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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载：“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为狐所魅，延术士治之。有高氏子为之医治。居数日，又有王生至，见高曰：‘此亦狐也。’少选，又有道士来，见二人曰：‘此皆狐也。’闭户相殴击，垂死，则道士亦狐也。裴皆杀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为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为私；而旁观者，又谓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结，则旁观者亦私也。近来三五年间，此弊为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夫朋党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绍圣之党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于意见之不同，而其势成于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难辨也，亦难去也，如唐牛、李之党是也。李诚胜牛，然李不纯君子，而李之党不尽君子；牛不纯小人，而牛之党不尽小人。此其辨别去取，上圣犹或难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则调停之说是与？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无可否，而两存之，适足以滋乱耳，是子莫之执中也。
执中无权，此语切中今人调停之病。夫使党而果一正一邪，则明别黑白，若爱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为中也。使党各有邪正，不能尽用一偏，亦当酌而察之，如乌喙参木，择其轻重，而适其所宜。若徒调停执中，一半参，一半乌喙，有不杀人者乎？噫，谋国者不宜爱中立不倚之虚名，而受首鼠两端之实祸也。
元冯梦弼乘驿向八蕃，驿吏告以天晚，马绊在江上，不可行。冯不听，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灭，腥浪袭人。马绊者，马黄精也，遇之辄为所啖。今南方常讹传有马骝精，得食人，及史书所载签母鬼者，想皆此类。但多讹言耳，未有亲见之者也。宋宣和间，黑眚见于宫禁中，此自是亡国之徵。人家屋宅亦时有狐魅出入者。大约妖由人兴，门衰祚薄，则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谓无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马大中丞巡按浙、直时，为狐所惑，万方禁之，不可得，日就瘵，竟谢病归。魅亦相随，渡淮而北，则不复至矣。山魈，闽、广多有之，据人屋宅，淫人妇女。盖《夷坚志》所载：“木客之妖者，当其作祟之时，百计不能驱禳；及其久也，忽然而去，不待驱之。”盖妖气亦有时而尽故耳。
国之祸常起于开边，家之祸常起于厚积，身之祸常起于服饵：三者皆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谓九分亦已过矣，若留有余以还造化，享不尽以遗子孙，即半取之，何害？《保婴论》云：“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与寒。此格言也，终身守之可也。
临沮邓差家累巨万，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识，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讶而问之。客曰：“人生在世，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复进甘味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默然，归家，宰鹅而食，方一动箸，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贫贱自甘，犹可言也。积而不散，愚惑甚矣。盖苞苴科敛，得之不以其道，使复知享用，是天助其为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非不幸也。
节俭与悭吝，原是二种。今世之悭者，动托于俭矣。汉文帝衣不曳地，露台惜百金之产，至于百姓租税，动辄蠲免，此真俭也。今之俭者，急于聚敛，入而不出，广市田宅以遗子孙，至于应酬交际，草恶酸啬，此直贪而鄙耳，何名为俭？《孟子》曰：“俭者不夺人。”今以夺人为俭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禄自厚，即安居肉食，有千金之产，原不为过，盖不必强取之民，而国家养廉之资，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岁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糊口之外，自有赢余，何至敝车羸马悬鹑蔬粝，而后为廉吏也？至于大臣则愈厚矣。《论语》称季氏富于周公，可见周公当时亦富。诸葛武侯身殁之后，亦有桑八百株，田数十顷。古之人不贪财，不近名，如此，盖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敛厚积者，无论已，一二位列三事，绳床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饥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闻其辞免，又不见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竞尚之以为高。吾以为与贪者一间耳。贪者嗜利，矫者嗜名，一也；贪者害物，而矫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旧恶；任如伊尹，而不以宠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为圣也。后世若元礼，清矣，而龙门太峻；博陆，任矣，而晚节不终；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荐上，无席无帐，以妇人裙蔽之。二品之禄，岂不能捐数钚置一布帐乎？不然，直福薄耳。唐卢怀慎妻子冻饿，门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峤为相，卧布被、青纟帐，则安。明皇赐以茵褥锦绮，则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类乎？然忠介身后诚无余财。近来效颦者，家藏余镪，而外为纤啬之态，欲并名与利，而皆袭取之，视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为伯夷之清较易，为柳下惠之和较难。清不过一味自守绝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识见，有大力量，不能也。后汉黄叔度，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夫淆之不浊，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难到也。
人之相去，诚隔数尘。廉者能让天下，而贪者至争分文之末；宽者汪汪千顶，而ぉ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经纬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镬，而佞者至尝粪扫门；贤者希圣入神，而不肖者至穷奇杌。此非有生以来一定而不可变者哉？夫子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也。孟氏谓“人皆可为尧舜”，吾终未敢以为然。
夫子谓“性相近，习相退”；又谓“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圣人之言，万世无弊者也。《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不过救世之语，引诱训迪之言耳，非至当之论也。夫以《孟子》之辩，终日辟杨、墨，道性善，而高弟仅仅一乐正子，犹不免从子敖之齐。以及门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论尧、舜乎？至宋儒不敢违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论之意，遂俞为义理气质之性以附会之，此尤可笑。义理者，死物也，定位也，天地之内，六合之外，无物非义理之所寓，安得谓之性也？性从心而生，非附血气，则无性之名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是有而未发也，非全无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灭，可谓之无性矣，不可谓之无理也。性有有，有无，而理则无有，无无也。《易》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圣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语，将愈解而愈窒碍矣。
周处少时无赖，乡里称其与白额虎、巨蛟为三害。武后时酷吏郭霸死，洛阳桥成，大旱而雨，中外传为三庆：卿有恶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为庆又岂桥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见贪官酷吏，剥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复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轻者形残毁体，即洪水猛兽未足喻其惨也。
酷吏以击剥为声，上多以为能；贪吏以要结为事，上多为所中。然以贪败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无一二。盖近来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杀人者死，法也，而有不尽然者。妒妇杀人，不死也；庸医杀人，不死也；酷吏杀人，不死也；猛将杀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奖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则法有时而穷也。
释氏地狱之说，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之刑，如此，则阎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无知犯法，圣人犹怜悯之，岂能便加以人世所无之刑，使之冤楚叫号，求自新而不可得哉？盖设教之意，不过以人世之刑，止于黥、杖、绞、斩、凌迟而极，而犯者往往不顾，故特峻为之说，使之惊惧，而不敢为恶，此亦子产“为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之徒，其狱具惨酷不减地府，而不闻民之迁善改过也。使冥冥之中，万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罗刹得以为政，其滥及无辜，贻害无类，岂浅鲜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有一种穷奇杌、凶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狱而出，其恶犹不改也。小说载：“华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饿鬼狱经数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狱门，即求人肉。其子泣谏。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无人食，何用救吾出来？’”世之为恶者，往往如此矣。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其他诸传记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矣。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戏与梦同，离合悲欢，非真情也；富贵贫贱，非真境也。人世转眼，亦犹是也，而愚人得吉梦则喜，得凶梦则忧，遇苦楚之戏则愀然变容，遇荣盛之戏则欢然嬉笑，总之，不脱处世见解耳。近来文人好以史传合之杂剧而辨其谬讹，此正是痴人前说梦也。
戏文如西厢、蒙正、苏秦之属，犹有所本，至于琵琶则绝无影响，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余事情人物，无非假借者，此其所以为独俞之笔也。
胡元瑞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无往而非戏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亡实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妇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污不洁，而名以净也。凡以颠倒其名也。”此语可谓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为戏一语道尽，而于琵琶、西厢、董永关、云长等事，又娓娓引证，辩论不休，岂胸中技痒耶？
宦官、妇女看演杂戏，至投水遭难，无不恸哭失声，人多笑之。余谓此不足异也。人世仕宦，政如戏场上耳，倏而贫贱，倏而富贵，俄而为主，俄而为臣，荣辱万状，悲欢千状，曲终场散，终成乌有。今仕宦于得丧，有不动心者乎？罢官削职有不恸哭失声者乎？彼之恸哭忧愁，不过一时而止，而此之牵缠系累，有终其身不能忘者，其见尚不及宦官妇人矣。然则古之名贤，亦有悲愁拂郁者，何也？曰：“上等圣贤如孔、孟之忧不遇，为道也；其次名贤如屈原、梁鸿之忧不遇，为国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贬窜，孟郊、贾岛之流落，其忧为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纲既宽，山林皆乐，流窜贬谪皆俨然安居高卧，丰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正谓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犹恋恋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乐天抗志辞荣，似知道者，而其诗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识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目制诰一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者。世间乃有此痴心汉，真堪一棒打杀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则贫贱而衣食粗足，可以止矣；富贵而博一官一第，异于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听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满其愿而止，则将相不足必为帝王；帝王不足，必为神仙；神仙不足，必为玉皇大帝；又要超元会大劫之外，方为称心也，少不如意，忧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语人以料理诸事，俱毕而后就死，则虽万有千岁事，无了期也。人能于进退死生，处之泰然，保其必不堕落矣！
韩胄用事时，其诞日，高似孙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谓宜加九锡也。辛弃疾以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举动，当时笔端信手草草，惟恐趋承之恐后，岂知其遗臭万世乎？赵师■之犬吠，程松之献妾，不足异也。当江陵柄国时，其诞日，有以“天与人归”四字题册子送之者，有以禅授废立命题者，其留夺情之旨，有朕“不日举畴庸之典”者。当时已作首相矣，又将登庸，非禅位乎？一时臣工以逢迎为戏，谀之惟恐不足，而为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当之而无惊畏之色，是尚可立于天地间乎？
为大臣者，处盛满之极，则意念难持；为小臣者，见势焰之张，则立脚难定。人能不以宠利居成功，如诸葛、汾阳，终无倾覆之理，能不以炎凉为向背，如汲黯、宋，岂有冰山之虑哉？勋如博陆，而竟以凶终；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难也！
国初各省，试官临期，所命不拘资次。洪武初，吾闽中一老广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试，事毕归家，犹一广文也，亦不知主试之为荣，所取士子之为门生也。弘正中渐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艰家居，方阕即起，主山东试。其两京主试，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则无锡华察，戊午则常熟瞿景淳，辛酉则无锡吴情，皆主南畿试，而情于是科，同邑登榜者颇众，物论哗然，自此著为令，不用本省人矣。然乡会一体也，主会试者又安得于四海九州之外别择一人，使知贡举耶？
宋试士以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义，知者直书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审，不敢对；谨对，十对其六以上，即合格矣。国朝洪武初，初场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首，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而已。后十日面试，骑、射、书、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场七义，次场去笺，而加五判，三场增策四道，而面试废矣。然七义五策皆似太多，风檐寸晷，力不能办，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之前，书义三，经义二，亦有中式者。诏、诰与表，惟人所择。今则俱榜出不收矣。然论、策、判皆无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阅卷者，亦以初场为主也。
省试南宫，皆以文字为主；至廷试，则必取字画端楷无讹者居首，以便进御宣读也。相传惟罗修撰伦，因策长书不能竟，遂书于彤墀上。
上命人录之，另誊以进。隆庆戊辰，上初即位，问人言状头有可私得者，乃于二甲卷中随意取之，得罗宗伯万化，擢为第一。罗素不善书，卷中涂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独制义不然。甲之所赏，乙之所摈，好丑纷然，终无定价。不独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复试，去取必不尽同矣，甚可怪也。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二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此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鉴，犹无定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索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九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
国朝进士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