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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毛泽东诗词虽也难免会有散失，想来总不会太多，何况毛泽东有将不愿示人又不忍湮没的诗作抄送身边工作人员留存的雅好，如《虞美人·枕上》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的。
二、数词研究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数词的作用不可小觑，在对仗句中尤能露脸出彩。无独有偶，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数词也占据了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经统计，毛泽东诗词中共出现数词（含几、半）一百九十四处，平均每首二点八个。这也许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进一步的统计则是富有启示的，即毛泽东相对喜欢用数量单位更大的词。如果功能繁多、负荷惊人的“一”（四十八处）可以姑置不论，我们发现，毛泽东使用数词的频率，与该词的实际大小有一种惊人的同步关系。分别是“万”三十四处，“千”二十四处，“百”十六处，“十”九处，“九”七处，“八”六处，“七”二处，“六”二处，“五”十三处，“四”三处，“三”十五处，“二”三处。另有“亿”二处，“几”七处，“半”三处和“卅”一处。读者当然知道，在中国古典文学里，“三”和“五”是比二四六七八之类更大些的词，因为它们往往具有“实则虚之”的功能。
我认为，不是数词的出现频率，而是数词的排列关系，更具有毛泽东诗词的典型特点。毛泽东诗词之所以常被论者说成“气魄宏大”，部分得归功于此中的“万”“千”气象。因为以如此庞然数词领起的句子，往往难以手接体察，读者非得昂首张臂，想象自己正背负青天，方能依稀追其大概。简而言之，这样的数词，事实上已被高度概念化和象征化了，无法据以求实。比如，毛泽东一九三○年二月到一九三三年春天共填写了三首词，分别是《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趣的是三首词都提到了工农的数量，先是“十万工农下吉安”，夸张得还算节制，五个月后骤然扩容至“百万工农齐踊跃”，又过七八个月，忽已成“唤起工农千百万”了。这些当然不能视为科学的统计数字，就像“白发三千丈”一样。
就“万”而言，古人也较为习用（虽然总体使用频率不及“千”字），但对该字表情功能的理解却与毛泽东颇有出入。许是古时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古诗人气魄也较小之故，古人笔下的“万”，较少用以形容人力的繁盛或自然力的壮观雄奇，倒是更喜欢借用来强调处境的寂寞无助、情感的萧索灰黯，如“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心若垂杨千万缕”，“万事一身伤老矣”，“万事到头都是梦”等等，与毛泽东笔下之“看万山红遍”、“春风杨柳万千条”、“寥廓江天万里霜”、“万木霜天红烂漫”、“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之类，立意迥异，品格不同。
三、意象分析
不知毛泽东酒量如何，估计不大，因为有诗为证。诗人善饮，这是公论，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如果诗人果真善饮，至少中国的情况是，它必定会在诗中体现出来。比如李白喝的多为“美酒”，同样善饮好饮却囊中羞涩的杜甫却只能以“浊酒”解馋。酒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以至自陈不善饮的苏东坡，都多少有点附庸风雅地在诗中经常铺陈酒事。若以之与诗人毛泽东对照，特征立显。毛泽东诗词中只在三处提到酒，且无一表现自己在喝酒，而是多把它理解为凭吊故人的现成道具（“吴刚捧出桂花酒”，“把酒酹滔滔”，“望灵荐杯酒”）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大诗人还不曾有过如毛泽东这般无视酒德酒趣的例子。毛泽东诗词如果真有“横绝万古”的一面，对酒的忽视乃至无视，私意以为可算上一功。因为，酒固然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出没频频，但总体上看，实在是颓废之日多，助兴之时少，以至它除了能使诗人写出大量忧忿填胸、“举杯浇愁愁更愁”的诗作外，对诗人生命境界的提高几无益处。“醉里挑灯看剑”的俊杰，百里难挑一二，感叹起“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却一个比一个来劲。相比之下，毛泽东诗词中对“酒”的断然舍弃，虽有可能失落若干滥套诗味，但于古国诗情的推陈出新，却可能大有裨益。毛泽东多次提及自己的作品“诗意无多”、“文采不佳”，自贬中是否也暗含了若干自傲呢？
与他在数词上贪多务大的爱好相承，在意象上毛泽东同样好作“逍遥游”。他笔下出现次数最多的自然物，以“天”（宇、空）为最，共六十九处，正应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叹；“山”（峰、昆仑）、“风”次之，分别是五十三处、四十处，亦仿佛“隔行如隔山”之歪解。水景中最喜用“江”（二十三处），“水”、“海”次之（一十四处、九处），“河”仅五处，颇为中国古诗人偏爱的“溪”，胸有丘壑的毛泽东因嫌其小，遂至弃绝不用。毛泽东对大自然的雨雪风霜似心存厚爱，统计结果分别为：“雨”十二见，“雪”十三见，“霜”八见。就“天”而言，毛泽东的用法同样与古人有着立意与境界之别，古人之“天”，未必涤荡心胸之物，而是较多地映射为愁惨的心灵之光，如“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雁飞残月天”、“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或“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之类，相反，毛泽东笔下的“天”，往往秋光灿烂，空阔无边，贯彻着某种革命巨灵神般的超凡意志，并经常被借用来比喻人间沧桑，如“天翻地覆慨而慷”、“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唱雄鸡天下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等等。毛泽东虽然偶尔也有“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之类句子，沉郁悲凉，乍看之下与古诗人无异，然下紧接“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便仿佛一种境界拗救法，将前句中的愁云惨雾立时扫落一空。早岁作品《七古·送纵宇一郎》中之“无端散出一天愁”，也立刻被次句“幸被东风吹万里”稀释，待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之时，已是一片雨霁云收、如日方升的豪迈气象了。
有些意象是毛泽东特别偏爱的，“风雷”首当其冲，其固定搭配竟至五见。“长空”、“鲲鹏”次之，各三见。个中“长空”意象性稍强，“鲲鹏”属神话动物，难以蠡测，“风雷”原系自然界风霜雷电的概称，指认亦大不易。我们无法肯定毛泽东是否像奥林匹斯主神宙斯那样，于“雷”情有独钟，因为一则自然界本无“风雷”之物，一则除雷前添风外，毛泽东诗词中又别无雷霆轰鸣。辛弃疾《水龙吟》中曾用过一回“风雷”，道是“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与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七律·有所思》中之“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实在算不得同一种雷。我们还发现，毛泽东诗词中实有景物较少，相对不起眼的冬虫夏草尤少，且即使出现个别实有动植物，亦大多被高度抽象化和概念化了，原物既经升华蜕变，自然也就难以捉摸。如“斥课牌鄞竽瘢ゼΤば嫌シ恰绷骄渲兴涑鱿炙闹智堇啵蚪枳⒀砸运捣ǎ魑琳咭仓荒艽哟Р庾髡咴⒁獾慕嵌茸攀中郎停槐厣柘搿袄ゼΑ钡降资巧赌Ｑ慰鲆残硭潜纠淳兔挥心Ｑ裳裕皇浅涞北硪夥拧�
可以稍加评论的是，诗人毛泽东观照世象的视点，常常是俯瞰式的，他的眼睛天然长于远眺而短于近瞻，长于（或热衷于）概观而短于（或不屑于）细察。作为政治家固宜高瞻远瞩，“风物长宜放眼量”，但就写诗而言，望远镜是否比显微镜更能瞧出诗中三昧，无疑是可以另行探讨的。诗人的素质要求与政治家的胸襟气度，不完全总能并驾齐驱，这便需要寻找一个更好的结合点，以便既能使“旧诗”的品格得到丰富，境界得到提升，又不至于使深具“旧诗”审美品质的诗情诗味沦丧太多。这是诗人毛泽东需要单独面对的一个课题，旁人无法代庖。旁人既不具备他的身份地位，也不具备他自出机杼的情感构造。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他只能独辟蹊径，沿途甚至找不到一位志同道合、砥砺切磋的伴侣。所谓“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或许即此之谓。
四、个性形容
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如此追求“怅寥廓”之境，在形容词上肯定会有所体现，如取大不取小，就高不就低之类。果然，经查询，“大”出现二十一处，“小”仅六处；“高”出现十六处，“低”竟不著一字。“高”和“低”的区别价值不大，“大”与“小”的悬殊则绝对是充满毛泽东特色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古诗词中，“小”的功能远在“大”之上，其出现频率，也远非“大”能够企及，大致相当于将毛泽东诗词中的“大”“小”比例正好颠倒过来。就古诗人而言，诗味的较量，匠心的包孕，从来不是体量上的攀比，而更像是某种私底下的较劲，以深化意味，濡染诗情，当此之时，“大”便常常显得大而无当，搔不到痒处，不如“小”善于见微知著，“于细微处见精神”。毛泽东当年欣然为江青所摄的一张庐山风景照题词，当不完全是为了取悦妻子，而是照片传递出的“暮色苍茫”气息，确确实实打动了诗人，因为那正是最容易唤起毛泽东诗情的东西。毛泽东“形象思维”的特征在于，他不屑于抒发春恨秋愁，不屑于感叹身世的零丁孤苦或处境的孤馆春寒，他诗眼的构造天然长于仰观宇宙之大，而非俯察品类之盛，也正因此，该“形象思维”其实融入了大量“概念思维”的印记。更具知性功能的“大”，较之感性的“小”，自然也就更有用武之地了。毛泽东对“寥廓”之情的偏爱，对“峥嵘”之景的热衷，正显出其诗眼文心之所寄。就字而论，毛泽东最喜用的形容词似乎乃是“苍”，竟达十三处，其中虽有叠用之例（如“烟雨莽苍苍”），仍属出挑，几可供好事者做成一篇专题论文了。与“苍”品格相似音韵相谐的“茫”凡八见，“莽”三见，另“萧”四见，亦大可连类参观。说起来“苍”字的属性也颇为暧昧，它固然可以在描摹蛮荒之景、状写伟岸之姿时一试身手，如毛泽东笔下之“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句，而当字面组合为“苍颜”、“苍苔”、“苍天”之类，又可以营造最为萧瑟零丁的人间孤情，但后者恰恰是毛泽东兴趣不大的。
又，毛泽东似于“横”字深具会心，竟至出现十处，著例如“横空出世”、“沧海横流”、“江河横溢”、“万里长江横渡”等。“卷”亦深喜，故达七处，且多为描摹风姿，如“西风漫卷”、“红旗漫卷”之属，而非“帘卷西风”或“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之类。
性喜填词的毛泽东，虽然推崇所谓“豪放”派，但他显然也知道，“豪放”绝非长短句的正宗，而只能算作旁系，所以他有次曾提到自己也有“不废婉约”之好。这里便闪出一个小小的疑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诚然是极富智慧的古训，但似还漏掉一项，即“工欲善其事，必先择其器”，因为所择之器不当，即使百般研磨，仍可能南辕北辙。事实上苏东坡之词虽“旷”，辛稼轩之词虽“豪”，若以量而论，二人词作中的“婉约”之情，仍较旷达、豪放之情为多。性喜作“豪放”语的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喜欢选择一种公认不擅长表达豪放之情的体裁呢？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虽然说过“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而于“要讲平仄”的律诗一道“还未入门”，仍不足以释人疑窦。数十年来手不释卷且展读的多为古国经籍的毛泽东，不可能连长短句的命门都不知道。也许，我们只能将此理解为一种蓄意，一种词人的抱负，即毛泽东刻意欲使古老的长短句老树发新枝，以承载起完全不同的精气神。
所以，若我们以长短句的惯常造语风格与毛泽东词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出入极大。宋人在长短句中好弹眼泪，好作悲愁之语。以“愁”字而论，即使豪迈逾恒的大词人辛弃疾，仍极为热衷，名句如“罗帐灯昏，呜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将愁归去！”“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等。而名篇《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更显得是一位说愁识愁的大家。反观毛泽东词札，愁仅五现，且多出现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之时，一九二七年以后，则不复愁矣。“泪”字情况与此类似。
若是骚坛巨匠，也未必不可以悲哀之词表豪放之情，“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之法，先人在《诗经》中已有过尝试。毛泽东似于此道稍逊，处理相对较为简单，习惯以巍峨之词表巍峨之情，于个中微妙的转换，知会无多。换句话说，毛泽东笔下的豪放之情，多类云端中语，气势固然不同凡响，但较难在具体的现实之境中找到着陆点，这便难免给读者的欣赏带来不小障碍。其“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固可借用王国维评语“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而其“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等语，虽豪情万丈，却是极难想象的。虽然轰然叫好声不绝于耳，我还是要承认，它们有流于概念之嫌。毛泽东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时，曾在《水调歌头》中写出“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之句，二十年前那场关于“歌德还是缺德”的讨论，曾颇涉此语。按此两句应为毛泽东对眼前故乡风物的据实写照，但事实上却与眼前风物关系甚远，当年的井冈山，不可能有此景观。这便给了我们一种有益的暗示，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也许是过于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之故，故笔下之象，往往只是心象的折射，而与现象本身相去甚远。
中国古代大诗人，往往文心绵密，著眼匪微，寄慨独特，诗眼诡谲，俾翻新旧物，求生面别开。毛泽东则独标高格，拂尘去屑，独欲效鲲鹏展翅，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浑不愿对春江鸭足、东篱野菊乃至绕床饥鼠有所措意，遂使气度孱弱如我者，读后偶尔会感到不知所措。
五、字不重犯
字不重犯，严格地说这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创作原则，有抱负的文士甚至写散文时，也会加倍留神，尽可能避免让某个词（虚词、助词除外）与读者反复照面，否则，难免玩忽职守之讥。当然，世界上不存在排斥例外的规律，“字不重犯”法亦然，倘是高手巨擘，天眼既开，自无妨随心所欲，不必拘泥。就是说，诗人若明知“字不重犯”法而仍一往无前，通常总表明他有非如此不可的道理，于是，李商隐在一首仅二十八字的《夜雨寄北》中，公然让“巴山夜雨”呈骈出之势，元稹在仅二十字的《行宫》中，竟让“宫”字与读者再三致意，有恃无恐之态，何假辞色。诗仙李白之名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辛弃疾“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冒犯成法之意，亦似明目张胆──当然，此究属特例而非常例，所以即使高明之士，亦不敢因技痒之故而反复逞强，把件稀罕事弄得丧失了“陌生化原则”，倒也得不偿失。结果，我们反而看到了一个规律：诗词中若出现违反“字不重犯”的例子，其诗情诗味往往还格外蕴藉丰饶些。这是因为大诗人既然想违规犯科一下，自然会想到“不打无准备之仗”。
回头检点毛泽东诗词，我发现“字不重犯”法不仅屡遭攘击，且除“我失骄杨……”二句外，鲜有非如此莫办的理由，只能轻而言之按疏忽、失察论处，重而言之按不通、业余苛责。《沁园春·雪》和《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均一诗“万”三现，《送瘟神·其一》中“千”和“万”各现两处。这且不论，何况太白亦有此习，虽然多是出现在对格律要求不甚严的“古风”体中，而非最需“加强纪律性”的“七律”（如《送瘟神》）之中。《沁园春·雪》二三句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第二字均为“里”，词境一无拓展，只是借喋喋求深化而已，“千里”“万里”，就肉眼角度看来，直如同义反复，视觉意象均为平面铺陈而欠缺立体感（这也使下文“欲与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