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欤侥暇┤タ赐�1938年下半年香港结识、并已在汪伪政权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便安排纪弦在伪“法制局”任秘书一职。可纪弦在 2001年1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卷本《纪弦回忆录》中，矢口否认此事，说自己“婉言谢绝”了这份秘书工作。可同是这个纪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载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中，分明说“在他（胡兰成）那边‘混’了没多久”。可见已到任，只是做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适应又回到上海而已。他在新出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为“我是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未免言过其实。事实是：在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回忆录中，纪弦均坦认自己与大汉奸胡兰成过从甚密。在交往中，他对胡兰成的为人有透彻的了解，两人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这样称赞“胡兰成这个人，文章写得确实不坏，他不但长于杂文、政论之类，而且随笔、小品也很隽永有味；此外，他还具有颇为强大的批评才能”。纪弦在文中举了胡兰成对他的诗作及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为例。胡兰成用“强大的批评才能”吹捧纪弦，显然不限于纪弦文笔漂亮，更重要的是两人气味相投：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文学观念上，彼此均有惊人的一致之处。纪弦后来虽然“离京返沪不拿他（胡兰成）的薪水了”，即不再为伪政权工作，可是他仍十分感激胡兰成，因胡氏还经常用其他方法在经济上支援他，以至胡兰成在七十年代中期回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讲学而灰溜溜地匆忙收摊时，纪弦还专程到机场去看望他，“互道珍重”。关于这一点，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删去了和胡兰成在台北机场相会这段重要史实。
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作家除胡兰成、张爱玲、路易士外，还有柳雨生、陶亢德、杨之华、苏青等。北方作家周作人、沈启无、南星等，也常到上海投稿。杨之华（即杨桦）担任汪派《中华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路易士的二弟鲁宾（又名鱼贝；小说家）相处甚欢。由于这种关系，路易士和杨之华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成为该报副刊的一位骨干作者。如他曾应杨之华之约，写过一篇题为《纪念鲁迅》的文章，认为“后期的鲁迅终日为一群左倾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致使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杂文的写作上去了，这是可惋惜的”。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他作为“第三种人”的立场。杨之华拟编一本鼓吹“和平文艺”的《文艺论丛》，路易士则催促他编成出版。另路易士还为汪伪杂志看稿件。杨之华后来还出过一本大型季刊《文艺世纪》，印过一册很厚的《文坛史料》（署名为杨一鸣），内收胡兰成评论路易士的两篇文章：一是《周作人与路易士》，在为周作人写“无聊的小品”作辩护的同时，又为路易士诗作表现的个人主义与颓废倾向，及为人的傲慢作掩饰。二是《路易士》，以胡氏和路易士相识六年之久的了解，为路氏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定位：“1925～1927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士的。《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粹的时代。”他这样评论路易士的诗作的时代特征，应该说是确切的。此外，胡兰成还这样评论路易士的为人：“……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又说：“路易士，你和他谈理论，只能听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谈文艺理论，有时候也谈政治，但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对或赞成的东西，如此而已。”“他没有一般人所有的主义，没有宗教，也没有任何生意经，以至于在人间他没有得到一丝温情。这样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简直找不到一个字眼来下一个定义。”这对自称为诗人、也和唐·吉诃德一样自称为武士的路易士的评价，非常到位。它建立在作者对路易士多年的深刻了解上，由此说胡兰成是路易士的知音，是不为过的。时至二十一世纪，纪弦实在不应该再为他昔日好友胡兰成鸣冤叫屈，借用余光中1975年评胡兰成在台湾出版媚日著作《山河岁月》的话来说：“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这里不妨读《纪弦回忆录》第十六章《抗战胜利后离沪赴台前》的一段：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胜利后不久，1945年八九月里，上海各家小报和黄黑刊物，就开始对文艺界的名家大骂特骂起来了。北京的周作人、上海的胡兰成，被骂得最厉害。除了南胡北周，他如沈启无、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张爱玲、苏青等，皆被加上一顶“文化汉奸”的大帽子，瞎骂乱骂一阵。
这里说张爱玲、苏青是汉奸，诚然属“瞎骂”。因这两位女作家只是与汉奸来往密切，但没有写过歌颂大东亚战争的作品，也没有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过要职，因而还未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但“大骂”周作人、胡兰成，还有“骂”当时以“文化汉奸”名义被正式逮捕的柳雨生、陶亢德，有什么错？像“南胡北周”所戴的“文化汉奸”帽子，难道是凭空加上去的吗？他们是搞政治的，像胡兰成前后任过汪伪政权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汪精卫机要秘书，他用文艺做武器协助日本人征服中国人心，怎么能说他们仅仅是“文艺界的名家”？他们罪大恶极，难道不该口诛笔伐？批判他们的都是爱国报刊，怎么能说都是“黑色刊物”？你纪弦当时也一起被“围剿”，是因为你自己与胡兰成、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等人关系密切，你受公众舆论的谴责，也是事出有因嘛。你至今认为“赞美敌机轰炸重庆，顶多坐牢；但是骂蒋，那就要杀头了！”如此把拥蒋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这种人生价值观难道没偏差吗？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由于为汪精卫担任社论委员会主席，胡兰成为总主笔，主要撰稿人有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的《中华日报》副刊写稿的关系，路易士和其他名家一样，于1943年被聘为编纂，按月支付车马费而不用上班。有汪派提供的固定薪水做后盾，路易士这时的生活大有改善，不再三餐不继，并还有积蓄于1944年3月独资创办《诗领土》月刊，还用“诗领土”名义于1945年2月、4月出版了个人诗集《夏天》和《三十年集》。另一部于1944年5月出版的诗集《出发》，则由汉奸文人柳雨生、陶亢德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当然，不能像刘心皇说的那样凡是在汉奸文人主持的出版社出过书的人就是汉奸，但至少说明纪弦敌我不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思想和行为上的步步失足
路易士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汉奸胡兰成的亲密关系，以及拿汪派的薪水，积极为汪派副刊写稿，这使他思想和行动上频频失足。这就难怪“史方平”于1970年8月10日写了《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文中称：路易士在1943年抗战游击队出没的苏北，主要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联络科科长”，代表敌伪对苏北进行“文化宣抚”，曾有大规模的两次对青年的演讲，一次是在泰兴县讲《和平文学与和平运动》，另一次在泰县讲《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听他演讲的人，还有人在台湾。……他在苏北一或二年之后，由于胡兰成的关系，把他调到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伪职，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
此文系打印稿，未公开发表。刘心皇为撰写《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曾从台湾《文化旗》杂志社取得一份。不过此文虽不是如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的该枪毙的“忘八蛋”捏造或“死鬼刘某（古案：指去世的刘心皇）胡说八道”虚构的，但其中有些重要事实毕竟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如文中说：“关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问题：据当时在苏北泰县从事抗日工作的某君说：‘路易士在抗战期间投敌之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是东亚文学者大会，不是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东亚文化更生会中国出席的汉奸有柳雨生（存仁）、周作人、丁丁等人，路易士并不在内。至于日本于民国三十二年在东京召开之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出席的汉奸有周作人、马午、关露、周黎庵、路易士等人。路易士即纪弦，在此次大会上大放厥词’云云。”可据陶亢德在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古今》第34期上发表的《东行日记》称：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有陶亢德、谢希平、周越然、章克标、丘石木、鲁风、陈寥士、柳雨生、关露、沈启无、张我军等，并未有路易士的名字在日记中出现。由此看来，路易士到底有无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或“大东亚文学更生会”，还是一个悬案。
目前，人们获得路易士参与汉奸文化活动的最重要依据是：沈子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披露的纪弦写过适应日伪“大东亚文学”要求的汉奸作品。中国大陆出版的如陈青生所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乃翔和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这样叙述的：路易士《巨人之死》诗，系为悼念一名被抗日敌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作。特别是1944年秋冬，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轰炸上海日军，路易士写了“政治抒情朗诵诗”《炸吧，炸吧》，谴责美军的正义行为，嘲讽中国政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虚妄，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古按：这些作品发表的出处，还需进一步查实）。纪弦对这些事实一律不认账，他在前后写的两种回忆录中辩解道：“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是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1942年，我从香港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几年之内，我从未写过一首‘赞美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诗，我也从未写过对于我们先总统蒋公有所大不敬的一字一句。”他认为1944年自己倒是写过一首抗议“陈纳德飞虎队误炸上海市中心区，毁屋伤人”的诗，但说原诗遗失，另又说不出发表刊物的名称和时间，因而这种辩解是无力的。
有历史污点的作家
从上述纪弦的抗战经历中，他无疑参加过一些汉奸文化活动，写过少量歌颂汉奸和诋毁盟军的作品，与那些恪守民族气节，敌我界限分明，洁身自好的爱国作家有本质不同。他属于民族立场歪斜、民族气节亏败、正义观念沦丧的大节有亏的作家。对纪弦来说，在汪伪政权任科长及秘书等职，作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演讲，拿汪报津贴，为汪报积极撰稿，应主动承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批判，而不能认为当年置身于沦陷的国土，是迷惘、惆怅的阴影笼罩着自己而迷了路，更不能因当时国民政府没有追究、到台湾后情治单位也没过问，便骂批评过他的人为“文丑文妖”。另方面，对文学史家来说，要严格区分“文化汉奸”与不分敌我是非、亲近日伪、参加过汉奸文学活动与写过汉奸作品的作家的界限。鉴于纪弦写的汉奸文学作品在他诗作中不构成主流，作品数量也极少，他亦非汉奸政权要角或汪伪文坛的头面人物，因而不应再去“补划”他为文化汉奸。从这个角度看，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我绝非汉奸！绝非汉奸！”倒是对的。但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他“大节有亏”，以说明他有过不光彩的昨天。
但这并不影响他后来为台湾诗坛开一代诗风的贡献，更不能因为他在抗战期间一度亲近“大东亚文学”，而否定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别的题材的作品和对现代诗的探索乃至对整个中国诗坛的贡献。当然，更不妨碍别人在他米寿这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向他献上“祝你生日快乐”的颂歌，以及《纪弦回忆录》三卷本众多的史料价值，还有他写的《你的名字》等作品堪称绝唱，为海峡两岸众多选本所青睐。
参考文献：
沈子复：《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
杨之华：《新文艺思潮的起源及其流变》，《东方文化》创刊号，另收《文艺论丛》，第1～16页。
史方平：《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
陶亢德：《东行日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1月1日）。
纪弦：《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
纪弦：《晚景》，台北，尔雅出版社1985年5月版。
杨一鸣编：《文坛史料》，昭和十九年（1944年）11月7日印刷。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徐乃翔、黄万年：《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纪弦：《纪弦回忆录（三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
御座下的孤独背影
？ 慧 子
满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凭了金戈铁马的纵横驰骋，八旗子弟的骁勇善战，所以一直被人认为是缺少文化素养、缺乏文化浸润的民族。对于汉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来说，满人只能算是门外汉。
一次偶读满族贵族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即被他那首《忆江南》中深深的忧伤所打动：“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以成灰！”词人描绘了一幅栖鸦已落、暮色笼罩、断肠人临风小立的伤心图画。满族诗人纳兰性德的词风直追李后主，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由此出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隶属满洲正黄旗，不过，他的始祖却是蒙古人，原姓土默特，后来土默特氏灭了纳兰部，占领纳兰部领地，遂以纳兰为姓。纳兰氏属海西女真叶赫部。在十六世纪中叶，叶赫族成了海西女真的一面旗帜。1593年，叶赫部领袖纳林禄率领海西女真各部三万人马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但努尔哈赤英勇善战，设下圈套，一役便将海西女真诸部打得七零八落。纳兰性德的高祖金台什，在战斗失败时自焚而死。后来随着满族诸部的融合发展，努尔哈赤纳金什台的妹妹为“妃嫔”，纳兰氏生下了皇太极。直到清兵入关时，曾为臣虏的纳兰氏变成了显赫一时的贵族，统属于由皇帝直接指挥的正黄旗下。
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是一位权倾朝野的官僚，康熙二十一年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后晋升为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
纳兰性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过着一种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十七岁时就读于太学，十八岁时即中举人。十九岁那年，因病未能参加殿试。纳兰性德在二十二岁时，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这一次他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授予他三等侍卫之职，后来荣升为一等侍卫。
在我的印象中，御前侍卫个个都是飞檐走壁、武功不凡的高手，武侠小说中描绘过的“血滴子”更是令人恐怖，不料堂堂御前侍卫竟能写出至柔到情的词来。在他的侍卫生涯的几年中，纳兰性德一直都在康熙身边左右奔忙。康熙几度南巡，纳兰性德伴其左右，与皇帝一同顾盼江山，不知有多少人都把这种机会看成是一种无限的荣宠，并且终生为之奋斗。清代名士高士奇出身寒微，卖字为生，后来经纳兰性德父亲的推荐，做了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经常跟随侍卫们一起当差，写出了“身随翡翠从中列，队入鹅黄者里行”的诗句，一副小人得意的忘形之色溢于言表。
但是纳兰性德这位贵胄公子却对“侍卫”这一职位并无兴趣，他虽然得到过皇帝无数次的赏赐，却不甘心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这个尊贵而又碌碌无为的位置上，做皇帝御座前的小摆设。他苦于仕宦漂泊，厌恶金阶伫立的侍卫生涯，在一首《忆秦娥》中，他曾直抒胸臆：“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拟将欢笑排离索，镜中无奈颜非昨。颜非昨，才华尚浅，因何福薄。”
纳兰性德也曾把目光投向恬淡脱俗的生活，渴望能与爱妻长相厮守，过一种平淡的日子，但这平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