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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轻:易,容易,不以为难。⑤也也(yi):自满的样子。(6)既;尽,都。(7)距:同“拒”。(8)谗:说陷害人的坏话。馅:巴结,奉承。谀:讨好逢迎。
【译文】
鲁国打算让乐正子治理国政。孟子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欢喜得睡不着觉。”
公孙丑问:“乐正子很有能力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有智慧有远见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见多识广吗?”
孟子说:“不。”
公孙丑问:“那您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说:“他为人喜欢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喜欢听取善言就够了吗?”
孟子说:“喜欢听取善言足以治理天下,何况治理鲁国呢?假如喜欢听取善言,四面八方的人从千里之外都会赶来把善言告诉他;假如不喜欢听取善言,那别人就会摹仿他说:‘呵呵,我都已经知道了!’呵呵的声音和脸色就会把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士人在千里之外停止不来,那些进谗言的阿谈奉承之人就会来到。与那些进谗言的阿波奉承之人住在一起,要想治理好国家,办得到吗?”
【读解】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馅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不也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徽吗?
由此看来,如果乐正于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不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①之中,傅说②举于版筑③之间,胶鬲(4)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⑤,孙叔敖举于海(6),百里奚举于市(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8)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9)于虑,而后作;征(10)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11),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①畎(quan)亩:田间,田地。②傅说(yuo):殷武丁时人,曾为刑徒,在傅险筑墙,后被武丁发现,举用为相。③版筑:一种筑墙工作,在两块墙版中,填人泥土夯实。④胶鬲(ge):殷纣王时人,曾以贩卖鱼、盐为生,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后辅佐周武王。⑤管夷吾:管仲。士:此处指狱囚管理者。当年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失败后,管仲随他一起逃到鲁国,齐桓公知道他贤能,所以要求鲁君杀死公子纠,而把管仲押回自己处理。鲁君于是派狱囚管理者押管仲回国,结果齐桓公用管仲为宰相。(6)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的隐士,隐居海边,被楚王发现后任为令尹(宰相)。(7)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的贤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国,秦穆公用五张羊皮的价格把他买回,任为宰相,所以说“举于市”。(8)曾:同“增”。(9)衡:通“横”,指横塞。(10)征:表征,表现。(11)法家拂士:法家,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为“弼”,辅佐;拂士即辅佐的贤士。
【译文】
孟子说:“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孙叔敖从海边被发现,百里奚从市场上被选拔。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练,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来震动他的心志,坚韧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人总是要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心气郁结,殚思极虑,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没有守法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外没有敌对国家的忧患,往往容易亡国。由此可以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享乐却足以使人败亡。”
【读解】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其实,为人所熟知的,还有姜子牙的故事。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
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乐的科学》)
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
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好:
周文王被拘美里而演《周易》,孔子困陈蔡而编《春秋》,屈原遭流放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而写《国语》,孙胺脚残而著《兵法》,吕不韦迁蜀地而出《吕览》,韩非子被秦国囚有《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都是发愤所作。(《史记·太史公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
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一切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有价值得多呢?
教亦多术
【原文】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译文】
孟子说:“教育也有多种方式方法。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
【读解】
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这里着重谈到的,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孔子正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的老手。除了《论语·阳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之教”而外,他教育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已,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想来宰予是羞愧而奋发向上了的,后来还做了齐国的临淄大夫。看来,儒家先贤教学很是注意教育心理学原理的运用,虽然他们当时并不一定概括出了这些原理。
尽心上
本篇集中了孟子关于认识论和自身修养的论述,其中不少名言警句,至今具有重要意义。本篇也是《孟子》全书章国最多的一篇,全篇原文共46章,本书选34章。
养性事天,修身立命
【原文】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译文】
孟子说:“充分运用心灵思考的人,是知道人的本性的人。知道人的本性,就知道天命。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无论短命还是长寿都一心一意地修身以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读解】
佛问:“你向什么处安身立命?”(《景德传灯录》
儒答:“养性事天,修身立命。”
孟子谈天命,谈人的本性,没有消极被动的神秘色彩,而是充满了积极主动的个体精神。对待天命,不过是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罢了;所谓安身立命,也不过是一心一意地进行自身修养而已。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加强知识学习和思想修养,充实自己的心灵。
所以,不要做悠悠天地中的匆匆过客,东奔西走,北觅南寻,‘芒鞋踏破岭头云”。其结果,往往是占有外物越多,内心越空虚,最终成为一个徒具外形,为外物所役的臭皮囊。
相反,“归来闲对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只要你保持心灵的思考,涵养本性,顺受天命,身体自然就会有着落,精神自然就会有寄托,生命之春就会永远在你的把持之中。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莫非命也,顺受真正
【原文】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译文】
孟子说:“一切都是命运,顺应它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所以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所承受的是非正常的命运。”
【读解】
一切都是命运。
用我们今天通行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思想。但实际上,孟子的立足点是在“顺受其正”上,顺理而行,顺应命运,也就承受正常的命运,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了。怎样顺应呢?比方说,知道命运的人不站在危险的墙下,这不难做到吧?为什么不站在危险的墙下?因为你明知道它有倒塌的危险。同样的道理,明知道打家劫合,杀人越货,走私贩毒,贪污受贿是铤而走险的,你是不是还要往上靠呢?不往上靠是知道命运的人,是“顺受其正”的人。往上靠则是不知道命运,不“顺受其正”的人。所以,其结果,“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征格而死者,非正命也。’一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走正道;行正义,也就是正常的命运;相反,如上所说,犯罪而死,则死于非命,不是正常的命运了。
由此可见,在孟子这里,命运的确没有什么神秘,不过是顺其自然,顺其正理罢了。
就一般情形而论,说到命运,二十岁以前的青少年不会有什么感觉,无动于衷。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多半对命运不屑一顾或者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们青春焕发,生命力蓬勃向上,对自己,对前途都充满了信心,每天清晨的太阳都有所不同,每天的生活都有新的内容,奋发向上是他们生命的主旋律。四十岁以上可就不同了,所谓人到中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但对于现代人来说,“不惑”与“知天命”似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不惑”,也就“知天命”了;或者反过来说,正因为“知天命’了,才谈得上“不惑”。其实,孔子自己也说过:“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可见,四十、五十的确是个划分不清的年龄段.或许个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知天命要早一些,对有些人来说,则要晚一些,而这又决定于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与境遇。总起来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命运的影子也就不知不觉地爬上心头,不由得你不信。这时,回顾自己半生之所为,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梦幻,青年时代的奋斗与血汗,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悔恨遗憾也是徒劳的,明智之举,还是接受孟子的说法: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样,或许多少会有所慰藉,有所解脱而脚踏实地,问心无愧,清洒自如地走完人生的下半截路程吧。
“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
【原文】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译文】
孟子说:“求索就能得到,放弃便会失去,这种求索有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就在我自身。求索有一定的方法,能否得到却决定于天命,这种求索无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是身外之物。”
【读解】
在我自身的,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修养,人生境界的追求,一句话,是精神的自我完善。身外之物则是金钱富贵,名誉地位。
前者全在于自我,只要坚持追求,便可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后者则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并不是你一厢情愿地追求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更不要抓苟且,失去自我。
当然,不强求并不是完全拒斥,而是要)烦其自然。就像孔子对待金钱富贵的态度:“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如果求不到,那还是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说来也是,所谓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那么要紧呢?
万物旨备于我矣
【原文】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译文】
孟子说:“万物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尽力按恕道办事,便是最接近仁德的道路。”
【读解】
“万物皆备于我矣”作为一句名言,被认为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这里面的是与非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我们关心的是孟子说这话的意思。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万物都为我而存在。”(由此来归结孟子为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我们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我都能够思考,认识,所以天地万物我都具备了。这样才会有下面的一句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躬自问,我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所以非常快乐。这是一种认识的快乐,探求真理的快乐。但是,仅有认识,仅有自身的发现还不够,所以要“强恕而行”,尽力按恕道办事,这样来实行仁道。所谓恕道,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多次提到,这就是孔子反复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它的积极方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起来说,是一种将心比已,推己及人的思想,用这种思想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是一种认识的快乐,局限于自身;那么,“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种实践的快乐,涉及到他人与社会了。
由此可见,“万物皆备于我矣”所引出的,是认识和实践两大领域的儒学追求:一是“诚”,二是“恕”,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单从“万物皆备于我矣”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则是一种充满主体意识,乐观向上的心态,的确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著名的命题”政思故我在”的精神风貌,给人以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随波逐流,平庸之人
【原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译文】
孟子说:“做一件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习惯了不想想为什么习惯,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这样的人是平庸的人。”
【读解】
在黑格尔哲学中,这样的人是处于“自在”状态的人,尚没有达到“自为”的程度。所谓“自在”状态,就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不能自己认识自己。所谓‘咱为”,就是具有独立的主体意识,几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做一件事,知道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