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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经受各种考验，长期的国家出路问题和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着他们，但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危机四伏的社会也给了他们混乱中的自由，听任他们创作、思考、批评。传媒与世界文明国家同步性的事实使他们获具世界性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他们拥有了思维活动无限可能的空间，他们中间出现了有与同期世界范围并肩的一流的学者、作家、哲人、科学家。这些在民族忧患思维里成长并定型的知识分子，数代的才华集中在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共产党人思维的洗礼或抚慰。
建国初期已脱离了文化战线参加实际工作的舒芜已迅速地走出了胡风的精神氛围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光环中。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作为，人民有目共睹。嫖、赌、毒等社会恶习和各种顽症在很短的时间里清除干净。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而且知识分子都心向共产党。舒芜在广西参加了实际工作，感触更多。在这种情况下，《论主观》已经成了他的一大包袱。素爱写长信的胡风在建国后给舒芜写的第一封信，给舒芜印象最深的，就是胡风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解决《论主观》一大历史公案问题。再次表现出两面性的胡风大概没有想到是他本人把舒芜推向毛泽东一边。既然胡风都已表示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了，那么舒芜将被置于何地，舒芜的出路何在？也许他真的错了，因为一个取得了史所未见成就的政权的理论怎么会是错的呢？何况他本来以为胡风和他自己在共产党开展文化战线工作中始终被批判是与周扬有关，他们的遭遇是与周扬的私人恩怨造成的，但是，当他知道在延安整风时周扬也受到重点批判，并作了深刻检讨才恢复工作，他对周扬的恶感消除了，他对周扬的怀疑打消了。他开始想到共产党人的整风、共产党人的思想改造真的是出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决定认真反思自己；而且他的思想家的气度和境界与胡风组织的“小圈子”并不能长期相容，他并不赞成胡风们的“小动作”，因此共产党组织对路翎等人的批判，他是赞同共产党的。他参加了具体工作，在他负责领导的工作中遇到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散漫、脱离群众等现象，已被他等同于《论主观》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他年轻时的思想已开始动摇。就这样，思想压抑了常识，环境取代了内心，舒芜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检讨自己的思想，表示要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给从前的朋友们如路翎写公开信，反思自己并真诚希望朋友们和他一起过思想关。在整个文艺界对胡风同志（极权社会惯有现象，开始还是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不小心就由同志式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舒芜应《人民日报》编辑部之邀写了《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为谈得具体并遵嘱“言之有据”，他在文章里引用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的话。由此，胡风写给他的信件被借阅，被借阅的信最终被毛泽东升级成为打击胡风的可以说得过去的“把柄”。毛泽东以此罗织罪名，由“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最终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这起为林贤治称说的二十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中，舒芜竟起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舒芜的结局如何呢？在随后对知识界更大规模的迫害凌辱的凯歌声里，他也被打翻在地。
舒芜为什么要交信？虽然他自己一再说是借阅出去的。也许事实确实是由这么一个借阅信件的偶然事件造成的。因为他只是交了信而没有“交代”胡风们的阴谋活动，或捏造事实以取宠，这一切说明他只是想做到纯客观立场，而不加主观判断。因为他只是把信借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至于编辑部的官员背着他把信件送到中宣部、最终送到毛泽东那里，已不是他所能把握了。人们已难以想象那时文艺界官员和毛泽东的权威，由他们指令舒芜对信件进行分类、摘编，舒芜只能奉命而行；后来“胡风分子”们也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对于毛泽东来说，有没有舒芜，胡风都是逃不掉的。但是，舒芜确实给了毛泽东一个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因此不能说他不是在“出卖”朋友，让朋友自己证明自己，因为他在文章里是这样站在朋友的对立面对待朋友的。他追随了朋友的对立面，那么对他过去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对胡风他是告别还是背叛？在胡风给伙伴们的信中，已经在骂舒芜无耻，胡风甚至叫人跟舒芜虚与周旋，早已把他当敌人看待了。在孤独中，在冷漠和敌意里，舒芜如果还想有所作为，还想走出一条生路，他的路几乎是必然的。
何况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舒芜今天也清楚地理解过去（大多数人仍是今是昨非，守今日的自己而痛骂昨天的自己只是一只迷失的羔羊）：今天一提起“毛泽东思想”，似乎就会联想到“主流意识”、“权力意识”什么的，解放初期可不一样，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那是地上的灵，是此岸的彼岸，是现实的理想。这里就是罗马，这里就是曼陀罗，就在这里跳舞吧。即使经历过的人今天也大多忘记了自己曾有那样圣愚的心地，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不可能还有自己的感觉，更不用说还有任何独立见解。而且共产党人铁一般严明的组织纪律、清教徒般的忘我作风、优秀的控制和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大陆的使命都使得人们为之吸引。建立政权初期的共产党人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一样健壮、自信、朝气蓬勃。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激起了农民的热情，共产主义的革命信仰宗教般地扫荡网罗了知识分子，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的宠儿。空前的团结，近五万万人的团结，所焕发起的向政权和信仰献身的热情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今天以长久遗憾而伤感的心情记住了这一事实，我们也须以同情的理解记住这一事实：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思维上失去了郭沫若、茅盾，失去了费孝通、冯友兰，失去了年轻的舒芜，失去了最富有创造的一群……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件事。后来人从中读出了深长的意味。人们痛骂舒芜的变节。的确，在胡风集团里，除了舒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外，几乎所有的人基本上是“铮铮铁汉”，胡风、路翎、阿垅、绿原、鲁藜、耿庸、牛汉、化铁、彭柏山、芦甸、欧阳庄、贾植芳、胡征、张中晓、罗飞、刘雪苇、方然、曾卓、彭燕郊……他们被毛泽东打倒，投入大牢，全国株连无数（虽然他们仍颂扬毛泽东，认为自己不过受人所冤。是“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
在中国人的视野里，舒芜一生的意义定格于此。他一生的劳作、思考都比不上在胡风事件中的意义。无论他早年引起轰动的《论主观》，还是他此后直至晚年大量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创作，都比不上此刻的“辉煌”。仇恨是可以想见的。无形的复仇对象难以平息受害人心中比天大比海阔的冤枉，具体的有形的舒芜就是受害人可以报复可以在世索债的。复仇的方式之一即是分析舒芜的人格、阴德和自私，他是如何表现了知识分子最可耻的一面的；复仇的方式之二即在公开的场合羞辱舒芜（事发前胡风就已对投靠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营里——在他看来是投靠到周扬一边——充好人的舒芜羞辱过了），复仇的方式之三即是舒芜必须认罪、道歉、忏悔。
但是，舒芜没有如人所愿。他也在复仇，是鲁迅笔下的给看客们失望的复仇者，他以拒绝的方式复仇，如同海德格尔，这位聪明绝顶的思想家以沉默的方式向历史复仇而不屑于具体的人事纠葛，虽然中国文化传统里的私德有亏观念每时每刻都在噬咬着他的神经（他过早地为病苦老苦也许是隐喻或明证）。人们要求舒芜悔改，悔改什么呢？舒芜不可能像胡风身边的作家诗人们一样长久地追随胡风，这位理论修养极高的青年思想家一旦度过其青春写作阶段，不可避免地要同胡风告别，以成就自己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跨过胡风走自己的路。因此对于舒芜来说，他不需向胡风悔改，他需要的只是告别。真要悔改，交代胡风事件中的个人作为，就需要说明许多问题，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而这又是舒芜所不愿为的，因为那只是今天的明星贤达者流玩的把戏。舒芜的沉默又何尝不是对昔日朋友的宽容呢？“事已过去，各奔前程，不要再提”。共产党人面对自己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也经常说，“历史宜粗不宜细”，“丢掉包袱，团结一致向前看”。舒芜的沉默也许是面对无可挽回之事（尤其是交信前的事）较为明智的态度。人们要舒芜悔改主要是基于两点：胡风对了，舒芜错了。这在舒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的立场，他没有错。胡风冤案的铸成并不是信件的问题，而是对信件的解读出了问题。舒芜批判胡风（向朋友告别）也只是把他当作人生的一站（朋友的宗派色彩和理论影响都让他有必要尽快摆脱），他从没有把胡风当作反革命。这都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更为重要的，从事后看，无论胡风和舒芜的对错，毛泽东确实错了，舒芜的沉默也许在他自己有一种对生命历程深深的耻辱和恐惧感，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这里既包含着对朋友的失望，又包含着对自己成为政争工具的无奈。他确实没法发言，一说话就要陷于另一种人事纠葛和难堪，受中国旧学熏陶极深的舒芜不可能不忌讳这一点。要求他忏悔的人是在以一种二分法的方式要求他，但舒芜并不认为在他和胡风之间有对错争辩的必要，他有必要对胡风再大加挞伐吗？舒芜的悲剧命运因此铸定。他一方面欲摆脱命运的阴影，一方面为命运所深罩。这使得他晚年的写作只能是回到他早年写作的起点——五四。他没有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成就更丰富的思考。
这说明了什么呢？思想王国的天马不能行空反证我们时代仍与刚过去的时代一脉相承，扭曲舒芜人性才华自然展开的因素仍然存在，他只能沉默，而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悲惨的？我们的思维有边界，而我们在这边界内还自以为自由得随心所欲。
忏悔。反思。今人究竟要求历史人物作什么样的忏悔、反思呢？恐怕模糊得很。人们不满意舒芜的顽固，然而，在“黄袍马褂的钦差大臣”（胡风语）周扬威风大半生之后、晚年多次在公开场合为自己迫害过丁玲、胡风等人忏悔、道歉而泪流满面时，人们或者原谅了他，或者仍不满意。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呢？一死以谢仇家，给被迫害者及家庭物质上的补偿？似乎重了，又似乎轻了。那么什么才是反思的度？从历史和社会舞台上消失，走海德格尔那条“林中路”，让舞台来寻找自己？或者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于“我竟不知道冬天……”而使人由责怪到同情再到厌烦？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追问反思。
假如毛泽东都被原谅了，为毛泽东借口遮羞的舒芜又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是的，在人类的历史里，一切如昆德拉所说，由于其不可重复性而被允许了，一切已被可笑地原谅了。但是，人们对犹大而不是对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的仇恨是永远难以消除的。然而，那些曾经“愤怒声讨过”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们，他们今天隐匿他们昨天的行为而仍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活跃着，他们隐匿的行为与舒芜当年明确的行为有无轻重呢？别人只是没有得到舒芜那样“荣幸”的角色，即大部分人若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不会演绎得比舒芜差，我们对此又能说出点儿什么呢？比起大多数人的自然行为（我们今天说那是变态，连巴金老人都不敢认那昨天的自己），即使个别人得到了舒芜的角色会坚持其操守品行，这意义又有多重要呢？一个共同体不尊重他的子民，那么在这一共同体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要求他们持守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和交往规则呢？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整自己人，自己人坑自己人，是一个民族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东西。人们连自己的同胞都无同体的慈悲，还能够就事论事地孤立地谈论历史人物，还能够谈论道德良知正义，又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的呢？如果在一个现存的时代要求对一个过去的几乎是同样的时代里具体的人治罪，那么这是安慰死者还是生者自欺欺人？这正是伟大的拿撒勒人对前来欲治行淫妇人罪的众人所问的，你们谁没有罪？
忏悔，反思，是人们对人性的某种探索。然而对重大人生遭际而非个人琐屑细节的审判，是困难重重的，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谴责只是针对人们在社会上单纯的行为，对于涉及理想、正义之类的难以说清的人性也是难以有效的。要审问人性，一切面对极权而产生的恐惧和崇拜都是正常的人性。舒芜的表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个舒芜。极权主义心理学——一门由西方人创建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在极权的环境里，人性是合情理地扭曲的。正因为如此，人的罪责也由单纯的一眼可以看透的内容变为复杂的难以由个人承担的文明进程的悲惨代价。人们要求舒芜能够忏悔反思，谁能够评判，谁敢于裁决？何谓公平，什么又是天理？更重要的，忏悔是要求得各方心安，然而企求人心的安定，冤案却已发生，谁又能够心安？这正是伟大的鲁迅沉痛写下的碑文：抉心自食……本味何能知之？……痛定之后，本味又何由知？……我们要求舒芜承担使人们对一个时代认知圆满和心里平静的责任，这是否算得上是苍白的呓语、弱者的卑劣？我们又真的能够清理自己和舒芜的良知心性吗？我们今天有太多的遗老遗少，即回避我们的时代，又回避他们谈论的时代的真相。他们要么美化过去，要么把过去说成是一两个人的品格造成的一个偶然。联想在舒芜之后不久，胡风的朋友们纷纷交信（这一回可是主动地明确地交信，虽然可以理解他们的心安理得：是行政命令），那么，人们今天痛责舒芜不是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吗？要知道，我们是一样的啊。舒芜、他的同代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时代的人心秩序，我们怎么能轻易地否定甚至只着眼于舒芜呢？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我们，也是由舒芜的时代延续下来，人们从来没有梳理这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反而只是把民族历史的丰富的人物事件脸谱化。除了几个道德有亏的人造成的冤案和历史错误外，五十年的历史已是一片光明、辉煌灿烂。那些明明参与了历史的罪恶之旅的人们把自己诉苦为极权试验中的受苦者而占据了审读舒芜和历史的霸权位置——他们不觉得内心有愧吗？我们民族历史最重要的规律不过是劣胜优汰，在上演了英雄争战的正剧之后，跟着时间残留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平庸之辈，他们在历史的大剧里从来没有演过什么真正的角色，他们只是一些应声虫一样的歌咏队员，在真正的悲剧过后，他们企图口吐真言（自以为是回归常识实质上不过是庸人的正确的废话）就获得荣誉（他们竟是这样看待一个民族及其新一代人的智力），他们忘了在真正的悲剧里，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具体到舒芜，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迷失过，然而他真诚地思考。领受着伟大的五四精神之神谕，他一直在试图说出自己的话。因此，他每有作品发表，多引起知识界的重视。然而主流知识界也始终与之有着距离，他从未进入中心、主流，他虽引起争议，却是落魄者、另类、异端。向来不动感情的罗素在面对一生坎坷的潘恩时曾感叹，“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真诚思考而不世故的舒芜因为偶然被历史选中（也是必然）更不能为世人接受。除了早年跟随胡风的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