对比。循环的战争使“迷茫的一代”脸上布满“一切被剥夺、一切丧失殆尽”的神态，那种带有浪漫情调的失望最终变成了一种幻灭。评论家们指出，被“迷茫的一代”指责为背叛的艾略特在他的诗歌《荒原》中恰恰表达的就是这种“几乎看不到任何目的地的迷茫感，读者在读这首诗时便会感受到事物的内在凝聚力已荡然无存”。“荒原”这个比喻，极为精确地表达了整个“迷茫的一代”的精神困境。然而，“垮掉的一代”却没有迷茫，他们神采奕奕，蔑视一切，他们对道德伦理主流中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一点都不留恋和惋惜，他们本来就是在一切都被摧毁的情势下长大的，他们只醉心于寻欢作乐，他们原本就不想阐述什么大道理，他们体验种种“堕落”的生活，只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出于幻灭。
他们中的一些人历经苦难艰辛脱颖而出，正如凤凰涅*1于烈火，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社会思潮的杰出代表，即“垮掉”哲学。他们完成了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的贯通，是真正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不相信虚构，更不相信空想，而是相信切身体验，相信切身体验所激发的思想，所以，他们的作品以及生活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真实和自由。他们的思想在绝对自由的躯体里得以升华，在美国战后忧伤失望让人窒息的精神“荒原”时代拔地腾空而起，划破了迷茫的天空，给人们以极大震撼的同时也给了人们面对现实的勇气。
艾伦·金斯伯格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其反主流文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是“嬉皮士”的先驱和“反叛”青年的思想代表。他的创作明显受益于沃尔特·惠特曼，从他的诗歌《我如此热爱老惠特曼》中可感受到他对那位老者及诗歌精神的深厚感情，那种本该高深莫测的感情在金斯伯格身上体现得朴实而直白，就像从肩头上拣下一根落发，在阳光里反复端详。在我的感觉中，金斯伯格与惠特曼的关系更像是一对感情融洽的孙子和爷爷，他们经常在一起嘀咕那些别人听不懂的琐碎，或者牵着手蹒跚走在门前那条弥漫着尘埃和阳光的小路上。我想，对于思想与精神的延续，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
我写诗因为沃尔特·惠特曼曾对世人以允诺表达思想应坦白直率毫无顾忌。
我写诗因为沃尔特·惠特曼不受阻碍的呼吸开创了长句诗歌体。
金斯伯格念念不忘惠特曼就像孙子忘不掉爷爷，惠特曼随时都闪现在金斯伯格的诗句中。但那只是纯粹的精神的师承，毫不影响金斯伯格成为一种崭新风气的先驱，成为耀眼夺目的金斯伯格自己。强大的精神对于软弱的人来说是阴影和压力，而对于金斯伯格这样的强者却成了取之不尽的养料。
金斯伯格追求的是一种既宽泛又绝对的自由，他把自己的生命像一根橡皮筋那样拉开，每一根经络都袒露无遗，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他就在这绝对的坦露中寻求最大可能的自由，他把头脑钻进生活的最本质层面，就像大树把根须延伸进大地以探求生长的奥秘。我由此而想到了近日从电视中看到的一位以“妓女作家”自居的女作者九丹，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乌鸦》、《漂泊女人》成为今年的畅销书，她一再强调自己与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美女作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她说如果要她在“妓女作家”与“美女作家”中做一选择，她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妓女作家”。九丹的书我没有读过，九丹这人我也没半点了解，从电视中看她是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衣着极为个性化，一身的风尘味，她坐在镜头前，独自面对四位压根儿就不尊重她的男性作家和诗人。当她毫无怯意地把自己的《乌鸦》和钱钟书的《围城》相提并论时受到了四位男性的一致批判甚至嘲讽，而九丹是镇定而冷漠的，她的神情中隐含着无法言诉的思想，还有女性遭到屈辱时独有的那种软软的顽强。我忽然有点理解九丹了，如果“美女作家”表达的是自觉堕落的风月画，而九丹表达（最起码九丹竭力想表达）的却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留给她们的惟一出路上挣扎的情形，她极力想让人们听见“漂泊女人”在黑暗里的哭泣，或者说她更想让人们听见的是“漂泊女人”充满了腐烂气味的歌声，那正是新生的序曲。在九丹所有的情感中，我不能肯定别的（表演、哗众取宠等），但我能肯定其中有着真诚与直率，疲惫与自由，我是指类似“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成份。“非主流”并不是可怕的，它们永远是“主流”的新鲜血液，如同反传统汇聚成传统的河流而源远流长。
我忽然对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距离产生了疑问，精神一直悬于高处，让人膜拜，那么，精神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它是真实的，它靠什么存活？我由此又想到了丛林中的动物，想到了老虎，它肯定不是在吃到一只肥硕的兔子以后闲卧在树下才开始进行精神生活的，它如果时刻等待着高处精神的引导，敏捷的兔子会转瞬即逝。我不禁由动物性中处处闪烁的精神之光联想到人类最初，想到绝对精神的宗教，乃至如今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的文明的陷落。事实上，人类过高估计了自身理性的力量，而过底估计了自身不可避免的动物性的力量，因此物质和精神越走越远。就我而言，我虽然离不开物欲之享乐，但我一直心存鄙视，认为是它们使我变得丧失了高贵品性，而虚幻的精神一直在拯救我。事实上我所指望的精神是一座不可企及的空中楼阁，我从知道它开始就努力地蹦高去接近它，像卡夫卡接近那座虚幻中的城堡。金斯伯格及“垮掉的一代”一开始就知道精神的虚假，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树立了最贴切人性的精神之碑。
当我从金斯伯格及“垮掉的一代“的震撼中稍稍平静下来，我开始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已有所改变，就像春天的土地，一切都在重新开始。这次神奇的邂逅在我黑暗的心灵夜幕中撞击出了耀眼的火花，而且永不熄灭。
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
——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叙事分析
？ 崔卫平
一
马小军自称“坏着呢”，他宁愿以坏孩子自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享受着属于他本人的自由，体现着正在苏醒的自我意识。他要抛开别人给他规定的种种限制，自己去寻找生活，这也是他的权利。但是，他的这种自由和权利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能够进行选择的范围十分狭窄。一个人只有当他看到了丰富多彩、不只一个层次的生活之后，他才能够进行真正的选择；通过比较，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摆在马小军面前的生活单调、灰色，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他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他被拒绝在人类业已创造出来的知识和精神的成果之外。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正当的教学内容被取消，他在课后能抓来填补饥渴头脑的，只是几本没头没尾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春之歌》和《苦菜花》。这当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他所承受的不幸。很难想像马小军在接受了严格优良的训练之后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或者是碰巧地抓到的不是这几本书而是另外一些，如托尔斯泰、雨果和鲁迅，他的精神面貌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目前我们对此无从推测，因为这要等到他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之后。在这之前，他只能像现在这样，说浑浑噩噩也罢，说在憨厚的外表之下掩盖着小小的狡诈也罢。他被取消了一种本来应该具备的受教育的资格。此刻即便他想反抗命运的这种安排，了解在他这个年龄上本应了解的人类文明成就，也不可能。通往知识的大门几乎全部被堵死。哪怕朝这个“天堂”里瞧上一眼都不行。说实在的，马小军对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并不拒斥，他天天背书包去上学，参加考试，当然也涂个红脸蛋出现在“欢迎！欢迎！”的队伍中，与其说他是一个坏孩子，毋宁说他是坏孩子中的一个好孩子。他反复提到学校、课程等等，那是他终未实现的一个心结。
同样遗憾的是，在这个价值颠倒的年代，马小军也没有接触好人的机会，我指的是接触优秀的人，受其影响。这一点也至关重要。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若是见到过优秀的人，见到他们那样做了，他们做到了并且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那么他就可能去模仿学习，他就不会自暴自弃，至少这种可能性大为减少。许多人能够从黑暗中走过来不至于沉沦，乃是因为他见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像灯塔一样点燃了他的内心。而如果在周围环境中遇到的都是一些残缺不全的人，举目所见都是绝望的、令人气闷、压抑的事实，他就无法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一线光明，给自己找到有意义的东西。马小军面对的成人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它已处处泄漏出其并不愿意让人见到的败絮的一面。他的老师和母亲都是被生活磨损得精疲力尽的人，他们声嘶力竭地嚎叫说明了他们受压抑的、无能为力乃至绝望的处境；他所见到的衣冠楚楚、神气十足的“朝鲜大使”原来是个冒牌货；将他“收审”、对他进行“训话”的警察、治安人员凶神恶煞、蛮不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