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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中最个人化的是一九三六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早已因《西行漫记》而广为人知。
一少年经验
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且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物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毛向斯诺谈到自己的童年时，主要谈了两种：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
十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比过去稍微体谅了一些。结论是只有斗争才能获胜利。
十三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如果只是温顺，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参见《毛泽东自述》15—17页，以下只注明页数）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一九一○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杀。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一般青年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油然而生的自然感情，在毛这里，成为其阶级意识、斗争哲学产生的温床。
毛少年时期的另一个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一九○九年他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支持了他后来的社会分析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身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形成这样的观念？
当然也有爱，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总的看，这是一个善良的中国妇女，只是她的品性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
毛泽东终生喜爱对立，热衷斗争，这一思想可以在他的少年经验中发现萌芽。但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是一种选择性乃至解释性的回忆。事实上，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有可能经历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尊重等。
二不安分的青年人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32）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受到广告和朋友的影响，但他很快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断，可见即使没有明确目的，毛也不是受人支配受舆论影响的人；其次，毛无意成为某个行业的专职人员，他的心思不是技术性的职业。师范毕业后，他在教师的岗位上，主要从事的也是社会政治活动。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是独立特行极有主见的人。
三“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和朋友们聚集在“新民学会”中，以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很认真，言行都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屑于议论琐事，更没有时间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35）这是一批极为可爱的青年。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35）
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此感到恼火。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生存温饱，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志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也妨碍了他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意欲使所有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
四对联邦制的终生兴趣
不管毛时代中国人的个体独立和个性自由受到多大限制，毛本人却是个性极其自由、内在思想也比较丰富的。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和控制严格的政治权威，但在他的心目中，对中央政府的大一统实际上并不满意。
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自觉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有一大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说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取经。据说作报告时他曾认为中国可以搞联邦制。一九七七年正式发表的文本没有这个观念，但确实对中央包办一切的方式作了批评，提出要加强地方的积极性。当然，《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个操作性强的政策，“一方面”、“另一方面”说起来很好听，但中央和地方究竟怎样分权并未厘析清楚，而且不久他即发动的大跃进，不但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连国务院和中央的各部委也都直接听命于毛一人。三年困难时期把一些包袱下放给地方后，“文革”中又一次实行一元化的中央集权。一九五六年的设想从未真正实施过。
但这并不只是毛一时的念头。一九七○年他还念念不忘此事：
毛泽东再次说到美国，中国应该学美国那样把责任和财政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213）
如果追根求源，这一观念并不仅仅是鉴于苏联教训，而是来自毛早期思想。一九三六年他和斯诺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倦。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裂。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43—44）
一八二三年美国总统门罗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发表宣言，不允许欧洲在美洲殖民，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门罗主义”即孤立保守主义，毛把它中国化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与此相关的文章甚多：
《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一九三六，毛年对此的解释是对北洋政府感到厌倦，但事实上包含了他青年时代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比如：“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毛泽东早期文稿》507，湖南出版社，1990）“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同上530）等等，这些问题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解决好，也依然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障碍。毛不仅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而且“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个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同上，508）。他这时的理想国家是德国、瑞士，“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同上682）
五教授们的责任
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39—40）
毛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六生产力的限度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雄心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不断通过搞运动的方法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所有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以“唯生产关系论”反对“唯生产力”论。除了种种政治上的考虑和当时形势的影响外，在毛本人究竟有没有什么依据？一九三六年毛对斯诺说：
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125）
中国人的生产力受到压制是事实，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也是可能的，但这个提高不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一个农民没有土地，只能为地主扛长工，地主可能对他不好，加上这个农民不认为是在为自己干活，因此他在地上就不认真种田，得过且过。这样，这块地的收成就不会好。反过来，通过革命把地主的地分给这个农民，他为自己干活，起早贪黑，精耕细作，同样一块地可能比过去好很多。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这个提高仍然是有限的，它要受到土壤、气候、生产技术及其他诸多条件的限制。无论生产关系如何革命，生产力的水平在特定时期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增长，更不会像大跃进那样一亩小麦打几万斤。毛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但没有看到生产力自身的限制。
城堡的形象——《城堡》系列评论之一
？ 残雪
异端境界
我们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它们的形态各异。诗人心中的城堡是什么模样呢？
在那个冬日的晨曦之中，K与城堡初遇，细细地打量了城堡的外观。原来矗立在那山上的，既不是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新式的豪华建筑，只不过是一个具有平民特色的建筑群落，甚至相当寒酸，缺少变化，像一色普通村舍的小城镇。就是这个一点也不起眼的城堡使K想起了家乡的小镇——他从前心中的城堡。细细一比较，家乡教堂塔楼耸立于大片的矮屋之上，有着崇高的目标和明朗的意向，而此处的这座塔呢，残破，畏缩，毫无自信，甚至使人产生荒唐的印象，觉得它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于这世界上。这就是K对于城堡的第一印象，这印象饱含了他多年生活经验的积累，毫无疑问是十分准确的。可以说，经历了长途跋涉来到此地的K，在这一瞬间的确实实在在地看见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