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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要知道邵燕祥是什么“蛋”，光看这两部大著就够了。
其实，这个邵燕祥，我不但知其人知其心，还有幸知其面呢。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国林风书店举行《往事与沉思》丛书座谈会，我作为该丛书的编委与会，却发现邵燕祥端坐在显眼的位子上。当时我就感到诧异，彼邵大杂文家邵大诗人没有史学论著呀，这会又非杂文家或诗人的麇集，怎么也人五人六大模大样像那么一回事？脸何以不红？心何以不虚？看了这篇《李洪岩文读后》，想想邵记杂文作坊中充斥的大量“我不懂”、“我瞎猜”、“猜想着、猜想着”、“我读报不多”、“我不是研究历史的”等等模糊词无赖语，也就不感到奇怪了！本来嘛，以杂文成家的，没有没有胆量到任何地方去“搀杂”混混的雅兴的。
附文：两篇
身后闲事谁管得——李洪岩
偶然的机缘，读到一段《普希金秘密日记》：“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历史不像现时，它既不危险，也不冒犯人，只会令人好笑，使人受到启发。”这大概就是所谓“身后闲事谁管得”的“化译”了。
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一个人总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为此，生前的时候，便要委屈或违逆自己的本性，“从众”行善，以赢得死后哀荣。然而，佛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分明是说，持刀杀人者，也是可以成佛的。照此逻辑，那些根本就没有拿过屠刀的，岂不更可以成佛？然而，这倒未必了。绿林豪杰言：“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真是充满了哲理和智慧。它与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形成尖锐对立。前者的精义在于，杀人放火云云，只要你高兴乐意，不妨尽情为之，反正有“放下屠刀”、有“受招安”托着，何必要做拘拘小民，过清苦受罪的日子呢？
而且，你真要想“放下屠刀”、“受招安”，还必须先有屠刀在手、先要杀人放火才行。老子讲：“无执，故无失。”错了，应该是“无执，故无得”。你手上什么都没有，“放”什么？林冲上梁山，需要杀个人做门票。同样，上天堂也需要手里的屠刀为凭。后为王者，先原为寇；善的美名，以恶铺就。不然，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天堂的大门照样是不能免费开放的。
而且，你大可不必为杀人放火而羞愧，大可不必担心有什么南史董狐会在你死后“据实直书”。因为，照普希金的讲法，历史恰恰不是最公正的，而是最不公正，因为它有一种过滤功能，可以“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
于是，我们看吧，浪荡公子卡沙诺瓦生前狎遍欧陆名姝，死后不过是落得个风流倜傥的美名而已；卢梭在《忏悔录》里不惜自我曝光，结果我们只说他坦白有道德感。至于我们的同胞柳永，生前在温柔乡里腻耍惯了，结果是有井水处便有柳词，又有谁会说他是个流氓？
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尽，于是我们那种死心眼、一根筋式的道德律也就不能不发生动摇了。假如有人说：比尔·盖茨在小饭馆偷了人家一个小勺，你相信吗？你不信，但我信，因为我知道：英雄欺人，富翁作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尊者，长者，一切的一切的高高在上者，公开撒谎，却又信誓旦旦，脸不变色心不跳，而且表里如一，不但公众面前毫无愧色，私下里更是沾沾自喜，哼唱着“做个小人真愉快”，“天下尽是傻瓜，任我玩弄”，而天下人方自顶礼不已。如此这般的事，奇怪吗？不过是你不明白而已。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精辟阐释“圣人以神道设教”，足以发。
于是，所谓“唯物主义”也就生发出新的意义了。
我清楚记得，一九九七年十月，杨绛先生在一次电话中以温文尔雅、轻柔缓慢但又坚定决绝的语气对我说：“身后闲事谁管得呀，谁管得呀！”当时我就很有异样感，只是不敢有任何不恭敬的表示，唯唯诺诺而已——谁让她是尊者长者而我是卑者幼者呢！后来得知杨先生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想必她的这句感慨还保留在磁带上。那当是参透人生的老到之语了。
然而，假如杨绛先生是唯物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不同的是，我们以为，凡事还是在当事者都健在的时候说说清楚的好，一来，人死为善，不能鞭尸，欺负先行者，我们不能做毛泽东所批判的自由主义分子：有话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而对方早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二来，我们也真的对历史的过滤功能充满恐惧：难道“年深日久”，经过科学化合，一切都变成了“纯粹的历史”，我们还有说话的机会吗？只怕是清水变浑、越搅和越不清明了！而天下最可怕的，或许就是两个明白人、两个唯物主义者碰到一块了。对此，我得感谢那位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俄罗斯才子，因为正是普希金，第一千零一次地揭开了谜底。
李洪岩文读后——邵燕祥
三月三十日《杂文报》四版刊出《身后闲事谁管得》一文，作者李洪岩，不知何许人也。因见其开头引用《普希金秘密日记》，是我没读过的，便一路看下来。
据引普希金有言：“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历史不像现时，它既不危险，也不冒犯人，只会令人好笑，使人受到启发。”
这句显然已成历史的话，使李洪岩受到什么启发呢？
他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先要有屠刀在手说起，列举“善的美名，以恶辅就”的实证，有我所不知的如“浪荡公子卡沙诺瓦生前奸遍欧洲名姝”，死后“落个风流倜党的美名”；也有人们熟知的“卢梭不惜在《忏悔录》里自我曝光，结果我们只说他坦白有道德感”；柳永生前“在温柔乡中腻耍惯了，结果是有井水处便有柳词，又有谁会说他是个流氓？”
李洪岩对这些前人似乎不胜艳羡，但其意似乎并不在“坦白”自己的衷曲，而是在层层铺垫。他大概认定比尔·盖茨不看《杂文报》，也没功夫跟他打笔墨官司，就“假如有人说，比尔·盖茨在小饭馆偷了人家一个小勺，你相信吗？你不信，但我信”，此说为的是要推衍出他的论断：“英雄欺人，富翁做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尊者，长者，一切的一切的高高在上者，公开撒谎者，信誓旦旦，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此这般，这里仿佛很有点反权威、争平等的味道，让一切对“公开撒谎”的“高高在上者”不满的朋友引为同调了吧？
不过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会问一问，那“手抚五弦”的是在“目送飞鸿”呢，还是目送旁的什么？
李洪岩的文笔陡地一转，就转到了杨绛先生身上。据说一九九七年十月，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对他“以温文尔雅、轻柔缓慢但又坚定决绝的语气”说了一句话，“身后闲事谁管得呀，谁管得呀！”又据说他当时的反应是：“我当时就有异样感，只是不敢有任何不恭敬的表示，唯唯诺诺而已——谁让她是尊者长者而我是卑者幼者呢！”原来“尊者，长者”的谜底在此！我虽不知李洪岩为何许人，但从上述伎俩，可知自称幼者，毋乃过谦，自命卑者，多半也是“唯卑贱者最聪明”的那路聪明的卑贱者吧。
李洪岩的“聪明”之处，恰恰是在云山雾罩地兜着圈子骂了一番，却没把前因后果上下文交代清楚；他知道万千读者中，读了他的东西还必欲彻底弄清原委的，大约没有几个，而他指名道姓把杨绛咒骂一顿的目的则达到了。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词，究竟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对李洪岩说了些什么，以至是否还像李文所说“后来得知杨先生把我们的谈话录了音”（怎么“得知”的？），我们局外人全然不知，只能姑妄听之吧。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文呢？是我紧接着读到四月三日《文艺报》上的《走出〈围城〉的钱钟书》（乌尔沁夫），才多少纠正了我的“迂”，才知道与钱钟书、杨绛先生打交道的，不尽是谦谦君子，发生一些纠葛也不限于学术之事。该文说：“一九六八年开始，钱钟书家（东城干面胡同）派驻进来两名‘造反派’夫妻，起监督和审视（？）作用。在这期间，由于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年人，也不懂得尊重知识，还动手打了钱老”云云。
不知道是不是真像上引的话所说，“年深日久会使最可指责的劣迹变成纯粹的历史”，而“使人受到启发”，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吧；然而，有此打人的旧闻于前，能够称杨绛先生为“尊者，长者”，自居为“卑者幼者”的人，固然是耍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的小把戏，而对老人的态度，从“打”降而为“骂”，对照三十年前那一对夫妻之所为，也算不无一点进步吧。
不打是不打，但骂口里未必就不含有杀机。李文把什么“身后闲事谁管得”跟普希金的那段话相提并论，又在文末点出“那位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俄罗斯才子”，是不是意味着扔来白手套：你想要名誉，就像普希金那样出来跟我决斗！接受谁的挑战又是跟谁决斗呢？李洪岩说：“而天下最可怕的，或许就是两个明白人、两个唯物主义者碰到一块了。”一个“明白人”和“唯物主义者”是指杨绛的话，另一个“明白人”和“唯物主义者”就是李洪岩了吗？——呜呼！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只吃鸡蛋，不必非看那生蛋的母鸡不可（大意）。我以为从提倡重视文本的意义上，特别是从不必离开文本进行炒作来说，都是对的；然而，我又以为不可超出这个范围而否认知人论世的必要，坏蛋（畸形的蛋，腐臭的蛋）不一定是坏鸡下的，但发现那蛋可疑，查查那下蛋的鸡或孵蛋的过程，看毛病出在哪里，并不为多事。发现哪个蛋有问题，提醒大家下筷的时候注意，也是起码的公德了。
为革命辨诬
？ 王思睿 何家栋
萧伯纳名著《圣女贞德》安排了一幕意味深长的“终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农村姑娘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重新出现。她生前曾为国王加冕，助将军屡立战功，但在她被宣布为异端，投入烈火时，这些人都缄口不言，袖手旁观，而此刻却同那些判处她火刑的教会首脑、堕入地狱的行刑者一齐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体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太伟大，我们配不上。”纷纷逃走。她得出的答案是：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烧死她一次。她活着是一个异端分子，总是以死了为好。
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幻想还是真实？类似的情景在我们生活中也出现了，但更近似闹剧——对历史的亵渎。文人们连篇累牍地对崇高进行讥讽，对叛卖进行辩护，讴歌暴虐，粉饰血污，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且据说这都是理性思考、慎重考证得出的结论。他们急于表现的不是“他们”太伟大，而是“我们”太高明。这次舞台上重新出现的不是贞德，而是纪德，剧目是《浪子回家》。但是没有人出面为此预备一个欢乐的宴会。
经过一系列革命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二字的意义变得暧昧起来，其价值也受到了质疑。“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日益成为强势话语，觊觎着学术话语的中心地位。有的人悄悄收起了这个用语，有的人则公开讥嘲、诅咒乃至挞伐革命。在众声喧哗中，李泽厚先生做出“告别革命”的表白，特别引人关注。那么，革命何罪之有，竟被视为万恶之首呢？
中国权力阶层一向视革命为圣灵，中国是革命国家，各级官员都是革命者，选拔干部的第一条标准是“革命化”，死后获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是最大的荣誉。人人高举革命之旗，不同的是从前是以革命为职业，出生入死，要流血，要丧命；如今是以职业为革命，只要听话，能升官，能发财。因而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大小有点权力，就可以共人家的产、革人家的命了。谁不驯服，乱说乱动，就给他扣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或者把在革命步骤、手段和方法上与己有所抵触的不同主张当做反革命。这种惟我独革，以我划线的做法，把自己人推到敌人营垒中去，使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难以尽述。前不久从刑法条款中取消了反革命罪，以示不以思想政治原因治人以罪，这是向法治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执政者始终十分注重保护革命传统这一思想资源，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尽量把改革和革命的定义域模糊化，以确保革命领导地位，革命旗帜不致易手。那么，李泽厚又何以如此急切地要和革命挥手告别呢？李泽厚在逻辑上一开始就处于两难之境，他一方面说：“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361页，以下书名略，只注明页数）表示无意抛弃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革命理论或重新评价以往的某些革命实践；另一方面又主张把“革命”是一个好名词、褒词，“改良”是一个贬词的观念“明确地倒过来”，在“改变话语”这样一个层次上“告别革命”。也就是说，要在革命与改革或改良之间划清界限，来一次路线排队，把革命划入错误路线一边。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告别革命》是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的主标题。在这本书中，李泽厚指出：我国的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当时（指清末）逐步改革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革命，常常是一股情感激流，缺少各种理性准备。革命“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它可以表现在政治上，也可以表现在文化上，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李泽厚的结论是：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为了经济发展，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灾难深重，但把它归罪于“革命方式”，却过于武断了。十九世纪的中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这一世纪的苦难并不少于二十世纪，至少人口损失的百分比要高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的日本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中国革命的革命，但它却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国家，而且不得不咽下外国军事基地至今遍布全国的苦果。印度是另一个例证，它从来不革命，几十年前就民主化、市场化了。但古代《摩奴法典》规定的种姓（社会等级）制度至今犹存，老百姓几无权利可言，一个小女孩出嫁，因为嫁妆太少，就扔进火堆里烧了，哪儿有灾害死多少人没有人管，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没有保障，这是没有革命的代价。它能够民主化、市场化，就是不能现代化，人还要向猴子和母牛叩拜。认为革命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中国问题，这是无视历史。即以李泽厚认为“一定失败”的辛亥革命而论，它的温和方式尤为革命史家所诟病，贬为软弱、妥协、不彻底，但是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变更国体这样的千古奇勋却赖它得以完成，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没有发生种族复仇、政治屠杀，世所罕见，堪称一次伟大的成功。虽然由满族一族专政变为民国以来的一党专政，使革命蒙羞，但这是革命变性的结果，而不是民主革命题中应有之义。如今为专制主义唱赞歌的清宫戏，红透海峡两岸，以腐朽为神奇，拿肉麻当有趣，只说明某些文人犬儒化、受虐狂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并不能证明辛亥以来的革命都是多余的。也不能断定暴力革命就必然导致专制独裁。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证明这一点。真正的民主可以犯错误，也可以自我纠正。至于苏维埃革命及其继承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历史不能假定，不能以台湾土改的成功证明大陆土改的失败。没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台湾还不知成什么样子。不问客观情势如何，就断言改革可能成功，同样缺乏历史依据。改革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如果说光绪的“百日维新”失之于时间太仓促，那么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改革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充分，但最终还是转变为一场革命。反之，革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近的有菲律宾反马科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