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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像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像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的房客和照料照料他。但是这天晚上，她把新煎好的药茶给神甫喝下去之后，想躺一会儿，结果一睡却睡到第二天天亮才醒来。她急忙向神甫的房间奔去。
神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昨天，他的脸色因极度充血的关系涨得通红，而今天却变成一种青灰色，特别是他的脸部还很饱满，所以看起来更加明显。神甫凝视着悬挂在床上面天花板上的一盏小小的彩色玻璃珠串吊灯。当老太太走进屋子的时候，他朝她转过头来。据女房东说，这时他好像经过昨晚通宵的折磨，已经垮了，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反抗了。她问神甫身体怎么样。她注意到神甫用一种冷漠得出奇的声音回答说，他身体不好，但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请人把他送到医院，一切按规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吓坏了，慌忙奔去打电话。
中午，里厄来了。听了女房东的一番叙述之后，他只回答说，帕纳卢要求送医院是对的，但看来是太晚了。神甫用同样的无动于衷的神态接待了医生。里厄检查了神甫的全身，感到很惊讶，因为他除了发现病人的肺部有肿胀现象和病人感到肺部有压抑感之外，没有发现有任何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主要症状。但是，不管怎么说，脉搏很弱，而且总的病势十分严重危急，因此希望很少。
里厄对帕纳卢说：“您身上没有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但事实上，是可疑的，因此，我不得不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奇怪地笑了笑，好像是表示礼貌，但没有吭声。里厄出去打了电话之后又回到屋里。他看着神甫，亲切地对他说：
“我会留在您身边的。”
神甫显得又活跃起来了，把目光转向医生，这时在他的眼神里好像重新出现一种热情。后来，他开口了，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困难，以至无法知道他说这话是否带着忧伤的成份。
他说：“谢谢。但教士是没有朋友的。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天主了。”
他请人把放在他床头的十字架像递给他，当他拿到后，就转过身去望着它。
在医院里，帕纳卢没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给他进行各种治疗，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十宇架像。然而，神甫的病情依旧难以断定，在里厄思想里还是疑虑重重。这既像鼠疫，又不像鼠疫。再说，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鼠疫一直在使医生感到难以诊断，它好像是以此为乐。不过，拿帕纳卢的这个病例来说，他后来发生的情况将证明这种无法断定是无关紧要的。
热度升高了。咳嗽声越来越嘶哑了，病人整天受到咳嗽的折磨。晚上，神甫终于咳出了这块使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它是鲜红色的。在发高烧过程中，帕纳卢的眼睛里一直保持着冷漠的神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他半个身子倒在床外，已经断了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毫无表情了。人们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23
这一年的亡人节不同往常。当然，天气是合时令的，因为它已突然发生了变化，转凉的天气一下子把秋老虎赶走了。像往年一样，一阵阵冷风不停地刮起来，大块大块的云从地平线一头奔向另一头，给房屋顶上铺上了阴影，但云块过后，十一月的没有暖意的金色阳光又重新照在这些房屋上。第一批雨衣已经出现。人们注意到，涂上橡胶、闪闪发光的雨衣多得出奇。原来是报纸报道说，二百年前在南方发生严重的鼠疫时，医生为了预防自己传染上这种病，都穿着涂油的衣服。于是，那些商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一批过时的衣服存货拿出来倾售，因为人人都希望穿了这种衣服可以免疫。
但是，尽管市内景色反映出季节的特点，公墓却是人迹罕至，冷落不堪。往年这时候，电车上充满了菊花的清香，成群结队的妇女来到她们亲人安葬的地方，把鲜花放在他们的墓前。在这个日子里，人们想以此来补偿死者在长长几个月中被人遗忘而独处黄泉之下的境遇。但是，这一年，再也没有人愿意去想念死者，这恰恰是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想得过多了。现在人们不再带着三分遗憾和七分伤感的心情去扫他们的墓了。他们已不再是一年一度有人到他们墓前表示并没有将他们遗忘的、被遗弃的死者了。他们是闯进人们生活里来捣乱的死鬼，所以人们要忘记他们。因此，这一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被人们巧妙地混了过去。按科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他讲话越来越带讽刺味了），现在每天都是亡人节。
说来倒是真的，在焚尸炉里鼠疫之火越烧越欢。一天一天的过去，死者的数目可也真的并没有增加，看来鼠疫已很顺畅地到达了顶点，它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公务员一样，每天准确无误而又有规律地完成它的杀戮任务。从原则上看来，而且根据权威人士的意见，这是个良好的征兆。比如说，鼠疫情势图表上的那条曲线，先是不断上升，然后是沿着横的方向前进，这使里夏尔医生感到十分快慰。他说：“这张图表好得很，好极了。”他认为鼠疫已达到了一个所谓稳定状态，今后，疫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