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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中短篇小说》
译者前言（1）
二十世纪初，德国文学界出现了一颗光灿夺目的巨星，它华光熠熠地照亮了欧洲整个文坛，赢得了世界各国千百万读者，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于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城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1840—1890）是经营谷物的巨商，后任参议及副市长；母亲尤莉亚·曼（1851—1923）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出身富贵，有葡萄牙血统。父亲严肃、冷静，富于理智，而母亲则热情奔放，爱好艺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哥哥亨利希·曼以后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一八九○年十月，父亲去世，商行倒闭，全家遂于一八九二年迁至慕尼黑定居。翌年，他在文科中学毕业，后即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托马斯·曼早年即爱好文学艺术，博览群书；学习期间，他曾用保尔·托马斯的笔名在《春风》及《社会》杂志上发表诗歌与论文，但并不为人注目。在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时，他仿效法国作家布尔热和莫泊桑的风格写了一篇以女演员和大学生的恋爱为题材的故事，这就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在《社会》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堕落》。著名作家理查·戴默尔看到这篇作品，大为赞赏，曾去信鼓励他，并邀请他在杂志上共同协作，从此托马斯·曼投身于出版与写作事业的意志更为坚决，创作欲也越来越旺盛了。
一八九五年，他离开保险公司，在慕尼黑高等学校学习，当一名旁听生。他不但旁听了艺术史和文学史等课程，而且对经济学也甚感兴趣。与此同时，他为哥哥亨利希·曼主编的《二十世纪德意志艺术与福利之页》审稿，并撰写书评。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间，他曾数次去意大利，到过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及罗马等地，但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好感。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德国哲学家尼采，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法国作家福楼拜、龚古尔等人的作品，而俄国文学在他心中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是他偏爱的两部作品。一八九八年，他又回慕尼黑，任讽刺杂志《西木卜利齐西木斯》编辑。
一八九六年及一八九七年，他继《堕落》之后又写了短篇小说《幻灭》及中篇小说《矮个儿弗里特曼先生》等，这两篇小说与其他短篇小说一起于一八九八年以《矮个儿弗里特曼先生》的书名出版。
早于一八九七年夏季，托马斯·曼就着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准备工作。他收集了家里的旧卷宗、家庭的各种传说和书信，作为这部巨著的素材。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均以他家的亲友为原型，并将吕贝克故居的许多具体情景写进小说内。一九○○年夏秋之交，小说定稿，于翌年出版。这是一部描写资产阶级家庭从繁荣走向没落过程的史诗式的作品，是德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发展的缩影，人物众多，场景广阔，笔触细腻，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从此作者一举成名，为他一九二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到一九七五年止，它已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在德语国家里，它已印行四百万册以上。
此后数年，托马斯·曼仍埋头于中、短篇小说等的创作。一九○二年写完了中篇小说《特里斯坦》、短篇小说《饥饿的人们》及《上帝的剑》等。一九○三年，他的著名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又在《新德意志展望》杂志上发表。同年，他将一些中、短篇（包括《路易丝姑娘》、《去墓地的路》等）汇成一集出版，书名即冠以《特里斯坦》。
这时托马斯·曼已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了。他结识了慕尼黑大学数学教授阿尔弗雷特·普灵斯海姆的女儿卡塔林娜（1883—1980），当时她正在攻读数学与物理，对音乐也有较深的造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恋，两人终于在一九○五年二月结成伉俪。婚后，他们有六个子女，即莫尼卡、戈洛、米哈伊尔、克劳斯、伊丽莎白和埃利卡，以后都成为文学、艺术和历史学方面的人材。
从婚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要发表了三部作品，即一九○九年的长篇小说《王爷殿下》、一九一二年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及一九○六年的三幕剧本《菲奥伦察》。《王爷殿下》描写的是贵族亨利希与一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攀亲的故事，展示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贵族与资本家相互依赖、相互勾结的丑恶画面。《死于威尼斯》则是托马斯·曼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与艺术观。
译者前言（2）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六月，作者的妻子卡塔林娜因肺部炎症，在瑞士的达沃斯肺病疗养院住了三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对疗养院的生活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细心作了观察，长篇小说《魔山》的素材即由此而得。托马斯·曼于一九一二年开始执笔写这部巨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写作中断，以后时断时续，终于在一九二四年问世。这是他第二部最重要的作品，在国际上影响之大不亚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魔山》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美国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一九三○年曾说，“我觉得《魔山》是整个欧洲生活的精髓。”在这部巨著中，托马斯·曼描写了疗养院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作了深刻的描述。作者本人认为这部作品有双重意义，既是一部“时代小说”，又是一部“教育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托马斯·曼的心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认为“这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对于这次非正义的战争，他一面感到疾首痛心，认为这是“布尔乔亚文化的结束”，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他对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于一九一五年撰写了一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的论文。该书于一九一八年出版。书中他从卫护“德意志精神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多方为德帝国主义的参战辩护，同民主主义者的哥哥亨利希·曼的观点针锋相对。尽管此书内容政治角度上是不足取的，但其中却包含了有关文化、文学及个人作品的精辟论述，对研究托马斯·曼有一定参考价值。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中，他对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誉备至，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和果戈理的《死魂灵》等作品也十分推崇。
俄国的十月革命，在托马斯·曼的思想和世界观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尽管长期以来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怀有某种抵触情绪，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必须变革。他头脑中的民主主义成分愈来愈多，对自己的过去逐渐采取否定态度。一九二二年，他作了《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说，推翻了自己以前不问政治的观点，表示拥护魏玛共和国，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取得和解。经过艰苦而曲折的思想反复，托马斯·曼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托马斯·曼多次出国旅行，先后到过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布达佩斯、布拉格、马德里、伦敦、哥本哈根、佛罗伦萨、雅典、君士坦丁堡、开罗、巴黎及华沙等地。这使他大大丰富了知识，扩展了视野，并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题材。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就是在一九二六年酝酿成熟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国际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欧洲大陆阴云密布，法西斯主义蠢蠢欲动。这时，托马斯·曼已是一个觉醒了的民主主义者和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了。一九三○年，他在柏林作题为《告德国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能抗拒法西斯野蛮暴行的唯一力量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号召德国市民阶层站在它的一边。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
一九三三年，为纪念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大学发表讲演，题为《理查·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由于他从德国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出发论述这位作曲家，没有赞扬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倾向，受到亲纳粹的一批文人的责难。希特勒攫取政权后，托马斯·曼被迫流亡，在瑞士等地居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反动当局进一步迫害这位作家：他的财产被没收，国籍被剥夺，而波恩大学也取消了他在一九一九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学位，因而他给波恩大学文学院院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纳粹政府践踏德国文化的罪行。这封信在反法西斯阵线中起了鼓舞斗志的作用。
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七年，托马斯·曼就开始写作一组以《圣经》中约瑟的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即《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四部曲。前两部《雅各的故事》和《年轻的约瑟》在作家移居国外之前即已完成，而后两部《约瑟在埃及》及《赡养者约瑟》则是在希特勒政变后写毕的。
译者前言（3）
在从事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之前，托马斯·曼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参考了许多科学专著，并努力追溯《圣经》传说中的历史根源。在对神话传说进行艺术处理时，他不仅依靠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许多作品，还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小说的某些内容表面上是讽刺埃及人民的民族自大狂，实际上却是针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在这“四部曲”里，托马斯·曼力求从神话中找到人道主义因素，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正如托马斯·曼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我在内心准备把类似约瑟传说的材料当作与我的创作兴趣相吻合的东西来接受，是由于当时我的趣味发生了变化，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厌弃和对神话的爱好。”许多评论家认为它与《魔山》一样，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教育小说”。
在托马斯·曼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迁居美国。不久他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各种演说。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问世。
《绿蒂在魏玛》的写作技巧颇为新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艺术结构。小说没有多大情节，只是着重描写歌德与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女友夏绿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时的各种场景。在第七章中，作者对歌德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巧妙地再现了这位大诗人生活的年代及其复杂矛盾的性格。显然，作者想借歌德来确立并发挥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矛头也是针对当时横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
同年五月和六月，世界作家大会和美国作家大会开会，托马斯·曼均前往参加。这年夏天，托马斯·曼又回到欧洲，先后在苏黎世、伦敦及斯德哥尔摩住过。九月，第十七届国际笔会在斯德哥尔摩开幕，这位杰出的作家在会上作了题为《自由问题》的讲演，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从一九四○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托马斯·曼每月定期通过美国广播公司对外广播，直接参加反法西斯宣传。他先后发表题为《德国听众们！》的广播演讲五十五篇，对打击法西斯主义起了一定作用。在这些演讲中，他对英勇抗击法西斯的苏联人民怀有深挚的敬意，而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怀着满腔热情。一九四二年，他被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德国文学顾问，一九四四年取得了美国国籍。
早于一九○一年，托马斯·曼就想写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一九四三年五月，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该书于一九四七年出版。它的主题与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等一样，是一部描写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悲剧而告终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德国走向法西斯、走向战争与毁灭的“时代小说”。小说中，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尔金不满现实，在音乐上试图有所创新。他同魔鬼订约后，写出了许多反传统的新颖作品，但由于莱弗尔金的人性尚未泯灭，受到魔鬼的惩罚，最后他认识到艺术不能单纯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应有益于人类。可惜他觉悟得太晚，灵魂已为魔鬼所占有，终于变成痴呆。据作者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日记透露，莱弗尔金的思想、气质和经历，与尼采的情况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无异是尼采的化身，而音乐家与魔鬼的谈话，则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也与托马斯·曼的传统写法不同，具有现代派小说的许多特点。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间，作家往来于欧洲大陆及美国。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国，在法兰克福和魏玛两地发表演说，两地都给他颁发了歌德奖金。由于他对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十分不满，而美国报刊又猛烈攻击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离开美国，移居瑞士苏黎世附近。他不止一次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两个德国的文化界保持联系，成为沟通易北河两岸文化的信使。
托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孜孜不倦地埋头写作。一九五一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挑选者》，取材于中世纪诗人哈特曼·封·奥埃的史诗《格里高里乌斯》，描写一个青年因不明真相，竟娶了自己的生母为妻，后来赎了罪，成为罗马教皇。一九四五年德国投降后，托马斯·曼曾不遗余力地宣扬对战败的德国采取宽大政策，这部小说就是一个例证。
一九五三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则是一部对女人的情欲进行心理分析的作品。书中写的是一个年逾半百的女人因情欲驱使，竟爱上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作者以宽容的态度描写了这种反常的爱情和变态心理；在作者的心目中，“爱”与“死”本是一家，而大自然却具有愚弄人的性质。
译者前言（4）
托马斯·曼最后的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此书的个别章节曾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七年发表过，第一卷在一九五四年问世。作者以回忆录的方式描写了克鲁尔招摇撞骗的一生，文笔犀利、幽默，语多讽刺。从题材上看，这部小说与托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联系，即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与艺术家的问题。小说的某些章节写得十分精彩，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除各类小说外，托马斯·曼还写了许多散文，其中有自传性文章和政论，而很大一部分则是文学评论。在文学评论中，较著名的有《论席勒》、《歌德与托尔斯泰》、《艺术家与社会》以及《从我们的经验看尼采哲学》等。他对莱辛、史托姆、契诃夫、冯塔纳、弗洛伊德、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席勒等人都很有研究，在一九四五年瑞典出版的《高贵的精神》一书中，他对这些作家都有精辟的论述。俄国作家中除托尔斯泰外，契诃夫也是他最为倾心的作家之一。他认为“契诃夫唱的是深深地打动他的人民的社会悲歌”。《时代的作品》则收集了有关他的自传性文章、日记以及重要的政论共八十八篇，是研究这位文学大师的重要文献。
席勒是托马斯·曼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早于一九○五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沉重的时刻》中，他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刻画这位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呕心沥血、备尝艰辛的形象。在长篇小说《魔山》、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和《颠倒错乱和早年的伤痛》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借主人公之口赞扬席勒和他的名剧《唐·卡洛斯》。为了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家于一九五五年夏逝世前不久分别在两个德国宣读他所撰写的《试论席勒》一文。他说：“人类要求道德与秩序，正义与和平，而不是互相辱骂，野蛮欺诈和残忍仇恨。”在《试论席勒》的结尾部分，托马斯·曼号召德国人民“要相爱，和平，珍惜自己的品德”，反对现代军国主义者。
托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酝酿新的文艺作品。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就以八十岁的高龄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与世长辞。
托马斯·曼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举世瞩目的长篇小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早期的中篇小说写得非常出色，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托马斯·曼在十九岁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