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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胸膛拍得山响的时代──不幸的是又再次进入胸膛比头脑更重要的时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洗脑，洗去其中的西方思想，代之以惟一被奉为正统的西方思想。于是由膝行而重新“站起来”的全体中国人，都跟着领袖拍胸膛，表示要胸怀全球。公允地说，这是自唐以后，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时代，然而代价太大了──除了胸膛，头脑和肠胃都被漠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饿着肚子不可能把胸膛真正拍响，至少拍不出汉唐气象。于是开始低调，进入八十年代的肠胃时代，目的是吃饱肚子后再拍胸膛，但依然不考虑头脑。因为历史和文化有巨大的惯性，从上半身越过腰际的楚河汉界进入下半身不容易，反过来从下半身进入上半身就更不容易。
历史的巨大惯性表现为，在八十年代初步满足肠胃之后，不仅没有向胸膛（和头脑）方向发展，反而是依惯性向腰线以下发展。也就是说，由肠胃领唱的八十年代，主旋律自然是公款吃喝和自费喝酒，“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然后“饱暖思淫欲”，由胯部主演的九十年代，压轴大戏自然是公款按摩和自费嫖娼，“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文化的巨大惯性表现为，不仅帝王时代的惟一正统思想依然有没头脑的人替它招魂，而且当代的惟一正统思想也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上空盘旋，两者都阻碍中国人的头脑得到真正的自由。由于在政治上无可为，上半身不遂，于是下半身又再次活跃起来。一本号称“金瓶梅第二”的脏书是这一时期惟一的“名著”，其作者曾有可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没头脑作家，然而上半身的胳膊毕竟拧不过下半身的大腿。“以笔为旗”之辈，自以为得毛泽东之真传，继续把麻木不仁的胸膛拍得山响；然而毛泽东是真有胸膛的人，那些贴假胸毛的“好汉”其实没什么胸膛可言。至于到底有没有头脑，只要看看那种刑天式的架势，就不难找到答案。相反，在我看来，九十年代不仅是胯部的时代，更是膝盖的时代，宣称“抵抗投降”的人，却不得不向权力或金钱屈膝投降。鲁迅说，“老调子还没有唱完。”然而时辰已到，大幕将落，时代的歌手该谢幕了。“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终于该散场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下半身或下半时早已过去，过渡性质的二十世纪也即将过去，上下五千年终于走到了终结点。这不禁使我产生了莫大的期待：也许中国人到了重新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头脑自由思想的时候了。
瘟疫·远近·忌妒·戒斗
？ 王玉北 文 韦尔乔 画
哲思漫画
无耻的好人
？ 赵无眠
无事生非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惟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像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分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全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像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是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养生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于河溪屯子
名人之旅
？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错读儒林
《儒林外史》中莺（脰）湖之旅，虽则文字不多，却也写得风光旖旎，令人神往：两条大船，一条上载着诸名士及备办酒席之人，另一条上则是唱曲奏乐之众。时值仲春，天气晴和，名士们换了单夹衣服，手持纨扇，荡漾湖中。波光潋滟，云淡风轻，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浑说笑，伴有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一时酒宴齐开，曲乐细奏，怎不叫岸上乡民望之如同神仙？待到月上时分，船上点起五六十盏羊角灯，灯光月色，箫管悠扬，声闻十里，更是乡下人百年难遇的盛典。可惜，几位名士都缺少如花美眷，蘧公孙新娶的娘子虽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奈何是个古板的人，讲究的是历科程墨、八股文章，决不会抛头露面，襄赞雅举，不然，冠以“闺阁诗首席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