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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十足的“朝鲜大使”原来是个冒牌货；将他“收审”、对他进行“训话”的警察、治安人员凶神恶煞、蛮不讲理；而那位至高至尊的首长，却露面在“儿童不宜”的场合，由在那个年代算得上妖艳且骄横的女人陪伴着，欣赏“毒性很大”的外国影片。马小军父亲适时的缺席，几乎是一个时代的象征：由父亲带走了由他所代表的规范、秩序、纪律或戒律。事实上，它们已经不存在了，父亲作为一种超我的道德力量已沦为空洞（马小军与他的伙伴们就有一段关于父亲们“作风”问题的议论）。这是一个马小军多少有些理由加以蔑视的世界，而那个社会早已培养好了那种叫做“蔑视”的情绪。
他无聊，烦闷，四处闲逛，无所事事，对今后的道路理不出一个头绪，甚至不去想。没有人对他负责，他也毋须对任何东西负责，包括对他本人负责。比起当时整个社会精神混乱、机能瘫痪的状态来，他的这种情况算不得什么；但对他本人却不是完全无关紧要。他正处于人生中被塑造的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而几乎通往正直、向上、美好的所有道路都被切断了。他是一个小小的损失者。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他实际上只有一种可能——学坏的可能。一个硬要让人学坏的环境恐怕也是不道德的。马小军正处于这种不道德的力量支配之下。
二
马小军对自己受损害的处境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是一个被损害者，他被取消了哪些可能的生活，哪些权利和资格。这不仅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他没有见过另外一种东西，因而无法取得一种尺度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其头脑处于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这种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它从来不引导人们去正视现实，从来不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的真实知识和对于它的描述。相反，它总是把人们的眼光从身边引开，而投向一个遥远的、被说成是诗意美丽的前方，让人们处于一种迷糊朦胧的对于远方的憧憬之中。如果说眼前的生活是不美好的、难以忍受的，那也只是暂时的和不足挂齿的，因为远方的生活则是十全十美、大获全胜、令人心满意足的。在那里，人人的生命都将得到提升，他们的生活都会获得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实际上，这“远方”也就在眼前，在于你进入不同时空的那一瞬间，在你的生命由于牺牲迸射出来的冲天火光之中。在那一刻，你得到了最终的升华。此刻，你正处于这种紧要关头、千钧一发之际（哪里想得到生活会像它后来表现的那样漫长、拖沓），你只要奋力推挡开周围身边的一切，你必须对它们视而不见！于是，人被分裂成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一个是他们的实际生活，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吃饭、走路、做爱等等，它们不理解远方的含义，远方也顾及不到它们，不对它们做出任何解释；另一个是他们头脑中的世界，那是一片充满几乎是异国情调、奇思异想的领地，其中布满不着边际的各种幻想、幻觉——鲜花盛开、无限风光、未来的世界大战、隐藏的阶级敌人，那个年代的人们能真切地看到它们并把它们当做比现实还要真实的东西。这双重世界在一个人身上互相对抗，互相抛弃，但在某一点上，它们又完美地走到了一起：对于远方的思念渴望正可以掩藏起自己在现实中失败和屈辱的经验，在强烈的幻觉中人们得到了虚幻的提升和安慰。这很典型地表现在《阳》片中作为主旋律一再响起的那首当时流传得最广的曲子——《远飞的大雁》。在今天看来，那一唱三叹、感伤、哀伤甚至有些凄伤的曲调，正符合被隔绝在一方的人们无力无助的心情，和对于远方（救星）的急切企盼和吁求：“请——你——快——快——飞——呀。”
马小军的头脑也被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幻觉和概念占据着。他在各方面说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对他那个时代是完全忠实的。“我最大的幻想便是中苏开战，因为我坚信，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这是马小军最早的思想起步，他的幻想如此紧紧粘附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心，站在这个中心的立场上，使用着中心的语言。他不可能获得另一个思想来源和另一副眼光。当他打开父亲的抽屉，用奖章挂满自己的汗衫，在镜子前做接受检阅状，也只是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向我开炮。”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的气节当然不是一个生长于真正的社会边缘或底层的“小痞子”所具备的。如果真的是那种小痞子，他会具有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另一种思想感情，属于他自己的精神气质，如少年勒内（1910～1986，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而马小军的头脑更像一个容器。“我喜欢保尔。冬尼娅也喜欢。可惜后来她变了，成了资产阶级的了。”他如此熟练地把当时流行的概念术语编入自己的口语，好像那是他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自然表达。那场关于战争和米兰的梦，则很能体现马小军头脑中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状态：
——“我的自行车呢？米兰同志？”（马小军）
——“我已经把它安全地转移了。”（米兰）
——“停，停。同志们。咱们两眼一抹黑，要特别地小心。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鬼子）
——“他们怎么也叫同志？”（马小军）
——“那是为了欺骗群众。”（米兰）
……
——“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了，听见了吗？”（米兰）
——“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马小军）
——“侵略者，让你尝尝人民的子弹。”（米兰）
——“保尔！”（米兰）
——“冬尼娅。你难道也拒绝工作吗？”（马小军）
——“咱们别理他，跟我走。”（刘忆苦）
——“我真痛心，冬尼娅。你居然跟刘忆苦这种人混在一起。”（马小军）
其中有同志之间、入侵者、政治思想工作人员、复仇者、投敌叛变者以及中学老师（“我真痛心”）的各种声音，马小军的头脑就是这么一副乱糟糟的情况。大部分这些与实际生活毫不沾边的语言在马小军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幻想）世界的同时，关闭了那个真实的世界；它们“照亮”了一个人的头脑，同时又将它推入黑暗之中。马小军像一个失明的动物。他完全不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看清世界真相的人。
三
在想像中开展另外一种生活，与他在实际生活中奉行完全不同的某种原则，其间并不矛盾。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马小军信这个。因此，所有那些加在他身上的东西——幻想也好，现实也好，光明也好，黑暗也好，他只是把它们接受下来，对它们不置一词。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无辜者。无辜是他精神气质中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他一派天真无邪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他贴在所有现存事物的脊梁上，游弋于眼前现实这个五光十色的卵巢之内，寄生在当下社会这个蛋壳之中，打个不太漂亮的比方，像一截盲肠。他几乎不容许出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不习惯那种东西（这在下面将进一步具体涉及）。他不反思。哪怕他自己的行为自相矛盾、古怪反常、漏洞百出，他也不反思。因此他看上去像婴儿一样坦率、纯洁，他的笑容像婴儿一样灿烂没有阴影。这多少有些矫情。尤其是当他通过那种表情一再表明自己是纯洁无辜的时候。但这也恰恰是马小军所有那些不合逻辑的言行中惟一合乎逻辑的地方：在人们称作自己的“心灵”或“头脑”的地方他是空的，他不具备那种知人知己知善恶的自我意识，他在这方面的功能不是被切除，就是没有被适时地发展出来。自然他也不可能知道自身的黑暗，尽管那是人类每个成员都无法避免的那种黑暗。他的情况是，他的黑暗恰恰同时代的黑暗联结在一起，他由此而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他不知道未经邀请到别人家登堂入室是对别人的侵犯行为。他可以解释说没有偷人家的东西（他做任何事情都十分留心不要逾越纯洁的界限，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他有着那个年代所要求的非常完备的自我监视系统），但是谁说不把人家的东西携带出门就可以对私人住宅长驱直入！这至少构成了对别人的一种威胁和破坏他人安宁。也许在那个年代，这种安宁事实上就不存在。公共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无一不波及到私人领域，私人场所一再遭到无情曝光和践踏，甚至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躺在这么一种神话摇篮之内，马小军因而显得那么一副悠然自得、混水摸鱼的样子。
他也不知道用砖头拍击别人脑门会使对方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许他要的就是置对方于死地。在那个可怜的无事者被击倒鲜血直流时，他仍然不顾一切地继而用铁器猛打，用脚狠踢，天晓得他从什么地方聚集了这么一腔仇恨！小小的年纪为什么对表达仇恨这么热衷和有力！好像除了站立在仇恨之中就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证明和表达自己！事后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恐怕是因为在他身边、他听来的或见到的罪恶太多了，他根本不感到自己的邪恶！他没有内心的懊丧、愧疚，他不存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或者良心感到不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而是一个被扭曲了的灵魂。从他自己被损害的处境出发再去损害别人，这是他基本的思想路线。
他在自己的生命中能体验到的感情只是怯懦。当对方纠集了许多人要报复，而且非要他本人参加不可时，他终于感到害怕。一向匍伏在现实的权势、较量和荣辱成败面前，选择以优胜者自居，而这回，眼看他就要吃亏了。接下来发生的是对于包括马小军在内的这些“宠儿”们的绝妙讽刺：未来的世界大战发生在“小痞子”的械斗之间。从英雄到流氓只有一步之遥。这场滑稽剧最终化为显示和炫耀一种喜不自胜的权势的力量：平民的孩子整整齐齐推着自行车，大院的孩子却有着两辆吉普车；本来两军对阵，双方怒目而视，剑拔弩张，却在几个“大人物”小小的握手言欢中烟消云散。所有的人都被玩弄了，他们对这被玩弄的处境竟然欣喜若狂：“和了！”在一个更有说服力地象征着权势的场所——莫斯科餐厅，双方举行了盛大欢宴。借助墙壁上光芒四射的伟大领袖的画像，那个“小领袖”被众人欢呼着高高抬起，他不无尴尬地与喽罗们—一握手，“亲切接见”，尽管几天之后因为小圈子内部争夺权力交椅他被人捅死，但此刻他着实过了把瘾，玩弄者和被玩弄者都过了一把瘾。这个浸透着愚昧、无知、怯懦及法西斯精神的场面，是影片所有回忆中最黑暗的一幕，是那个时代的怪胎。而马小军则视为理所当然。在现实的权势面前，他不想让自己成为绊脚石。他认同这个权势，最多与之调调情。
四
表面上朴实憨厚的马小军给人一种实实在在因而稳操胜券的感觉。其实不然。他和当时几乎所有人一样在自己身上集合了现实和幻想的双重因素，他是个自身的分裂主义者。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在他与米兰的关系上体现得最充分不过。实在令人怀疑马小军对米兰的需要有多少出自他本人青春期的勃发，有多少来自他从四面八方得来的对于女人、女孩子的道听途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女孩子只是一种想像性的存在，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角色。为了剧情的需要，你可以对她进行任意增删，而她本身并无实体性的存在。她和其他人也并无实质性的关系。一句话，她是个被闲逛的对象。
马小军对异性的想像力来自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拍婆子”的神话。这实际上仍然和权势有关，是为了建立自身权势的需要。能“拍婆子”，有“婆子”可“拍”，代表着一种身份。在介绍他们之中的“头”刘忆苦出场时，其人有一个引人注目之点就是他经常带外面的女孩子来玩。马小军不甘示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拍”的“婆子”本身就有了一种权威性，用来示人的东西也“示”自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米兰总是有些居高临下，对马小军横鼻子竖眼睛，多少不把他放在眼里。
第二，关于纯情男女的传说。这主要来自书本，如保尔和冬尼娅的关系。马小军和米兰的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纯洁”的。他们甚至都没有约会，只是马小军在放学以后找到米兰家，两人坐着说说话，聊聊天，米兰听马小军天南海北地瞎吹一气，互相消磨时光，绝没有诸如拉手、拥抱、接吻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之间没有那种隐私，没有不可以公之于众、只有两人才能分享的东西。那场在大雨中刘忆苦和马小军的对话，听来更像是马小军本人的表白和辩白，是马小军的某种心理需要。
第三，关于对女人实行身体上占有的“小道消息”。这来自那种非正式的地下渠道。总有那么一些意识形态的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其中保存了一些最原始黑暗的东西。大蚂蚁在沙坑中问：“你动过她没有？”“你想我能闲着吗？”这显然是吹牛。但马小军愿意这样夸张自己，是因为他头脑中的确存在过这种幻觉。他不是没有想像过米兰的身体。米兰睡在床上。米兰穿游泳衣。乃至最后他终于冲向米兰的卧室，企图向米兰施暴。尽管这件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它却是马小军可怜的头脑中合乎逻辑的一个部分。
马小军和米兰之间连一种结结巴巴的爱情也算不上。他更愿意拥有想像，在现实中，他无心也无力和女性进入一种实质性的关系。如果是爱一个人，那就意味着承担，既承担对方，也自身承担，承担自己身上这份沉甸甸的感情，承担生命中添加的含义。马小军不习惯这个。他不习惯自己身上出现的那种叫做个人的感情，一旦它们出现，他就尽量将其压抑或掐灭。他宁愿将自己削平，当然更不会和他人分享。他明明频繁地寻找米兰，而当米兰问他：“你找过我？”他却做出副绝对无辜的样子：“没有。”他明明为米兰和刘忆苦初次见面的谈话陷入苦恼，嘴上却始终不承认：“谁生气了？”“谁吃醋了？”乘着大雨他好不容易对米兰说：“我喜欢你。”而当米兰再问时，他却马上改口：“我的自行车掉沟里了。”你可以说他天性羞怯，但显然天性中的东西被发展出一种策略，拒不承认自己，拒不接受自己，口是心非，随时准备抽身而逃。我们来看最后那场在莫斯科餐厅与刘忆苦之间为生日礼物而发生的冲突。在这个十分关键的情节中，一直在影片中以旁白形式出现的叙述者突然声称他的记忆坏了（在这之前也坏过一次，同样为了米兰），于是不得不安排了两个结局。观众在这里有一种被愚弄了的难以忍受之感。关于记忆是否可靠的那段深沉的长篇独白与全片的总体气氛也极不协调，但这几乎是必然的：处于想像之中的马小军和处于现实之中的马小军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分庭抗礼的地步，一方再难掩盖另一方。作为想像中的逻辑，作为“故事”的延伸，马小军必得和刘忆苦打一架，因为只有这样才足以显示他对米兰已经发展出来的“感情”；而实际上，马小军又并不想承担这份“感情”，他宁愿装得像没事人似的，宁愿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认识了米兰），宁愿和众人不分彼此欢天喜地喝得烂醉。在他的这种“现实态度”中，包含着不可救药的人为的想像的因素，现实可以是他主观改造的结果，他只接受他愿意接受的那个现实，那个因幻想过度而过度萎缩的现实，不妨将之称为“幻想后现实”。马小军就在这幻想和“幻想后现实”之间跳来跳去，以一方做矛一方做盾，以一方来削弱和打击另一方。他难以找到一个真实的位置，一个实际生活的角色和归宿，一份实实在在的思想感情。围绕着他，谎言和现实已经融为一体。
五
但这又是一个长大了的马小军的立场，是一个二十年以后的马小军所持的基本态度。令人费解的也就在这里。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快四十岁的成年人，并不是向我们讲述一个谎言的故事，一个有关谎言的产生、运作过程，人们如何和谎言生活在一起的情况，而是力图把它们表现得真实，把谎言的生活变成真实的生活，把没有阳光的岁月变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尽管这到最后不得不成为一个巨大的自我讽刺：“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却变成谎言。”为什么？今天的马小军仍然没有获得另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