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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文中认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外，德国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能推卸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其惩罚也是全民族性的。但是，涉及到舒芜个案，他对罪责的反思是如何展开的呢？要知道，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扪心反思的，舒芜也没有免俗，他不可能以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方式直接了当否定自己。（如基督教义中对牧师的忏悔，中国人的忏悔形式是自我粉饰式的，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交待材料，无论是洗澡还是讲正气，都是要把自己从不利的情形中——不叫罪——摆脱出来）在舒芜晚年的写作高潮中，周作人是一个重要的写作对象，他分析周作人的投敌心理，张扬周作人的历史贡献，其复杂微妙不知有多少层次：以思想者读解思想者，以失足者看落水变节者，以今天阅读过去……这其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他研究周作人不一定是出于“叛徒心理”，而是对政治的蔑视，向文化回归。这也同他晚年对胡风的态度一致。在周作人的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文化人在人类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为政治为社会利用的悲剧。
舒芜也从道德层面和本体层面反省了知识和知识分子：我不赞成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太软弱的评价。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我很惭愧，没有那么独立的意识。知识分子跟共产党走有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只在于——像顾准提出的那样——为什么生气勃勃的理论后来会蜕变成法西斯式的专政工具？这使舒芜联想起黑格尔哲学中独断的一面。
从接受黑格尔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放弃年轻时的五四精神，在舒芜那里并无多少障碍。因为五四营养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是同时进入舒芜的心里的。他年轻时即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读的第一本书即苏联人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用舒芜自己的话说是，此书很不好读，却强烈地吸引了他，觉得那真是博大精深、严密完整，使整个世界井然有序地呈现在眼前，为任何圣经贤传所未有。舒芜因此以为在五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相通之处，他甚至自觉自己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二者衔接起来。
舒芜就这样轻易地走上歧路，与偏执的胡风相比，他在毛泽东克里斯玛般的超凡神魅面前，更容易把自己变成白纸，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也因为如此，他晚年在把一生的重要论文结集时命名为《回归五四》，他回到了他的起点上（艾略特写有诗语：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一辈子的思想旅行只是回到了起点，他因此无法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现实言说什么。
谈论、理解那样一个时代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幸运地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那个时代切肤的形式、背景、集体记忆和社会心理，我们眼看那时代的人物事件只有简单的构图，不可理喻因而荒诞的人的行为，因其逻辑不合我们今天的逻辑而为我们将其归为人性之恶，可是，对于历史中的演员而言，一切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曾有后人眼见的历史的局限性？正如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所说，假如你们谈论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一切人物事件在历史的进程里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一个是非敌我黑白分明的格局里，人物的品质、性格已不重要，只是服从于历史的必然性。在涉及到个人之间的关系上，人心的复杂微妙尤其不能给以简单的评判，因为其复杂到最纯良的人会有人格分裂，微妙到善恶的重大举措系于一念之间。假如我们今天仍不能以同情理解来面对我们曾有的宏大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悲喜剧英雄，我们恐怕连二流的看客都不如。人生的悖论正在于，我们不愿同情地理解过去，我们就会失去现在。
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这么说过。“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亨廷顿这么描述过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了，极权主义在封闭状态里的试验破了产，各民族自我发展的历史日益为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代替。在一个充满了歌声、时装、金融衍生工具、因特网……的世界里，我们谈论单一历史进程里的人物事件如舒芜还有什么意义呢？
舒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已无多少关联，他一头沉浸于历史，虽未能忘情，仍只能做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里少有资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经验和思维的材料。如果我们谈论舒芜，只是要求舒芜忏悔，只是就事论事，我们既无法澄清历史的面貌，也提升不了民族的道义水平，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要真正使我们立身处世获得某种坚定性或踏实感，要真正解决个人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就应从舒芜的时代与当下联系中才能获得认知。
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没有终结。在毛泽东时代之初的人们也曾有这种幻觉。人们以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不公正的、黑暗的历史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永远光明的人间天堂就有我们的一份（胡风说过：时间开始了）。但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我们历史的演进，仍没有结束折磨我们给我们希望又给我们绝望的治乱状态。今天我们也没有否定毛泽东，我们没有研究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和群众基础，我们更少研究人格分裂的变节发生学，我们没有研究我们时代的先天的病理。与其他文明的毒素结合并以其为装饰的新的民族治乱循环对人性的扭曲压抑同样惊人。除了沉默者、从这片目前已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上逃离的中国人外（雅斯贝尔斯说了，他们还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的罪责），留下来的活跃在舞台上的民族精英们是否在享受人肉的筵宴之余反思一下自己的应然状态，反思一下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官产学精英的存在身份？正是伟大的孔子为人类的个体尤其是弱小者们找到了存在和审断的理据：邦无道，谷耻。在一个共同体里，失去道义，失去了最低限度的人类共识，那么这个共同体里飞黄腾达的人都是可耻的。那些卫道者们也正是可耻者，他们要求弱者们忏悔，只不过是要求弱者向他们的共识他们的道无条件地顺从。
世界的历史也没有结束，森林仍然存在，权力法则（即使以人权的名义）仍然存在。战争、全球流动的资本、日新月异的技术……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福山的近于轻狂的欢呼同当年极权社会里人们的欢呼相似。那么，谁是今天的胡风、毛泽东，有没有今天的舒芜？那本性在于扩张并强力巩固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它们以资格和标准要求一切人向它们顶礼，惟有顺从向它们欢呼，它们才会给顺从者封赏以赴宴的席位，“享受现代化”），是否就是今天的毛泽东及其极权？那欲加入世界现代化狂欢进入丰饶的富足中的边缘者（民族主义者）是否就是今天的胡风？而处于文化沟通中间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是舒芜？矛盾、冲突、误解、强暴……仍每时每刻在进行着。因赤裸裸的殖民残酷，人们仍会对社会的极权形式由膜拜到否定进而对自己和文明产生绝望。这恐怕是人类世代的悲剧。
福山忘记了历史是不会结束的。世界历史进程不过是单一历史演变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因为在历史的演绎里，变换的只是形式、角色，而人性的无限丰富、生命的悲喜剧、人的正大与虚无……从来没有改变过。于是，当舒芜抬眼打量我们凯歌声中行进的社会闹剧时，惊讶地发现一些年轻人的思想仍相当陈腐，封建专制的因素无处不在。舒芜由此对今天的生活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对今人作旧诗的肯定，对顾城杀妻的残暴分析，对年轻作家境界的关心，以周氏兄弟看人境界高下的角度（对妇女儿童的态度）品评人物到了不无偏执的程度……都证明他力图用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来要求我们的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
舒芜也同样在感受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类精神。很早的时候，他就感慨一个新的千年黑暗时代的来临。他的理由很简单，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巨大的精神个体。然而对这样一个精神滑坡、物质财富却又似乎日渐丰富的文明进程，他有着思想难以穿越的苍茫，究竟哪一种好呢？普通大众生活的富足如果一定要以精神的单向度为条件，那么，知识分子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又有什么意义呢？舒芜的追问指向现实，但对其解答正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验。面对毛泽东和他的政权所创建的中国社会，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学习正是知识分子能作出的惟一解答。今天，在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里扩张无孔不入的渗透里，在资本、技术有可能解决人类有史以来即面临的集体和个体的匮乏问题时，知识分子除了欢呼“庶民的胜利”，把自己的身份消除而融入大众社会的生活，让知识分子为所谓文化人、文化庸众们所取代，又有什么出路呢？因为世界文明似乎就是由资本、技术这类有力而无形的力量安排制造的。
但是，资本技术远远没有解决人类个体集体的自由、匮乏、幸福、恐惧等问题。科索沃战争及大大小小的国际争端摩擦一再提醒世界并不是玫瑰色的。反思舒芜，研究舒芜，恐怕就需要进一步解答我们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所追求的高度统一，我们曾经信仰它，以为它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为融入解放的伟大叙事里，我们不惜同类相残，舒芜因亲历这种事件而为我们再一次视为异类；一方面是资本技术的极权专制，我们今天正在信仰的，它把一切——人、精神、知识、信息全变为可计算可操纵的东西，我们以为如此就会使人类获得幸福。为这信仰，我们听任资本技术的理性僭越于我们的人性之上，听任技术对科学的挑战，在其看不见的手中，我们同类相害。实在说，今天的中国人包括刚从知识分子摇身变为文化学者、媒体明星的中国精英们都没有逃出其网罗。对中国人来说，灾难是多重的，一方面我们在旧的传统体制里生活，我们受着有形无形的奴役；一方面，新的主人资本技术暴露其恶劣的嘴脸时我们无知觉于人的异化。“回归五四”，舒芜这样说了，不知道五四究竟还有无意义，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这么说，那么，五四的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对任何权力（权威、霸权）保持距离，这种五四的真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在今天像舒芜这样喊出“回归五四”的人又有多少呢？五四本来是年轻人的，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但今天的年轻人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权力、金钱、学问构筑的多元社会体制里如鱼得水，他们如此适应这个体制。但舒芜却感到了荒凉、阴冷、黑暗，哪怕暴力的统治已让位于技术的光明和资本的温暖，黑暗仍在。必须回到五四。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对世界的反抗，是沉沦者的救赎，是人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报复。的确，罗网无处不在。但记住自己是一个人就够了，就得承受也不无欢愉地领受作为一个人的痛苦命运和全部重量。“回归五四”，舒芜是以鲁迅为师的，他一定想到了鲁迅笔下的复仇者、女吊、无常。是的，在人类个体无法掀开世代的劫数时，在千百年黑暗无望的天幕下生活，惟有做一个人是值得信仰的，这是最高的本体，这是最大的实在，这是宇宙。这是活无常们喊出的：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是的，对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做一个人来说，哪怕你，学问满腹；哪怕你，金银遍地……
（此文发表时有所删节）
平常的沈从文
？ 黄永玉
一九四六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如果有，我一定可以作出一个这方面有趣的学术报告，现在却不行。沈从文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中，他自己的序言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沈从文和他的作品在人间却正方兴未艾。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虽然它只是一点太阳反射过来的幽光。沈从文一点也不伟大，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如果硬要把文化和宇宙天体联系起来的话，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在密锣紧鼓的“反右”前夜，他在上海写给表婶的家书中就表示：“作家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共产党呢？”（大意）这倒不是说他对党的政策有深刻的认识和紧密关系，甚或是聪明的预见，他只不过是个文艺属性浓密的人，写不写得好作品，他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才情份内的事。
所以他也派生出这样的一些话：“写一辈子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才是怪事咧！”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据说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式制度上出现了怀疑，因此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先征求他的同意，同意了，我们便去他的家里。
他很愿意说说这方面的见解。
在他的客室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
“……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
“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那一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住的是，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些话。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这几十年来我们相处的时候，很少有机会谈到学习改造，更不可能谈到马列主义。在我几十年印象中，他跟马列主义的关系好像不太大。有时候他在报纸上发表有关自我改造的文章，末尾表决心时总要提到“今后我一定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也半信半疑了。我想，像我们这一类人，似乎是不太有资格谈马列主义……
没想到，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上开创一个好大的局面！用得这么实在、这么好。把文物研究跟哲学原理联系起来得出丰硕成果的竟然会是沈从文！
在那次谈话快要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