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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起来，卡尔和伊里奇，当然有他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至于约瑟夫，已经有了另外的头衔，大约不会再有人谈他的哲学了。当年一本正经的谈论哲学的约瑟夫阶段（最早不是舒芜，而是另外一位哲学家或曰哲学家提出来的），还以为是广义的启蒙哩，真是可悲悯的蒙昧啊。
但不论怎么说，《论主观》的发表和因此引起的风波，是当年思想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因此，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标本而存在下去：第一，这种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约瑟夫阶段，曾经怎样强有力的吸引一代好学深思的年轻人；第二，完全接受并且努力宣传这种思想体系的文章，只要不合某些人的心意，也会受到批评。就作者本人来说，这一篇既反映了他早年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他的缺陷。将它作为这本集子的第一篇，应该说是适当的吧。
舒芜写作甚勤。他的作品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很受重视。可是，有些人在谈到他的这些成就的时候，常常流露出了惋惜的心情，众所周知，这是因为他在胡风冤案中所起的作用。有人说培根又怎样，歌德又怎样，似乎学术史上、文学史上这些著名人物的生活中也不全是无可非议的。还有论者因为舒芜在周作人研究方面的成绩，将二人相提并论，以为反映了某种负疚的心态。我没有研究过培根与歌德的传记，不知道要怎么说，至于拿周作人来比拟，我以为是完全不适当的。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当了汉奸，“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这不必要到后世去论定，当时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能做的。而舒芜呢，就从他的《论主观》所表示的政治态度，他在那时就是拥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拥护苏联，拥护共产主义（他写作“抗谬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是心悦诚服的服膺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地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后来的道路。简单的说：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这里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然，这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不但是他，就是像周恩来这样领导核心中的人物，也都是始料不及的。跟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友情的聂绀弩在给他的信中说：“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原谅这件事的意思。其实舒芜也没有原谅他自己。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他表示，要“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看了这些悔恨的自责，人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惋惜之感呢。
作为一个思想者，舒芜的一小部分文章选印在这里。读者可以依自己的见解去阅读和评论，作为编选者本来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只想提出一点，他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又是周作人！）对妇女的命运，妇女的苦难，妇女的地位，妇女的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
？ 余世存
不少人在谈到舒芜时，都觉得这是个人物。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人物仅轻轻带过。在他们那里，舒芜是叛徒、告密者、倒戈者、犹大、卖友求荣者。至多，人们在谈论舒芜时会认为其中含有重大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道德问题、忏悔问题。舒芜这个人物人，这个，因此被归纳进人心的某种秩序而使后者（今天谈论、关注舒芜的人，大多数是读书人、文化人或自觉为知识分子者）获得了人心秩序的一种超稳定的安宁（卫道者们自觉获得的胜利）。
不过，由文苑儒林宣布他们已然在心中解决了舒芜问题，而不是越出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将触角深入中国社会，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舒芜的意义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成为历史，成为古董。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历史已被纳入世界历史的体系之中。科索沃战争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已对人们的言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涉及自我封闭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事件，如关于舒芜的言路与思路似乎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为文人学者们谈论过，也就解决了，如此而已。
何况道德问题、忏悔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不算是问题了，至多被当作个人恩怨中的要债心理。再退一步，在今天普通人即已感受到的时代的沉沦中，道德问题算什么问题呢？权力消费式的市场经济也使人们的交往规则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叛徒、告密者、变节者……在今天是用成本概念来表述的；知识分子问题则早已让文化人、“文化庸众”、学者专家、“符号资本”、后现代大师……这类社会结构消解了。
那么，谈论舒芜，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本姓方名管，是安徽桐城县人，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流派清朝桐城派的方家有亲缘关系。中国传统学风流被，在现代桐城，读书的空气还很浓厚。舒芜幼读诗书，有着极好的旧学底子，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新月派的重要诗人方玮德、方令孺是其表兄姑母，旧学新知都让舒芜无限神往。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新生时的伟大创造过程，在这一历史创造过程中，民族社会的精英里的知识分子群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伟大的补天者、立法者，他们的举手投足都是健康的、大气的，都成为后来者钦慕的不可企及的人的典范。那是一个灿烂的时代，一个知识者的魅力有如神话中的英雄巨人的时代，蔡元培校长时的风云际会，《新青年》的启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这被概括为伟大的五四精神，给后来的精神战士以明确的号召：必须张扬人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权利。和当时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舒芜也受到了影响，并像领受了神谕一样领受了此生的抱负。十几岁时舒芜即流浪四川，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流浪中读了不少中外文化经典。据他说，那段时间的生活极为清苦（经常是一碗白饭泡上酱油成为他最高的享受），然而他的读书生活却异常充实（他会在书坊间站上一整天读书，经常折好页码第二天接着读）。他内心里极为满足。几年后，凭借非凡的才学，他即受聘中学、大学教书，很快结束了浪子生活。年轻的舒芜进入了文化界和学术界，他与名教授、名作家台静农等人用诗词唱和酬酢。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构想并撰写他的理论文章。《论因果》《释无久》《论主观》《论中庸》……也许能见着康德、黑格尔的影子，但更是一个受了五四启蒙与救亡思潮影响的青年思想家的精神创作。舒芜因此年少而“暴得大名”，但他是名实相副，他的才华学识受到了同龄人的景仰和长辈们的奖掖。的确，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史上由着有生机心气的知识分子的读解传播，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其客观的思辨分析能力和对人的关怀理应在中国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的丰收季节，由这理性精神与中国实际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文学中的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路翎、穆旦，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友兰，社会学中的费孝通……他们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文化创造出了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舒芜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当时间进入八十年代后，受文化启蒙影响，中国的青年学子再一次爱上西方的哲学大家并在思辩层面上下功夫，舒芜已是暮年，他在私下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喜欢年轻人晦涩难懂的做作文风。他说，他年轻时不是没有读过黑格尔，在思辩层面上，他也不输于当今的任何人。但这种青年的自负在当时很快为新结识的胡风所化解。胡风在读了他的文章后给他写过很长的信，劝导他文章应为现实服务，他终生铭记了这一教诲。舒芜说，正是胡风改变了他一生治学的方向。胡风是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文艺批评家之一，他是鲁迅的学生兼朋友，为人耿直、热情，强烈的现实感使他的世界丰富远不同于学院教授生活的单一，诗人和理论家统一于一身。他的激情、敏感、对新文学建设的关注、对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使具有理论关怀和现实关怀的青年舒芜在他身上发现了五四精神的流风余韵，这一切使得年龄、名气比舒芜大的胡风成了舒芜尊崇追随的兄长。这段时间是舒芜个人精神创作最好的时期，这一段时间的文章结集为《挂剑集》，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精神世界里的自在舒展。
但是，当时，胡风已不仅是以主观战斗主义为现实服务，他与政治已结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领导底层人民起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与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争夺领导中国的权力。势、力、形并不一致，中国共产党名为服从中央政府，但自有政权和军队，三分天下有其一，政府的政令军令已不行于延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机构及其他党派组织在延安均不能存在，共产党却能在国民党政府辖区内办报纸，建组织，并以统一战线的结盟方式将国民党政府周围的势力拉到自己一边，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竭力一统自己的观念。胡风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却以鲁迅传人和左翼传统代表自居。他的这种态度，在共产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共产党是可以容忍的。胡风主张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地区，共产党也是欢迎他这一主张的（因为批评国统区无形中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盟友）。但共产党的默认使胡风有了一种误解：他不仅是党的同路人，而且是非党布尔什维克。这一误解使胡风在自己的道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更热情地自以为是在为党而努力地工作。他的热情和努力使他与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诠释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斗争（文化战线）的文化官员（例如周扬）有了更大的距离乃至不可调和的冲突。以理论论争，以同仁集团势力否定周扬们就成了胡风们存在的理由，甚至不无争宠的手段。胡风显然不明白，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共产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统一自己的理念，如何强力要求文艺界遵奉共产党及其原则和纪律的，那也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现实主义）在延安扎根落脚的结果。仅仅因为鞭长莫及，胡风才在这经事者莫不噤若寒蝉的精神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精神界经历的第一次极权主义运动）中置身事外，胡风并不明白从意识形态的斗争出发，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也没有忽视他的存在。从精神传统的权威和理论的自负出发，胡风甚至以为自己更能够为党的文艺理论工作作解释和规划。他与周扬的不和要么被当作个人恩怨，要么当作对解释权和解释内容的不同意见的体现，而他作为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是能够（从党的纲领出发他以为）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领袖还是其身边信任的官员）平等地讨论的。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试图努力争取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理论和组织才能的胡风在毛泽东那里只是可资借用的工具，可胡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他遇到了为历代圣贤等待已久的明君，甚至从五四的精神出发，他以为他已经生活在一个个性自由的社会里了。但是，自觉有功的胡风却被排斥在欢庆的队伍之外，随即又被明确得到封赏的“功臣”们所怀疑。他只能把他身边的资源竭力利用（让朋友们尽量施展才华以露锋芒），以加大自己的份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胡风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是一支力量，是一个代表（他是功臣，他是一支有才华有个性的队伍的领袖）。在共产党人文化战线上，他是决定文化战线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在新政权建立以前，当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官员也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统一知识界时，胡风及其同仁们与党的文化官员的分歧公开化了，胡风与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文化官员周扬称其为“才子集团”）配合延安整风写文章反对教条主义。但同样反教条，毛泽东与胡风所指的其实都是对方。胡风们反对思想上的重意识轻感性和文艺上的重政治轻艺术倾向，因为胡风们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管辖区内，似乎不是毛泽东指斥的直接对象。但延安整风主要是要整治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挑战者们，即党内的苏联派和上海亭子间的人即左翼一帮人，胡风显然“与有荣焉”。从思想路线看，胡风与延安的丁玲、王实味们是在一边的。延安整风以丁玲检讨、王实味托派案达到高潮，知识分子在这“敌我”问题面前不得不宣告投降。这次整风也是毛泽东“两类不同矛盾”的第一次应用。自此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路一遇上大是大非的“敌我”问题评判便是立即忏悔、认罪。
胡风们的表现与延安没有合拍，因此遭到批判。只是因为身处国民党政府管辖区，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批判还在文字论争的范围内，还在讲道理、争是非。年轻的舒芜在当时写作的《论主观》一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舒芜本意是要衔接“五四”的“个性解放”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同“五四”精神联系起来，反对机械教条主义，证明在任何社会里都应该发挥人的主观战斗精神。舒芜的理论阐述历数斯大林、黑格尔、马克思，洋洋洒洒，淋漓尽致。这客观上声援了“才子集团”，不符合共产党人铁的纪律和舆论一律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舒芜论述的主观战斗精神虽然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明的实践精神完全吻合，虽然与毛泽东的心物一元的实践主张相吻合，但毛泽东的重点在于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论主观》针锋相对，反对改造。这就为共产党人不能容忍了。文章因其坚硬的质地和现实的锋芒一时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事件，连茅盾这样有声望的作家也在党的大旗之下披挂上阵声讨反击。胡风一方面写信督促舒芜“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另一方面他在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上却说，发表此文是为引起争鸣和供批判用。胡风的这一两面手法几十年后才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浮现出来，舒芜当时并不知道全部情况。胡风为什么会采取两面派手法，是纯粹的策略还是一个人固有的两面人格？无论他对周恩来们所说的话是否违心，舒芜已经成为他生存和发展之路上的一颗棋子，即使真的是违心、一种策略，也说明自信心在形势左右下的逐渐丧失，胡风已决定追随主流、权势了。舒芜只是知道胡风对他的教诲和敦促，胡风没有告诉他那一“策略”，被出卖或被抛弃或被当作工具的情形不难为敏感的舒芜察觉，在后来胡风及其同仁疏离舒芜的过程里为舒芜更深刻地体验到了。这已为舒芜的“背叛”埋下了种子。他已处于两面作战之中，孤立无援。舒芜就在当时还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