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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克明白我指的是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日期。
无线电广播的音乐越来越抑郁了。我开始坐下来写新闻。当然，我的用辞还是留有余地的，尽管我相信我的分析不会有错。我在新闻的开头，报道苏联电视台在晚上8时过后突然把预先安排的节目换成古典音乐，后来无线电广播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联系到安德罗波夫的长期生病，我认为这个国家目前处于紧急情况之中，1982年11月9日，勃列日涅夫逝世的讣告广播之前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接着我报道了许多迹象来证实我的推测——安德罗波夫在星期四这一天逝世，我发完新闻准备睡觉时已是天将破晓，我的半导体收音机传出了凄惋的音乐。
在我入睡以后，华盛顿却展开了另一个故事。
报馆的编辑副主任接到我通过电传发过去的新闻之后，立即请邮报的编辑、记者们分头同白宫、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其他一些机构联系，询问这些机关是否通过他们各自的渠道已经获悉这个消息。各机关的回答都说未曾接到这件事的报告。尽管如此，邮报的编辑还是决定把我的新闻登在头版。就在这天夜晚，有几位邮报的编辑、记者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一次晚餐会。参加晚餐会的名流有国务卿舒尔茨，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一位编辑把邮报第二天一早将要见报的我发的新闻当面向多勃雷宁大使核实，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笑着说：“得啦！他会死在这些谣言上。”
但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说他要去核实这个消息。就在晚餐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他通知《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经理说，我发的消息不确。伊格尔伯格说他曾将这条新闻向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核实，那位美国大使开玩笑说：“想必杜德尔喝多了。”鉴于这样的情况，邮报决定把新闻从头版移到第28版，并且把语气也做了一些改动。
上述这些情形我都不知道。当我上午一觉醒来，我们的苏联女佣告诉我，安德罗波夫的讣闻即将宣布，当局已经把这个消息广为传播了。我立即打电话给南通社的斯坦尼克。他告诉我，他的通讯社没有采用他发回去的新闻。他祝贺我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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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3144
Title ：哈木哈木
Author ：张伯笠
Issue ： 总第 79期
Provenance ：报告文学
Date ：1987。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一
拜拜，北京！拜拜了，我的媳妇、闺女！
坐飞机出国，够刺激吧？现如今有知识的可以出国留学，有好爹好妈的可以出国刷上点金色，有漂亮脸蛋的可以找个高鼻子丈夫……这些我都不沾边，咱也坐上飞机出国了？我是出劳务，说白了就是到外国干活，为国家挣钱。
临上飞机前，我那口子还当着众人亲了我一口，两只眼睛哭得像红灯笼。就好像我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巴格达机场下飞机后，坐了六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了我们参加施工的摩苏尔水坝工地。摩苏尔水坝就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一个天然回弯的地方。
摩苏尔水坝是吉摩德跨国公司承揽的工程，这里有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泰国人。中国土木工程公司的头头把我和边永宽，姜桂玉、刘尔源分配到美国尤可力跨国公司吉摩德修配厂尤可力底盘车间。头头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讲了一大套注意事项。无非是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不要干丧失国格人格的事等等。
还是说我们吧。我们四个人一进修理车间，还真吓了一大跳——尤可力自动翻斗车还真够个儿，甭说别的，光车轱辘就二米五高，站在汽车驾驶台的踏板上就可以登上二层楼。看着这庞然大物，我心里还真发毛。这么大的车，甭说修，连见都没见过！
我们车间除了四名美国人外，还有一百多名印度、巴基斯坦和老挝的劳务工人，刚开始，我们本着善良和友爱的愿望，想同各国的工人友好相处，但渐渐地，我发现：这里小瞧我们中国工人。
总工长是个印度人，叫维坚；副总工长是巴基斯坦人。这两个家伙一直不给我们分配修理工作，尽让我们干杂活。尤其是维坚，他干完活，扔了满地棉纱后就抱着肩膀，摸着满脸络腮胡子嚷：“China——扫地去！China——倒垃圾！”
“China？”英语我一句听不懂，咱哈尔滨当时尽学俄语，哪知道这“查依那”是啥呀！我去问翻译同志，翻译告诉我：China是英语——中国！
中国？！我当时只觉得头嗡的一下子，两眼直冒金花。维坚这个王八蛋，他刚才是说——中国，扫地去！中国，倒垃圾！我火冒三丈，拳头攥得格格响，我真恨不得一拳把维坚的脑袋敲碎！在国内，我从来没有想到祖国怎么样，这是我活了三十五岁第一次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我卞玉玺这一百多斤值不了几个钱，可是祖国啊，我怎么能在这儿给您丢人现眼！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国家不正之风很严重，在出国劳务人员的挑选上不是看技术，而是看有没有后台，这就很难保证出国劳务人员的技术素质。外国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摩苏尔水坝，脏活累活都让我们中国人干，技术活和轻巧活都是他们外国人干。咱们出劳务的同志多数不会英语，这就吃了不少亏。一次，一个中国司机开车取料，料厂老板同他比划了半天他也没听明白到哪去装货，料厂老板一气之下，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带回来了。这个司机回驻地把纸条交给德国经理，那个德国经理看完后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原来，那纸条上用英文写着：他是个笨猪，你下次不要让他来领料了！当这个司机知道了纸条上写的内容后，跑到底格里斯河边，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他喊着：“祖国呀，我给你丢人呐！”要不是哥儿们把他拽回来，这个烈性汉子说不定要干出啥可怕的事。
我这个人怪就怪在这儿，与其生别人气，不如自个长志气，学外语！从那以后，我就让翻译把所有常用的技术用语和日常用语写在卡片上，然后用汉字标上发音。
我和边永宽、姜桂玉、刘尔源四人规定谁也不准拿老婆的信看个没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学外语。床头、墙上、到处贴满了英语单词卡片；吃饭、睡觉、上厕所；早起、晚睡、多念、多练；英语、德语、斯里梵里语，天天像念经似的。学习真是个遭罪的事，腮帮子念得又酸又疼，嗓子也练肿了，打针消消炎，再练！还别说，两个月后，我们哥四个就可以用英语对话了。至于德语和斯里梵里语也能辨个差不离。
中国工人是最有潜力和创造力的，但是中国工人往往在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心里有气，气鼓得足，信心也足。语言关过去了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要在技术上超过外国人！让他们看一看，中国人是不容小看的！
二
在吉摩德跨国公司尤可力修配厂，在这个各国激烈争信誉、争市场、争地盘的世界里，技术保密得像一堵坚固的围墙，这技术关比语言关更难突破。工作时，一到拆装关键部位时，印度人总是先把我们中国工人支走，等我们干杂活回来，他们该装的装了，该卸的卸了。这没啥了不起。关键是尤可力车我们没修过。从这以后，他们外国人拆装关键部位时，我们就躲在一旁边干活边留心瞄着，记在心上。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悄悄地到车间测数据，把尤可力汽车的图纸和数据背得滚瓜烂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完全掌握了尤可力汽车的构造和性能，同时能熟练地使用英制四分尺和各种表。
有一次，维坚又让我们给他扫地，老边再也忍不住了，老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地是你干活弄脏的，凭什么让我们扫？”我在一旁抱着膀敲边鼓：“维坚先生，请记住，我们和你一样，是技术工人！”维坚一看我们的架式，怕挨揍，屁滚尿流地找美国经理告状去了。
不一会儿，美国经理吉姆·布朗怒气冲冲地走进车间，他指责我们说：“让你们干活为什么不干？”我用英语回答说：“经理先生，中国工人从来不偷懒，刚才的事责任不在我们。维坚先生分活不均，他从来不让我们修车，却无礼让我们扫垃圾。我们是修理工，并不是贵公司聘来的扫地工！”
吉姆·布朗听后火冒三丈，他瞪圆蓝眼珠对维坚嚷：“是你分配活不均，你如果再这样做我就开除你！”说完扔下维坚，扬长而去。
维坚无奈，但又不甘心，他眼珠转了转，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卞先生，如果你非要修车，那就请把这台车的减速器装上吧！”
我们终于争得了一次修车的机会。按尤可力公司规定，减速器间隙必须在三至十英丝之间，维坚安装时，也只敢调到八英丝。我知道维坚是想让我们丢丢丑，但他想错了！我对老边说：“边师傅，咱们争口气，让老外看看查依那（中国）的技术！我大胆地把间隙调到了四英丝。
车修完了，维坚又来找麻烦。他坚持让我们卸下来给他看看。这小子欺人太甚！我就是不卸。他无奈又把吉姆·布朗经理找来了。
吉姆又象个胖鸭子似地跑来：“你们为什么不听工长的话？我要解雇你们！”
我沉着地说：“吉姆先生，我们把车修好了，完全符合贵公司的技术要求。并不存在什么不听话问题。”
吉姆·布朗怀疑地看了看我们，把工程师门德尔叫来了，然后命令我们把减速器卸下来。
门德尔工程师量完间隙后，高兴地伸出了大拇指说：“OK！OK！再也没有比这更漂亮的技术了！”
吉姆·布朗经理也很高兴，他友好地和我握握手，然后对维坚说：“中国工人有很好的技术，以后他们修车你就不用管了！”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跑到底格里斯河边。时值盛夏，温度高达五十多摄氏度。荒原的野草、野花全部枯干了，这哪能和我们家乡比哩！哈尔滨，我们的哈尔滨这会儿正是迷人的夏天，真想家呀！在家时，总觉得家乡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一到了异国他乡，家乡的一切都是那样使人眷恋难忘。
突然，老边快活地喊起来：“快看，那儿有花！”我没好气地说：“石头都烤得快能蹦出小鸡崽了，哪来的花哟！”
老边来犟劲了：“我这么大年龄和你们年轻人开啥玩笑！”我顺老边手指的方向一看，奇了，还真有一簇野花，开得鲜嫩鲜嫩的。我跑过去，扑下身，越看越喜欢，挺拔的枝芽长满了刺，小小的花朵迎着烈日不屈地开放，深深的根扎在滚烫的沙砾里！从此后，我就喜欢上这小花了。每天都要跑到山上采一簇，插在酒瓶子里，放在床头柜上。听一个业余诗人说，这花叫哈木哈木，它生命力极强，不怕狂风，不怕烈日，扎根石缝，不屈不挠！
啊，哈木哈木！我们难道就不能学哈木哈木的精神，在这异国的国土上扎根开花吗！
三
听说我们和维坚发生了几次冲突，中方一位小头头找到我们，他迈着鸭子步，扯着公鸡嗓对我们说：“你们要和外国人搞好关系，否则你们被解雇了，飞机票自己掏腰包买！”我问：“你说该咋搞好关系？”他说：“骂不还口”！我问：“那打呢？”他把眼珠一瞪：“打不还手！”我当时就火了：“放屁！这不是鸦片战争那时候了！靠忍耐而不靠技术，那你永远是洋人的三孙子！”我真替这样的人脸红！这小子在国内没轮到他出国时他瞎嚷嚷：“妈的，真邪门，咱们共产党员咋能给资本家当劳工呢！”可他出国后狗屁不懂，却当上了中方营地经理，又整天嚷嚷：“瞧人家外国，厕所都是塑料的！”一见到外国经理，他“哈罗哈罗”地像个大虾米，一见到同胞他把腰板拔溜直！在国内，人们都习惯了，何必去得罪这样的人呢？可这是在国外，每个炎黄子孙都应该保持我们祖国的尊严，不允许别人去亵渎她！
没几天，我又和维坚发生了冲突。
维坚带着四个人加班，在换一台尤可力汽车的中心牵引轴碗，从早晨修到第二天中午，中心牵引“销子”就是拿不下来，我和老边、老姜在一旁看到了，差点笑岔气。他们用大锤打，用气焊割，啥招数都使了，就是拿不下来。看到我们在一旁笑，维坚火了：“你笑什么？！”
我说：“我笑你无能！”
维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你敢嘲笑总工长，我解雇你！”
我平静地说：“你没那么大权力！”
维坚气坏了，跑去把美国经理找来了。吉姆·布朗对我说：“China卞，您能修好吗？您如果也修不好，就不要嘲笑别人！”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真金不怕火练，你把车交给我，我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修好！”
吉姆·布朗经理说：“好，您来修，修不好，我就解雇您。修好了，给您五个加班，并且提拔您当工长！”
我和边永宽、姜桂玉仔细检查了汽车后，发现刹车刹得太死了，这样迫使销孔别住了“销子”。我上车后，前后动了动车身，然后松开手刹车，老边拿起大锤，只“当当”两下，眼看着“销子”往外跑。一百多外国工人都看傻眼了——他们干了一天一夜的活，我们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吉姆·布朗经理那阴沉的脸顿时笑成了开花馒头。他当众宣布：“China有绝招，以后凡是分配阀和牵引等技术强的细活都统统交给China干！”并当众给我们放假休息。
我们跑回营地，乐颠颠地去看“人民晚报”。因为《人民日报》到伊拉克后已经晚十几天了，所以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人民晚报”。在国内我从来都不看报纸，可到国外后，一天不看都憋得难受。我还没看完，老边就跑来说：“小卞，快，快看电视去！打枪到关键时候了！”我们一进宿舍，电视屏幕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正一枪一枪打中靶心。
当电视机里公布了中国运动员许海峰拿走了23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时，我们中国营地炸锅了，人们笑啊哭啊，奔走相告，洗脸盆、饭盒扔得满院都是，连底格里斯河对岸欧洲营地的外国朋友也跑过来向我们祝贺。
《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中国营地的全部劳务工人都庄严地站了起来，看着屏幕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早已过了爱激动的年龄，可看到五星红旗在洛杉矶上空升起来，泪水便流了出来。
晚上，我打开一瓶汾酒，和老边、老姜、小刘喝了个痛快。喝着喝着，我们四个全部大哭起来，边永宽都四十多岁的硬汉子了，二百来斤的大块头竟哭得唏溜唏溜的。他边哭边说：“你看人家许海峰，一枪就把国旗升起来了，咱不能像他那样把国旗升起来，可咱也不能给国旗捎色呀！将来回国，咱得能在老婆孩子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对儿子说：‘你老子没给咱国咱家丢人败兴！’”
许海峰这一枪，燃起了我心中腾腾燃烧的火焰，我当时把酒瓶子一摔：“别哭了！咱们是中国的男了汉，有泪回国跟老婆流去，咱们要抱成一团，争口气！等回国后到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拍拍胸膛，大声喊他几句：“China，我没给你丢脸！”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这半年多所经历的一切，使我们懂得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咱们中国人太善良了，总是诚心诚意去和别人讲友谊，结果呢？他们反而认为我们是巴结他们。友谊啊，该咋建立呢？
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们正在洗澡，总工长维坚亲自开着轿车来到中国营地找我。这小子一反常态，嬉皮笑脸，点头哈腰，还没说话就拿出皇冠牌香烟扔给我们一人一支。他红着脸，支支吾吾说明了原因。原来他们加班修车，从早上八点钟一直修到现在还没修好，交车时间快到了，再修不好，美国经理要大发雷霆的。看他那可怜相，我心里好气：维坚，你小子平时那傲慢劲哪去了？老姜在一旁敲边鼓说：“去可以，你得给我们记十个小时的加班。”
维坚想了想，一咬牙：“好吧。”
我们乘车到修配厂，原来他们在修理汽车的液压装置，修完后，汽车的方向盘却怎么也转不动。于是，我和姜桂玉师傅把图纸拿来，一边拆一边检查，最后发现他们换的机油散热器是新的，包装胶纸只撕掉一半，另一半还在孔上贴着，使油的冲击受到了阻塞。我们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拆装完毕。维坚很高兴，他说，我如果有权可以给你们更多的加班。吉姆·布朗当场宣布，以后由我们每人带几个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工人干活。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China的威信不断提高，中国工人愈来愈被各国工人了解和尊敬。我们四人都成了车间的小头头，一个人指导十几个外国人工作。我们从来不像外国人那样对待异国人。对他们技术上弄不通的地方，都是耐心指导，或者干脆自己修好，我们用技术，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