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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化同样侵入到中国文化中最优美的、美学意蕴最丰厚的传统母题中，比如把竹叶象形为“个”字（扬州有“个园”，为清代徽商黄至筠的私家园林），以致画竹成了写一大堆“个”字。对竹子这一审美对象的固化，是对竹子的美学积淀的降格而非提升，难怪王阳明会因为对之“格物”而大病一场。又如把初生荷叶象形为“荷钱”，也几乎是对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毫无铜臭的荷花的反讽。而把表示不同理念的各种佛像手印笼统地象形为“兰花指”，名称固然动听，却是十分粗疏的外行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也曾弄出不少象形的东西，比如在船舱上开的舷窗像扇形；计成在他的杰作《园冶》中也提供了许多象形的建筑样式，比如园林的门洞取汉瓶形。偶取一式，并与特定环境和意境臻于和谐，尚不失其出奇制胜或由熟返生的新意，但一旦成为思维范型或定式，那就禁锢了创造性，窒息了生命力。更何况，具体的象形其实远不如抽象的圆形或矩形朴素耐看。
甚至当代各种体育的、非体育的大型盛会上的团体操，也完全是象形的，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让满怀希望（因为得到媒体的隆重推荐）的观众大失所望。观众看到一些版版六十四的向日葵图案（表示欣欣向荣）、大帆船图案（表示一帆风顺）等等，感到自己被当成了幼稚园中的学龄前儿童。为什么除了僵化死板的象形图案，设计者就不能创造一些灵动的、抽象的、非象形的，但却能给观众以生动鲜活的审美愉悦的画面？图案固然也是美术，但仅仅是十分初级的美术——更何况翻来覆去总是这些图案！真正有个性、有美学意韵的造型艺术，都是反图案的。
象形文化的最新表演，或许就是田坛马家军把训练奇迹与“鹿”的奔跑联系起来。即便这不是一种江湖骗术，至少也是故神其技的夸示，而竟有如此之多的人信以为真，传为美谈，不啻是当代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一大笑柄，正如义和团吹嘘的刀枪不入成为今人笑谈一样。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在象形文化的末世，衰极而振，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到处都有的中华奇石展，也不过就是这一类的象形儿戏，以“像什么”来哗众取宠地招徕顾客——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石头。而原本极富天趣、颇有表现主义意味、妙在介乎似与不似之间的中国根雕艺术，近年来也日益刻画雕琢，变得“逼真”而恶趣起来。稍具传统美学素养的人都知道，“穷形尽相”或“过于刻画”，从来就是中国艺术的根本大忌。而黄山脚下的奇石馆和根雕展，普普通通的石头与根雕，动辄开价上万——当然是“专供外宾”；且不说这种把老外当阿木林的奸商作风有失文明古国的风度，最可笑的是以为凭着象形就奇货可居，殊不知反而暴露出审美上的幼稚浅薄。
让我们回到开头，再以黄山著名的云海为例，那该是最难定形、最难附会的东西了吧？然而旅游图片偏要命名为陈词滥调的“万马奔腾”和“白云苍狗”，似乎非狗马不足以娱声色。其实这不过是诗人兴会所至随意为之的比喻，须知“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荀子），再巧妙的比喻，不过是语言游戏，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文”，对石头、山峰乃至迎客松、送客松的命名皆当作如是观，可视为区别性或提示性标记，而非语言拜物教的对象。我们从诗人的游戏中应该领悟的是审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自由精神。如果把语言游戏也当作“神”加以膜拜，那么不仅“神”的僵硬空洞使审美逸兴完全虚脱，连“文”的游戏意趣也彻底丧失了——古人谓之“死于句下”。当歌中唱道“让我们看云去”，我们应该领悟的正是波谲云诡的大自然的自由精神，同时借助于心与物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超拔。从瞬息万变的云海翻腾中，牵强地指认物形，虽然也不失为一种富有童趣的儿戏——不少父母都让自己的孩子想象过“云朵像什么”——但如果连成年人也把这视为“看云”的惟一目的，那么可以断言，他一定是以文为神的人云亦云之辈，是拘于范型缧绁的思想囚徒。
我认为，象形化审美是一种极为初级也极为粗陋的审美——如果它也配称为审美的话。把“好山好水”弄得“恶形恶状”，把“自在之物”弄成“人文景观”，把“自然风景”弄成“文化名胜”，是对大自然的贬低和糟蹋，更是对他人想象力的强奸和愚弄。自然之美本质上是抽象而无法通约的美，这种仪态万方、不可归约的美，是任何象形、任何比拟、任何归类都无法加以穷尽的，因为创造自然的造化伟力并非人格化的上帝，它决不会有意迎合任何人的心理期待，更不可能以使某些石头像鸡鸭猫狗来显示“上帝的万能”或证明“大自然的奇迹”。大自然中永远没有“神迹”，也从来没有“奇迹”。退一万步说，即便有奇迹，如果命名者以为惟有自己能窥破奇迹并“天降大任”地由他来揭示奇迹，也是一厢情愿的独断论的黑甜梦；正如即便有绝对真理，任何人自以为掌握最后裁判权是莫大的僭妄一样。而每一个旅游者都必须明白，任何被命名的“奇景”，只是佛学所谓“境由心生”的幻象。撇开佛学对“境由心生”的根本否定，假设“境由心生”不失为一种审美方式，那么先在于你而被命名的任何“奇景”，仅仅是他者的心境所生，你至少应该找到自心，并看到自心所生之境——无论是否奇景，它是你自己的。那样的话，你也是你自己的，而非象形文化与范型思维的精神奴隶。
达·芬奇在他的著名《笔记》中写道：“当它（芬奇原指现代科学的“力量”，此处我把它引申为象形文化的范型思维）控制所有一切创造物，并且改变它们的处境和形态时，它也就急匆匆地迎来所有物的解体，并且由此而改变了自己。”其实我根本无须到西方思想中去寻求援助。尽管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形上学遗产相当贫乏，但至少在这一特殊领域，中国人的美学思想极为丰富，甚至独擅胜场。苏东坡在一千年前就知道“画图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具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山水画传统的中国人，在旅游乃至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什么时候也能够“形而上”一下呢？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大象无形。”因此决非偶然，被选做电影《红楼梦》中大荒山青埂峰下那块顽石的，恰恰是什么也不像的飞来石，而非别的“奇石”，导演谢铁骊可谓深得老子思想之妙谛。而庄子说得更具体更透彻：“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抽去其中反对知识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审美活动中借用这一学说，就是尽可能挣脱传统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的桎梏，放弃那些半吊子的皮毛知识（比如不看或忘掉旅游手册的介绍），脱略形骸地与大自然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赤裸裸相遇；跳出老君炉，炼就火眼金睛，放出眼光，目击道存，将是数千年象形文化重负之下的中国人的救弊之道。我想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千古名句，来结束这篇对中国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颇为不恭的拙文：“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看 破 妖 雾
？ 戴庆华
对于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主题有过各种不同看法，如认为是阐述哲理的，认为是弘扬佛教的，认为是宣扬玩世主义的等等。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这本小说也被认为是“现实社会矛盾的抽象化和幻想化”，写的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残的矛盾斗争”。正义的一方理所当然地是孙悟空，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降妖伏魔的天界佛界（大闹天宫时玉帝和如来佛当然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黑暗、邪恶、凶残”的一方则非妖魔鬼怪莫属。当年郭沫若有诗要“千刀当剐唐僧肉”，毛泽东则以领袖兼诗人的度量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言下之意妖魔鬼怪命中注定是不可改造的，惟一的命运只能是等着挨孙猴子的“千钧棒”。当然，《西游记》的确也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打死人是弥天大罪，即使打死的是十恶不赦的恶棍；而打死妖精则理所当然，不管这妖精是否罪有应得。
笔者从小便爱看《西游记》，那时也认为妖精该死。但后来仔细一琢磨也觉得有漏洞：妖魔鬼怪就真的“不可训”了吗？就说那终成正果的孙悟空，从前不就是花果山一个无天无法的妖精吗？还有曾是天神的猪八戒和沙和尚，不是被罚下凡后一度也曾为妖吗？被“改造好”的妖怪还不止他们，如黑熊精当了守山大神，红孩儿成了善财童子……总之，对妖精也不该“唯成分论”吧？
人到中年，世事越看越淡，心态越来越静，重读一遍经典名著，反思一下从前的思想，突然有了“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从前我们辨黑白分善恶，怜唐僧爱悟空，敬佛祖恨妖精，无一不是站在人间站在玉帝或者站在佛祖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站在妖精的立场看问题，会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为什么妖精就不能独立存在？为什么一定要尊玉帝和佛祖为正统？玉帝和佛祖的价值观就一定比妖精的高明？佛与魔、人与妖何以就非要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不可？
细想一想，妖精其实也并不是那般可恶。他们很有自知之明，一般都不想与玉帝争正统和与佛祖争高下，而且，除非是人类闯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一般也不去骚扰人类。他们多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自成体系，自给自足，自娱自乐，自在为王，从不像佛祖那样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所有人。
妖精修成精，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修炼。他们中的不少都有很强的本事，如牛魔王就能同孙行者打个平手，狮驼国的大鹏金翅雕的武艺甚至盖过孙悟空。他们除了不能长生不老，其它方面其实同神仙没什么不同。他们不被承认是仙，最重要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家庭出身”问题，他们或是罚离上界，或是私自下凡，更多则是由虎豹豺狼之类修炼而成；二是他们普遍不承认天上和佛界的权威而是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玉帝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那么同样自幼修持的白骨精为什么就一定要被视为另类视为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妖精同样也讲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比如红孩儿捉到唐僧，不忘请父亲牛魔王一同分享。孙悟空用计打死银角大王，他的兄弟金角大王如此哭诉：“贤弟呀！我和你私离上界，转托凡尘，指望同享荣华，永为山洞之主；怎知为这和尚，伤了你的性命，断吾手足之情！”而且“满洞群妖，一齐痛哭”，感情不可谓不深；还有金鼻白毛老鼠精，曾为托塔天王收伏而拜其为义父，从此就一直在所居的妖洞里供奉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和“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
妖精也有很真挚的爱情，黄袍怪抢了宝象国公主为妻十三年，“穿的锦，戴的金，缺少东西我去寻，四时受用，每日情深”；女妖蝎子精拿了唐僧，也只为夫妻长相伴：“御弟宽心。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真个是百岁和谐也。”唐僧不从，她也并未贪求唐僧肉而害他性命。
妖精还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例如木仙庵老树精的诗连饱学高僧唐长老都赞不绝口：“众仙老之诗，真个是吐凤喷珠，游夏莫赞。”尤其杏仙，不仅青春美貌，而且吟得好诗，仅那一句“雨润红姿娇且嫩”，就足以技压群芳，不让须眉。
当然妖精也有其残暴之处，那就是吃人。但站在妖精的角度想，既然人和神都把妖精视为异端，妖精如何又不视人为异端？妖精多为虎豹熊罴修成，而虎豹熊罴正是猎人们的“衣食父母”，妖精吃人又算得什么弥天大罪？要说残暴，玉帝老儿更残暴，沙僧在天曾为卷帘大将，仅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玉帝便将他打了八百，贬下界来，还七日一次，将飞剑穿他胸胁百余下方回。凤仙郡郡侯献供斋天时偶而失敬，他竟让凤仙郡百姓也受三年干旱无雨之苦。
设想一下，在《西游记》中，如来佛有着无边的法力。既然妖精罪该万死，他何不一展法力灭尽妖魔鬼怪让佛界一统天下？我想，原因无非以下两条之一，一是灭尽了妖怪，他无边的佛法便无从施展，西天的统治自然失去了合法性，留着几个妖怪正好凝聚众佛之心。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佛慈悲为怀，觉得妖精也有其存在的理由。我更愿相信后者。的确，没有妖精的世界岂不是太单调了吗？无论如何，一个容得下妖精的世界才算得上是一个公平的世界。
人人都说神仙好，那么多的神仙却不惜冒生命危险下凡为妖，可见做个妖精也是一种极有诱惑的选择。如果真的天上人间任我选择，我愿为妖，当然不是害人的妖，而是一个自由自在独往独来的妖，一个不尊玉帝不敬佛祖的妖，一个不守清规不要王法的妖。不过，西天路上的妖精的命运实在惨了些，首恶固然必办，胁从也一律打杀。有罪的固然惩处，无罪的如杏花仙子玉面狐狸也一概消灭。能幸免的只有那些有来头有背景的，纵使作恶多端照样化险为夷。
我为天下的妖精一哭！
滋润与保养我们的喉咙
？ 舒文治
喉管是头与身体的连接线，也是生命线，名义上，它属于个体所有，它所从事的勾当也都是个体所需，比如吃喝、说话、唱歌，但我们是不是对它控制自如呢？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能唱得最响亮的一首歌与“文革”有关。感谢光阴赐予我遗忘，这歌的歌词，我已忘得差不多了，惟有一句直奔时代主旋律的歌词，刺入了我神经元的内存，清屏要等到大脑“死机”。这句歌词简单极了，也琅琅上口，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啊，就是好！……”
这歌词好就好在，它的所指十分单一、确定，不会产生任何模糊性和多义性，也没有任何商讨、辩解的余地。那时，我们这等黄口小儿，自然只能皱着嫩嫩的天庭，瞪着天真的眸子，挤着吃奶的气力，就这样“嘿”着，在课堂上朝老师“嘿”着，同学之间打架“嘿”着，游行时伴着喧天锣鼓，几百颗小小的头颅整齐划一地“嘿”着，晚上高音喇叭一响，大人们都聚在雪白的煤气灯下“嘿”，我们也跟着朝着那些头戴高帽、胸挂纸牌、弯着虾公背的“四类分子”去“嘿”。时尚的歌声大都掌握着这等话语的控制权，童叟无漏地进行诸如此类的真理、真情在握的布道。
我们是伴着那个年代的“嘿”声变音和长出胡须的。当我们初知世事艰险的时候，否定的声音已代替我们作了思考，结论已摆在庄严的纸上，我们只须抄好答案。用不着，也轮不到我们来对这段岁月反思和负责。朦胧中虽有些火光和血光的印象，但轻轻松松即可忘却，也不会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之类的沉痛。在不断崛起的楼群间和流行歌曲的叫唱中，仿佛那个年月从来就没有过，大家都相安无事，只须使出浑身解数应付当下。
以上这些乱想在吴小龙先生一篇《怅望千秋一洒泪——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随笔》2002年第2期）的催化下得以漫开。吴先生文中的两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段是：“如果一个民族……经常地处在不同程度的诱发非人性行为的情境中，那么，这个民族恐怕就有相当的问题。”第二段是：“国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能地害怕‘文革博物馆’的建立，害怕正视自身的卑劣之处反思，最后是宁可把‘文革’历史交给所谓‘纪实文学’而至于变成传奇资料，也不愿交给学术研究而显其共象。’当然，这里并不只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还有些‘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问题。”吴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太大、太沉重，在如此严峻的题目面前，虚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