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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市长的脸色好看多了，“是啊，我是东北人，的确喜欢吃粗粮和炖菜。可是，野猪、野鸡、穿山甲之类的，也偶尔吃过。那还是在前些年，还没有太多的动物保护意识。其实，那些东西，那些野味，都不好吃，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大补的说法是可疑的，补什么呀，怎么补，都不如锻炼身体强，你吃什么，都会变成排泄物，而每样东西的营养成分，都是差不多的。就说鲍鱼吧，根据营养学家后来的分析，鲍鱼的营养成分和豆腐差不多，燕窝和鱼翅的营养成分，也比不过牛肉和羊肉，所以，我真的是反感，现在的人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我现在的早餐，还是延续了我多年以前在东北生活和工作时的习惯，就是一碗稀粥和一碟咸菜，顶多，再吃一个煮鸡蛋。”
我说：“中国是饮食文化上很有创造、很丰富的民族，也是最会吃、最会烹饪的民族之一。
可是，在我们的吃背后，依旧有着野蛮时代留下来的观念的残余。比如，我们在屠宰那些牲畜的时候，绝不可能像在澳大利亚那样，人道地对待它们，用电击的方式，迅速地让动物死亡，减少它们肉体的痛苦。本来，它们的生存就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你还让牲畜痛苦地、缓慢地死去，就很不人道了。在澳洲吃龙虾的时候，法律规定，必须要把龙虾在冰箱里迅速冷冻死亡之后，才可以吃它们。而我们呢？ 我们甚至发明了醉虾，发明了活吃猴脑。醉虾，是用酒和调料把小河虾弄醉，让它们丧失基本活动能力，因为虾是一种特别活跃的动物，喜欢蹦跳，可是麻醉了之后，就只有任人宰割和咀嚼的份儿了。我们的食客就趁着虾晕乎乎的时候，大快朵颐，用牙齿和舌头噬咬这些活着的小动物，就是为了追求活虾的鲜美口味。可是，河虾疼不疼？ 当然疼了。河虾虽然醉了，但它还是活物，被人吃的时候，它的肉体到底有多难受，我们从来都不考虑，它们痛苦的指数到底是多少，有人研究过吗？ 所以，我们的饮食文化虽然丰富和发达，可没有什么太骄傲的，除了什么都能吃、会吃以外，缺乏普世价值的关怀。”
场面的气氛似乎不算很好，大家似乎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没有人接茬，也许还因为我的观点过于迂腐吧。而张市长不得不迎合我的观点：“段教授说得很对，所以，我现在尽量吃素。
但是一点动物脂肪都不进食，是不行的，人的营养不够的。”
赵亮感到有必要给我一点教训了，他说，“你们看，我们的段教授还是很可爱、很书生气的吧。他还算不错的。我告诉你们，现在的大学教授，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宝贵、可爱和受人尊敬了。大学教授的荒唐事儿特别多。就说我们学校的经济学院吧，最近，就有两个副教授的事情，特别耸人听闻，也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简直都不像是应该发生在大学教师身上的事。”他用埋汰教授的口吻，间接地达到攻击我的冬烘、我的不谙世事、我的不解风情、我的不世故，我当然理解他的用心。我微笑了，我倒要听听他要讲些什么丑闻。我发现，张市长、陈秘书也兴奋起来了，聚精会神了，开始饶有兴趣地等着听赵亮那洁白的牙齿背后，要吐出什么关于副教授的丑闻。
我也感觉到他在谈到我们同类时候的自嘲口吻：“前年，我们学院一位教经济学的女副教授，名字叫陆梅，突然失踪了。她毕业于上海一所著名大学的经济系，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毕业之后，在我们学校工作了好几年，模样挺清秀的，学问也不错。可是，突然有一天，她就不见了。当时，她是坐火车去西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本来，那个会是要我去，是探讨西部省份的经济如何能快速崛起的研讨会。可是我让她去了，然后，她就在路上消失不见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你们想，一个大学女老师失踪了，这是多么可怕和古怪的事情啊，学校当时就组织保卫人员，迅速进行了调查，查询了任何她可能去的地方，得到的结果都是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之后，我们学校报警了。但是，警察调查了一阵子，仍然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可是，整整一年半之后，她自己一个人又回来了。你们猜，她到哪里去了？ ”赵亮又流露出他那种只有自己知道答案的兴奋和得意。
我们看着他，都摇头表示猜不出来。
他把目光转向了我：“段刚，你猜猜看。”
“也许陆梅是出家了，后来，又还俗回来了？ ”我试探性地问。
“不，陆梅她是被拐卖了。她给人拐卖到了甘肃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给一个瘸子男人当了一年多的老婆。她就是在那次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被拐卖掉的。她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清秀的模样不见了，肤色憔悴粗糙，狼狈不堪。据说，陆梅还给那个买她的瘸子男人生了一个孩子。她是被碰巧解救出来的。她告诉我们，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想尽了各种办法，要逃出那个偏僻的地方，但是都失败了。最后，刚好，北京的卫生部组织派遣了一个下乡医疗队，到了她所在的那个偏僻的村落，给当地的农民无偿做眼白内障手术，她乘机向医疗队寻求庇护和帮助。医疗队立即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直接和公安部门取得联系，请求警方的帮助，结果，陆梅才被解救出来。”
“想不到啊，大学教授也有被拐卖的。”张市长叹息了，“难道她20年书就白念了？ 她没有长脑子吗？ 她这博士是怎么读的？ ”
“所以说，大学教授，有的是很愚蠢的、很书呆子气的、很蠢笨的，根本不了解社会的复杂和多样，对门外的世界一窍不通。”赵亮哈哈一笑，“当然，像我和段刚教授，那自然不一般，不会像她那么傻。是不是段刚老师？ ”
“你说这个事儿，无非是要证明如今的一些大学教授也很傻很蠢，来进一步证明我拒绝吃野生动物，是很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的事儿，是不是？ ”我揭穿他的把戏。
张市长笑了，“看你们互相掐，觉得很有趣。
我倒很想知道，后来，这个女副教授怎么样了？ ”
“后来？ 后来，陆梅回来之后，发现她的那个教职已经没有了，学校已经分配给新来的博士了。而且，她刚回来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新闻人物，尽管我们学校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没有让大报小报去报道，可是她自己写了几篇文章投寄给《知音》和《家庭》，把自己的遭遇全部抖搂了出来。于是，很多报纸就开始报道她的遭遇了，这其实给她和学校都带来了麻烦。她在学校里出现的时候，保准有学生在她的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她的事迹是尽人皆知了。学校虽然后来给她解决了工作问题，但是没有让她上课堂授课，而是让她专门搞资料管理去了。这本来是为了安慰她，保护她，先冷处理这个事情。但是，陆梅却不懂得学校的良苦用心，而把学校告上了法庭，认为是学校对待她很不公正。
后来，她的官司输了，她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到一所民办大学任教了。她后来写了一本讲述自己被拐卖的过程的书，还让我给她写序言。
书我倒是看了，可是写序言的事情，我还是没有做。你们想想，这样的序言，我怎么给她写呢？ 我有病啊我写，我没法给她写。”
“那她到底是怎么被拐卖的呢？ ”陈秘书问。
“她呀，就是在火车上遇到了两个骗子。那两个骗子是一对夫妇，而且，还是陆梅的四川老乡。骗子三骗两骗，就把她骗到甘肃兰州，之后，她就被强迫带走了。她的那本书中详细地讲述了这个过程。她后来想了各种办法，想逃出来，结果都不行。还写了她是如何求救于各种人，包括当地的村干部，竟然没有人帮助她逃离，大家反而认为她应该认命，说买媳妇在当地很正常，这里面没有犯法的事情。这就显得很荒唐了。尤其是当地的村干部竟然认为买媳妇是一件他根本管不着也不用管的事情，你说这基层干部，都是些什么东西？ 后来，她把书稿拿给一些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在审查书稿的时候没有通过，说，这样的书出版了，会让读者觉得我们的教授太傻了，会觉得我们的社会制度有问题，会影响我们社会和大学的声誉，不予出版。她找了很多家出版社，结果都一样，没有人愿意给她出。也有编辑认为，不光她的书有可能制造麻烦，她的文笔也不算好——这等于给她的书稿判了双重的死刑。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看来，我们出版社的审查制度，还的确是在很有效果地起着作用啊。
后来，我听说，一对美国退休的老夫妇来到中国，寻找可以领养的孩子，结果把她认做女儿，带到美国去了。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确证。
总之，陆梅如今是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外了，不知所终了。”
我觉得有话说，“是的，中国的一部分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社会分成了至少三个层次：下层、中层和上层。比如，一旦你考上了大学，那么，毕业之后，你一般就有可能跃居到这个社会的中层，成为中产阶层和小资产阶层的一员，一些运气好的，可以变成上层人士，做社会管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像我们，大都是跃居到中层以及中层以上社会阶层的人。但是我们这些书斋里的读书人，的确是很少知道下层社会的情况的，那些在城市里、乡村的犄角旮旯里存在的、我们平时所看不见的社会角落里的人们的生存法则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那是一个可怕的魑魅魍魉的世界，是一个血淋淋的世界。在报纸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个偏僻的地方专门有人组织妇女生孩子卖啦；在某地的煤矿，出现了在矿井里把人打死后勒索矿主钱财的犯罪分子啦；在城市里逼迫妇女卖淫的黑社会组织啦；在西南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集团以及贩毒集团啦；还有受到控制的乞丐帮会、被限制人身自由成为工作奴隶的民工、在血汗工厂里拿不到工资的可怜打工仔、因为冤屈而不断上访的职业上访群落，等等，这些，都是这个社会中的下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在阴暗的、魑魅魍魉的地带生活，生活在一个我们平时看不见的区域里。而我们由于所受到的高等教育，使我们有机会跃入到了更高的社会阶层，我们就不会遭到下层社会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支配了。不过，中间阶层的一些人也会因为运气不好或者自己倒霉，偶然地掉入那个下层社会，掉人到一片黑暗的区域里挣扎。
你说的这个陆梅副教授，就是不小心掉进去了，她根本就无法应付她所不知道的下层世界的法则。”
“嗯，你说得对，段老师，我们的确是活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大家的生活中，平时总是充满了鲜花、舞台和掌声，大家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流水宴席，我们平时看不到那些底层人的真实生存图景。而我们政府的责任就是改变这种社会贫富分化的局面，我们当然有希望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尽快地把眼下的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变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的社会，这样，中产阶层扩大了，社会就会稳定了。”张市长说。
赵亮说，“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也是关于大学教授的。清华大学的一个女教授，就是因为开着一辆白色的本田，结果被一个民工给盯上了——他认为开本田的人，一定就是有钱人，所以，他就跟踪了她好几天，找到了一个时机去抢劫她，在她家门口，两个人搏斗，他把她杀了。可是，他自己也没有跑掉，被判处死刑，枪决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一旦我们掉到那个可怕的深渊里，掉到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局面里，也是很可怕的，中产阶层其实是很脆弱的，油价上涨、负利率、房价上涨，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最大，搞不好，他们就变成了新城市贫民。”
“所以，把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缩小非常必要。我们的居民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过大了。只有缩小了这个差距，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和谐起来。现在远远谈不上社会和谐，社会矛盾正是层出不穷、异常激烈的时候。”我说。
“我接着说我们学院另外一个副教授的事情。段刚，不知道你听说过倪栋梁这个人没有？ ”赵亮问我，我摇了摇头。“这个倪栋梁，他的观点和你基本一致，就是有些新左派的味道，是坚决反对全球化、夸大全球化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坏处的这么一个人——我这么说你不要生气啊。但是，这个家伙很有意思，他前年就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他喝酒之后，喜欢打老婆。他老婆是我们学校物理系的副教授，人家也是书香门第，又是知识女性，哪里禁得起他打啊，结果，就离婚了。可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虽然离婚了，但是还要和老婆孩子住在一起。每天早晨，他发现老婆把饭给孩子做好了，他自己就赶紧偷偷地吃上一点，然后出门去给学生上课。
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个韩国来的女留学生。两个人爱得天昏地暗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完全一样，都是反对全球化的。他们就一起到香港去参加游行示威，反对世界贸易体系，反对全球化。”
“反对全球化，难道不也是一种观点吗？ 有什么错吗？ 你看，每次发达国家开会，开那个什么G8会议——被人称为是鸡巴会议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会场外面搞游行示威。反对全球化，实际上是反对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被那几个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罢了。”我补充道，“全球到处都有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弊端的示威浪潮，你们研究经济学，怎么能忽视这个浪潮呢。”我又按捺不住了。
“你先听我说。后来，他们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就同居在一起了，两个人到处写文章反对经济全球化。有一次，他们听说美国人在仁川要开一个世界贸易与经济研讨会，就一起到韩国，也在仁川登陆了，到韩国示威去了。可是，就是在仁川，两个人因为一些琐事吵架了，结果，那个韩国女孩子跑了，跑到了汉城——现在他们改名叫首尔的地方。这倪栋梁后悔了，要去找她，可是，他又不懂朝鲜语，他说英语，人家韩国人也听不懂，何况他的英语说得又不好。结果，他只好步行，沿着仁川到汉城，不，是首尔——的高速公路，一路走了过去。走啊走，走啊走，他走得又饥又饿，又渴又累，结果，在高速公路边晕倒了。是警察救了他，把他拉到医院抢救。
后来，他们才知道，他是我们一所著名学府的大学副教授！ 于是，韩国的报纸疯狂地报道，说北京某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算什么狗屁经济学家——因为追寻爱情，晕倒在韩国的高速公路上了云云，给我们学校丢了大脸。本来我们学校就慌了，这又丢了一个副教授，他不见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正在着急到处寻找他，我们学校得到消息，这才知道了他的下落——他消失了几个月，也不打招呼，原来，是跑到韩国去了。其实，他本没有想在韩国待太长时间的，想着搞几天示威就回北京了呢。结果这下子在韩国的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于是，学校觉得他造成的影响很坏，等他回来之后，只好把他给除名了。”
“这就是你们学校的教授们的故事？ 哈哈，真是让我开眼啊，”张市长很高兴，“知识分子，有时候很麻烦。”
“那，这个倪栋梁副教授，和那个韩国女孩子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 我很想知道他们的结局啊。”区长钱良骏问。
“结局？ ”赵亮向我眨巴着眼睛，好像他不愿意告诉我结果似的，他顿了顿，“结局就是，他们后来散伙了。原因是他又打她，打那个韩国女孩子——他打老婆的老毛病又犯了，所以，无论他们在反对全球化方面再有共识，再有共同语言，再有同志的感觉，再觉得是一个战壕里面的人，他们也分开了，就是因为他喜欢打女人。”
“韩国女性和日本女性的解放程度，我觉得不如中国女性。尤其是韩国女性，她们对待自己生活中的男人，对待自己的丈夫，都是低眉顺眼的，有的地方就像中国农村妇女一样，在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都不上桌子一起吃饭的，哪像现在的中国女孩子那么的猖狂和疯狂。”杜飞龙说。
“但是，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在社会分工和生活分工中承担的角色不一样。她们的家庭中，光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