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汪曾祺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鲁迅。鲁迅和汪曾祺是两种性格的人，一峻急，峻急如暴风中的大海；一舒缓，舒缓似春月下的小溪。但是他们又有着相通与相似，这便是在他们的心之深处都有着茂密的爱，而且是母爱。汪曾祺特别记得并着重提起过萧红与鲁迅的一次对话。萧红有一次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贯浓情淡出的汪曾祺似乎也掩不住情感的波澜，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接着，又带点悲凉意味地补充道：“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些话，他说在1991年的1月。
而他的“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句话，正是他以母爱之心，为青年黑孩的散文集所写序言里的一句话。就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他还像母亲一样祝福就要远去日本的黑孩“一路平安”。从他喜欢、理解、体贴、尊重、学习青年的言行里，我感到已经久违的鲁迅式的母爱。他为何立伟的小说集写序，七十多岁的人，整整花了两天的工夫，写下了四千五百多字。只在末了点出立伟初期作品“奇句过多”的毛病，还怕伤了青年的创作热情，疼爱地自语着：“不知道立伟会不会难过。”（《从哀愁到沉郁》）
实际上，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往往就是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尤其在情感被规定、规范成一条河流，必须注入带点神拔抖呐尤淮笪锏氖焙颍庵职透酉缘妹肿阏涔蟆Ｋ酝粼髟诿舾腥从肿钜资艿缴撕Φ闹斗肿由砩希谏萍栊寥从稚儆幸揽康钠胀ㄈ松砩希冻鲎牛卜⑾肿耪庵置肿阏涔蟮那楦小５比唬纳脖阍谡飧冻鲇敕⑾值耐保竦米晕坑牖对谩！ �
他被明代散曲大家王磐所感动，就因为王磐通过“目验、亲尝、自题、手绘”，为没谁真正关心的老百姓编了一部《野菜谱》。他为也同是明代的诗人、状元杨慎的悲惨命运而泪下，并缕述其因“言论自由罪”、只身被贬谪云南三十七年，直至七十一岁上孤单地死去的痛苦一生。对于他的老师沈从文，他更是用理解、用自己的做人和为文，表达着钦佩和热爱。他知道老师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他知道不能写作的老师心里积藏着沉沉的郁闷，知道了又不能说出，只好让理解与爱化入告别遗体时的泪水里：“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以与普通人为伍为荣，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封建士大夫简直是和他南辕北辙，更遑论“最后一个”。
1986年，离家四十七年、已经六十六岁的汪曾祺回家了。回家的汪曾祺没有忘记自己上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去看她，带着北京的果脯，更带着专门为老师写的一幅字：“‘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师恩母爱”，在汪曾祺心中已成不涸的圣水。就是这首诗，让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也为老师寂寞的晚年，平添了温馨的暖色。
他还会对因“偷人”而被丈夫用劈柴打得很重的卖烧饼的女人“充满了敬意”；那个背着扬琴、点着麻秆、踽踽而行的盲老人，又会令他“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难怪他要呼吁引进美国盲人的夜光麻秆，好让人在黑夜里为盲人让路；从小声说话、低头走路的画工管又萍，他体察到了从来不署名的画像画工的辛酸；至于发生于旧社会的、挑夫的女儿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自由恋爱”，冒死从潭中捞起女尸、却将挣来的十块钱全给了人治病的“陈泥鳅”，他更是给以倾心的赞颂。
别说人了，就是动物草木，也能牵动起他的情感。1980年12月29日清晨，他写了《天鹅之死》，对那位伤残于“文革”工宣队的凌辱之下的芭蕾舞演员白蕤，对那只毙命于“文革”之后青年的枪口之下的白天鹅，倾注了全副的热爱，并用流血的心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天鹅天鹅你在哪儿？天鹅天鹅你快回来！”以至七年之后，当他重校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是“泪不能禁”。
就这样，在冷酷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他捡拾起被人遗忘或被专制统治者践踏的仁爱、善良的人性种子，拂去蒙尘，育出一株株小苗，再用心血勤勤浇灌。他知道还会有风有雨，甚至风暴冰雹，但是他坚信，这些小苗，肯定能够长成大树的。只有具备了这种树木生长的环境，只有这种树木连成海洋般的森林，人间才有味道，中国才有希望。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心里头有神不？有。他全身心地敬这个神、爱这个神。这个神不是天上玉皇、海中龙王，而是上面说的那位人性女神。这人性之神，善是当然的了，还有一面那就是美。面对龌龊和险恶，面对无助和绝望，面对苦难与死亡，汪曾祺总是乐此不疲地告诉人们：瞧瞧她，瞧瞧她吧，瞧瞧这位美的女神，她就在你的身边，她就在我们的心里。
“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格格格地响”的，是绿蚱蜢；“不紧不慢，汤汤洄洄，似若有所依恋”的，是伊犁河；“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是老舍；“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的，是一对童心未泯的摘枸杞的老人；而为丈夫前妇的小男孩儿买下好多东西，又用勾针给其勾一顶大红毛线帽子、有着“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的，一定是那个爱上个放蜂人的四川女人了。
人性的恢复，我们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欠账太多。不要说去发现、欣赏人性之美，我们甚至还在以人性之丑之恶为美，而把真正人性之美的花蕾踩入烂泥中，或扼杀在心灵的萌发时。我们总是强调整体而忽略了细胞，甚至不惜窒息、扭曲一个个细胞的活泼的生命，来换取整体暂时的平衡和稳定。其实，整体的健康与活力，全仗着细胞的健康与活力，一旦细胞出现了无可逆转的癌变，等待着整个肌体的，只能是完结。汪曾祺先生自从将美育的担子挑在肩上，就再也没有松闲过。他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认为美育“是医治民族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关于〈受戒〉》）。
所以，他将美推向了极致。
《葡萄月令》里葡萄简直就成了仙子，读来让人心头美得酥酥地离开了一切凡尘——“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窑里。二月里刮春风……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枝头已经绽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它已经等不及了。三月，葡萄上架……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八月，葡萄‘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得像玛瑙，红得像红宝石，紫得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串，饱满、磁实、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是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所以，他把情推上了极致。《受戒》当是不朽的传世经典。
美丽的村姑英子与聪慧的小和尚明子的纯真爱情，在美丽的湖中涨向高潮：“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1997年，七十七岁的汪曾祺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走得这样早。看相的说他能活九十岁，他虽然不敢想得这样长，却也绝对要比七十七岁久长。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他还打算再写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聊斋新义》，还有一部已经酝酿成熟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个达观随和的老头，其实是有点怕死的，他说：“活着多好呀！”
只是他已无法知道，很多的青年、很多的读者都会时不时想起他，并在心里念叨着：“要是汪曾祺活着多好呀！”其实，活多大是大？关键是质量。有他这两百多万字的作品在，他就会活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尤其在人性珍稀奇缺的时候，大家更是忘不了他。他说过：“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我们当然还会记得，他说过：“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一两千年之后，当人性已经得到足够的提升，人们也许才会渐渐把他淡忘的。谁知道呢？说不定人们回眸间倒会把汪曾祺看作英雄呢——没有勇气、力量、智慧和献身精神，谁能够像他一样在黑夜里举起照亮而且温暖着人心的火把呢？
汪曾祺走了，我们还在。
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
——兼评《纪弦回忆录》
？ 古远清
被人检举为“文化汉奸”
不久前，越老越年轻的纪弦，在美国庆祝他的米寿，世界各地作家纷纷对这位台湾现代诗鼻祖致函致电祝贺。对纪弦来说，八十八年的诗路历程颇不一般，迎接他的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
纪弦本是一棵树，一位怪客，一匹独往独来的狼。他唇边留的一小撮胡子，嘴含烟斗6，手拿拐杖7，加起来就是一个大不吉利的数字。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970年，他由“中华民国”有关单位提名为中国作家代表，派往韩国出席国际笔会。在他出国前夕，即6月22日，台湾出版的《大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笔会究竟做了什么》的社论，对推荐纪弦出国的团体“中国笔会”痛加针砭。同月23日该报第三版头条在“读者投书”栏目内则发表了“钟国仁”（“中国人”之谐音）的文章，除指出“中国笔会始终维持小圈子主义，紧闭会门，飘裙带风，不能开诚布公，难免有不可告人之事”外，还检举纪弦是当年的“文化汉奸路易士”，无资格代表中国作家出席国际会议：
纪弦其人者，此人名叫路逾，平时以诗人自命，到处吹嘘。在抗战前，以路易士之名，撰写新诗。在抗战期间，竟背弃祖国，腼颜投敌，落水为汉奸，出席日本召集的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放厥词，卖身求荣。当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被炸，伤亡惨重之时，他在上海撰诗歌颂，其辞有曰：“炸吧，炸吧，把这个古老的中国毁灭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有上海沦陷期间出版物为证。似此出卖国家民族文化的人，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到韩国去出席国际笔会？应请该会迅速将其除名，不要把（中国）人（的脸）丢到国外去……
此文末尾由于有批评中国笔会不“吸收有成就的作家和报社主笔入会”的内容，因而有人猜测“钟国仁”系此家“报社主笔”的化名。他因未被吸收入会转而对中国笔会进行攻讦，而有历史问题的纪弦便成了“替罪的羔羊”。但这只是猜测而已。纪弦不少挚友都知道“钟国仁”是谁，却始终不愿意告诉他。纪弦直至二十世纪末还未弄清楚事实真相，至今仍念念不忘要报这一箭之仇：除了一再骂其为“文丑文妖文棍文渣”外，声称“如果我有一把手枪，一定要把这畜生打死！”
正因为“读者投书”是匿名写作，有关单位无法向其核实一些具体事实，如“炸吧，炸吧”这首诗题目叫什么，署的是笔名还是真名，在什么地方发表；出席大东亚文化更生会见诸何种报刊记载，他“大放厥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位当事人或目击证人可作证，因而对纪弦是所谓“文化汉奸”一事，未进一步深究。纪弦本人则想控告《大众日报》“主笔”犯有诽谤罪，并请了罗行律师在7月25日的《青年战士报》上发表声明。另一方面，纪弦本人还油印了100多份致文坛诗友说明真相的公开信广为散发。眼看一场文坛官司就要爆发，但由于找不准被告对象即“钟国仁”是谁，朋友们便劝纪弦不要感情用事，纪弦本人也可能因心虚不敢真正诉诸法律，因而这场“文化汉奸出席国际会议案”，不似另一位台湾作家梁容若于1967年11月11日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学史奖后，被人检举为梁容若即当年的文化汉奸梁盛志，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还编了一本《文化汉奸得奖案》的小册子；更重要的是官方有可能认为纪弦来台后政治立场坚定，写了大量的“乒乓劈拍达达达轰隆隆地打回来”配合“反攻大陆”的“战斗诗”，他确是“爱国反共”的。还可能认为这个揭发者夹杂有泄私愤的因素在内，因而未加理睬，使纪弦顺利地于1970年6月29日随团长陈纪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在韩国召开的第37届国际笔会。
三十年代： 与“第三种人”过从甚密
路易士，原名路逾，字越公。1948年去台湾后，不再用路易士而用抗战胜利后开始用的纪弦笔名发表文章。他于1913年4月27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祖籍陕西秦县。少年时居扬州多年，深爱瘦西湖之美景。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他读书时打扮得非常“酷”，不修边幅而蓄长发打大领结，穿着用画笔醮满油彩的外衣招摇过市。1936年4月去东京，同年6月因病归国，后和徐迟各出五十元，戴望舒出一百元，三人合作创办了《新诗》月刊。其时，又搬家到苏州，组“菜花诗社”，出《菜花诗刊》一期，《诗志》三期。
1937年《诗志》停刊后，到上海闸北安徽中学任教。同年7月，诗集《火灾的城》出版。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新诗》停刊。在这一年里，重要作品《在地球上散步》、《恋人之目》及《奇迹》相继完成。1938年，在武汉小住一段时间，又跑到长沙，再经由西南公路前往贵阳，住了几个月又到昆明。在云南作短暂停留后，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经河内而海防，再搭轮船前往香港。如此不断逃难到1938年下半年，和早先也从上海来到香港的老友杜衡、戴望舒朝夕相处，和徐迟也常见面。特别是和神交已久的广东人李宗大、诗人鸥外鸥在一起，他极为开心。这位鸥外鸥也和纪弦一样抽烟斗，蓄短髭，而且也是高个子，像一棵槟榔树。那时，他们同向杜衡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新垒》投稿。后来杜衡找到更好的工作，便由纪弦接编此副刊，并经该报社长陶百川允许，借副刊篇幅出《文萃》旬刊，成为“第三种人”笔耕的园地。1939年，《国民日报》换了社长，纪弦也就不再编副刊而回到了上海。1940年，纪弦再次来香港，还是由杜衡介绍他参与了陶希圣主持的国际通讯社，任社外特约译员，在家里专译日文。
1937～1941年，左翼作家在文坛上占上风。于1934年正式登上文坛的路易士，作为现代派的一员，一直不和左翼作家打交道甚至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而和“第三种人”杜衡、施蛰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分看不惯被他及杜衡称之为“左鬼”的胡风、周扬“打着‘抗战文艺’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在替中共做宣传”。他惋惜挚友徐迟在香港被马凡陀（袁水拍）“拐走了——他居然在上下班时坐在公共汽车上大啃其《资本论》而不已”，成为“前进分子”之一员。而路易士本人则在往后退，以至在1939年3月和黄觉寺等人一起组织伪上海艺术学会，并为该组织所发行之《上海艺术》月刊撰写文稿。
四十年代： 亲近汪伪表现种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在英军弹尽援绝，只好在山顶树起白旗的情况下，杜衡决定回重庆。纪弦因盘缠不够，只好带着一家五口于1942年夏到沦陷区上海。同年秋天，他到南京去看望在1938年下半年香港结识、并已在汪伪政权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