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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65 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
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基本关系，
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
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
形成一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是，这种最初的结构主义固然主要地是共时性的（与十九世纪比较语法的历时性观点相反，而且也与哈里斯＇Harris＇以及最近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转换语法的见解相对立），但因为有好些作者，即使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从索绪尔的影响中汲取了他所主张的结构与历史无关的观念，所以就有三类理
①
译者注：语言学中一向把“言语（表达）”同“语言”加以区别。本书译文根据原文也依从这一习惯。可参见商务《语言学名词解释》（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编）·1962。
由，应该认真地对这种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加以权衡。这些理由中的第一类理由是非常一般的，它关系到认为平衡规律相对于发展规律而言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从经济学上得到了一部分启发。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主要着重在平衡规律的研究（继瓦尔拉＇Walras＇ 之后是帕累托＇Pareto＇），而且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危机能够引起一个与价值历史无关的价值的完全大改变（1968 年的烟草价格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1939 年或1914 年的价格）。这种考虑本来也有可能会从生物学本身引出来，因为，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或者同一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器官承担。
第二类理由（从事实上说，也许可以说是第一类）是要摆脱从语言学的外面来的种种因素的愿望，只研究本体系的内在性质。
但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特性的第三类理由，是和语言学所特有的
一种情况有关的。索绪尔对于这一情况曾经以非常系统化的严密性一再强调
过：这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与它的意义不具有
内在联系，因而它的意义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按照
这个原理，表义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并没有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义的价
值①或内容的地方。这一符号任意性的肯定意见，已经由于耶斯柏森
（Jesper…sen）而减轻分量了；最近雅各布逊（Jakobson）又提出了疑问。可是，
索绪尔早已预先用他自己区分“根本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做法，对
这些反对意见作出了回答；大体上说来，指明一个概念的词同它的概念之间
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
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
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
（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
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在看到了山而
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而喻，
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
符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
如同在象征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①。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
只能与这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
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
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
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
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
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②（参看第12 节）。可是一个词
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
①
英译本注：“价值”一词是索绪尔的术语，出自《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Linguistique Générale）。这对于第18 节里皮亚杰的论证是一个支持。
① 这时候平衡是建立在增加着的可逆性上的；然而在语言学上则更多地是指对立关系，但并不排除那些尚未认识清楚的集体自动调整机制。
②
译者注：参见第六章第19 节关于“符号”和“象征”的页下注；或汉译《儿童心理学》（商务）第45
页（该书把“符号”译为“信号”），皮亚杰把象征和符号看做同一意义形成过程的两极，象征是个人自
己所创造，而符号则是社会性的。（见本书第80 页。）
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
法上的分类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
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
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
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
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构主义，还因雅各布逊的成分分化系
统而变得更加精细。从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到布郎达尔（V。Br？ndal）和
托叶比（Togeby）（且不谈特里尔＇Trier＇ 的“语义场”）的语符学①，结构变成
了“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而如果在“任何话语过程的背后，人们都
应该找得到一个系统”，那么一个过程就只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过渡，
这个过渡不是形成过程，而是由第二个系统靠纯粹是共时性的相互作用获得
的优越性造成的。叶尔姆斯列夫所用的词汇有些难以理解，以致难以对他的
观念加以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在我们还要加以讨论（第16 节）的语言
和逻辑的关系方面，他曾提出过可能构成它们共同来源的一种“底层逻辑”
的假说。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因此就主要地不是静态的结构主义；因为，
它的重点是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面，而不是放在转换作用上。
15。转换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语言学结构主义同共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人们还是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到，从哈里斯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结构主义当前的形式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是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语言学“生成”关系的研究，合乎情理地伴随有对于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这些转换规律具有一种“过滤”性的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结构。从这种看法出发，语言学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整作用。
这种看法上的重要改变，其推动力有两类，为对各种结构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单是研究结构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跨学科联系的态度。第一类推动力来自对言语的创造性方面的观察。哈里斯和阿勒（M。 Halle）都做过这种观察，但言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与语言相对而言）的领域里面，也就是在心理语言学的领域里面。事实上，语言学在对心理学采取怀疑态度几十年之后，心理语言学又重新建起了桥梁，乔姆斯基就直接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现在研究的种种主要
①
译者注：语符学（la glossématique ），按照叶尔姆斯列夫的意见，指严格按照语言结构里的功能来确定语言单位的研究。
问题的中心，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在日常使用水平上的言语的创造性方面？？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似乎是：说话人在他表达过程中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他的语言，或是在倾听周围人讲话的过程中逐渐重新发现了语言，就这样，说话人把一个前后一贯的规则体系即生成＇梧法＇法典（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同化吸收到他自己的思维本体里去，这个生成法典又反过来确定实际表达或听到的一个有无限数句子的整体的语义学解释。换句话说，就好象说话人支配着一部他本族语的‘生成语法’”①。
在对“生成语法”转换规律进行研究中，使乔姆斯基得到启发的第二个主要动力，要更加难于理解，因为初看起来，那似乎是导向彻底的固定论而正好不是走向发生论和转换的概念的：这就是这种语法植根在理性之中，并且是植根在某种“天赋”的理性之中的思想。乔姆斯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在他最近的著作《笛卡尔派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里，他在分析言语与“精神”的关系时，甚至引阿尔诺（Arnauld）和朗斯洛（Lancelot）（《波尔·罗瓦雅尔的理性普通语法》＇La 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de Port…Royal＇）以及笛卡尔本人为远祖。事实上，允许建立种种派生句的转换规则，是从稳定的核心句里抽绎出这些派生句来的，乔姆斯基正是参考了这些核心句才把它们和逻辑联系起来的（例如，主语和谓语＇按：在逻辑上译为主词和宾词＇ 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新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曾说过：“这种立场又把我们重新引向？？一种古老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中构成一种彻底的创新”）①成为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逆向”：由布龙菲尔德热忱地继承的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把数学和逻辑学归结到语言学上去，把整个心理生活归结到话语上面去；而最新的语言学则是从逻辑学中派生出语法学来，把言语从被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来？？这种逆向关系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同样是相当清楚的。巴赫 （E。 Bach）在一篇有趣的论文里，文风谦恭，精神公正，对逻辑实证主义和从它产生的语言学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②，对乔姆斯基71 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前提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巴赫的观点，美国语言学从1925 年至1957 年做出的值得注意的努力，是以培根的方法论为特征的：用归纳法积累事实，事后才把或多或少地颇有联系的不同水平各个领域（语音学、句法学等）组成一个金字塔，对种种假设采取怀疑态度，总之对观念不信任，从“原型句”中去寻找“基础”，等等。巴赫把乔姆斯基的方法放在克卜勒（Kepler）的门庭之下来反对培根；乔姆斯基的方法，相反地
①
乔姆斯基（N。 Chomsky）著：《试论语言学理论中的几个常见问题》，法语版Diogène，1965，n0 51，
p。14。［译者按：Diongène 期刊以英、法文同时出版，但两种版本有时有相当距离。英译本译者引用了英语原文，原题为“persistent Topics in Linguistic Theory”，DiogenesNo。 15，（Falll965），p。13。兹照译于下：“许多现有研究的一个中心题目，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方面，亦即它们解脱束缚和不受刺激控制的自由。对于说话一听话人而言，说他们语言的正常使用是‘具有创造性的’，其意义就是指他们已经把能决定一套无限数的句子的语义学解释的一套规则系统内化了；换句话说，他必须能控制现在人们常说的他本族语的一套生成语法。”引文任这里是为了说明创造性，两者在基本上是一致的。〕
① 见前注引文的P。21。
②
巴赫（EmmonBach）著《结构语言学和科学哲学》（法文版“Linguistiquestructurelleetphilosophiedessciences”、
Diogène，1965（n0 51），第117—136 页；英文版“StructuralLinguisticsandthePhilosophyofScience”，Diogenes，
No。15 （Falll965），第111—127 页。）
认为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科学需要假设（而且甚至是波普尔
＇K。 Popper＇② 所说过的那种假设：即最好的假设是最少有可能的假设，这些假设虽则“有不真实的可能”，却可以排除最大数目的结论）。结果是：乔姆斯基不去寻找能够用归纳法手段即一步步地达到种种特种语言以及一般言语的各种属性，而是去想，什么才是能说明各种语言的共同结构并按照不同的特种语言使这个结构分化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语法理论的那些公设。事实上，乔姆斯基就是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建立在运算规则系统、递现功能、生成法典、尤其是以顺序和运算结合律为基础而得来的初级“单子”结构上面）、普通语言学（主要建立在作为创造性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础上）和心理语言学（说话人关于他自己的母语具有的不明说的知识）这三者的混合，最后达到他的语言学结构学说的。
总之，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结构的概念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可以用递现的方式获得一整套其形式为A→Z 的改写规则，其72 中A 表示范畴符号（句子等），z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的语符列（包括新的范畴符号或终端符号）。把转换运算应用到非终端符号的语符列上去，我们就得到了派生的语句，这些转换规则的总体就组成了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能够马上在义符和音素之间的无穷尽的可能组合里建立起联系”①。
这是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的程序，因为这个程序抽象出了一个严密的转换系统（形成了多少有些复杂的“网”）；它成了比较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好的工具，而且这个程序还有这样一个巨大好处：既可应用在作为说话或听话人内化了的个人的语法能力上面，又可以运用在作为一种制度的语言上面。相当数量的心理语言学家，例如埃尔文（S。 Ervin）和米勒（W。 Miller），布朗（R。Brown）和贝吕吉（V。Bel1ugi），曾重构了“儿童语法”，那是很独特而且与成人语法相差很远的。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在发生学上的这些应用值得认真地加以注意：首先，从惠特尼（Dwighi whiiney）（在1867 和1874 年）、涂尔干和索绪尔（受前面两位的影响）开始，要在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和个人话语之间造成对立，把话语和用话语表达的全部个人的思维看成好象只是在集体的框框里模铸出来的，乔姆斯基学说的这些应用已经明显地把这种对立缓和了；其次，因为73 对个体发生作用地位的这种考虑，是与当前人们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学科中可以注意到的一种倾向相符的：个体发生即使是属于种系发生或社会发展的范畴之内，它在这些范畴内也还总是反过来使这些范畴也发生改变①，这就象瓦廷顿所设想的生物学，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作这样对比的话，也在许多方面象发生认识论。
这种在个体发生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之间的可能的联系，今天甚至在从前难以想象的领域里也可以看到；这里指的是在感情和无意识象征作用的领域。真的，很久以前，巴利（Ch。 Bally）就已经从事于他称之为“感情言语”的研究了，这种言语的功能是加强日常言语表达中连续不断地被用滥了的表达力的：但是巴利的“文体论”主要是指出了语言的规范结构在感情言语表
①
前注乔姆斯基1965 年文章第21 页。［英译本注：这句话引自前述法文版Diogène 中。皮亚杰在说明“句
法结构”时高度简括。因而使在“短语结构规则”（phrasestructurerules）、“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rules）
和“词形…语音规则”（morpho…phonémicrules ）之间的区别就不占显著地位了。＇
① 如果每个成年人平均可以活到300 岁，如果各代人之间的距离大大地扩大了，那么各种语言，即使是最“文明的”语言，它们是否会和现在相同呢？
达中的分解现象。相反，我们却可以问自己：感情是否就没有它自己的言语表达呢？这是弗洛伊德，在布芳伊勒（B1eu1er）和荣格（Jung）的影响之下，想用掩饰作用来解释象征作用之后，终于来为之进行辩护的假设。不过，荣格在象征中看到的是遗传的“古老原型”（“arché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