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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那是无稽之谈，
于是你坚持己见，
告诉他物质的存在
实在是毋庸置疑。
“它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
所以你无法知道。
如果真理永远无法证实，
为何还认定它的存在？”
作出如此答复之后，
也许他还会宣称
你也只不过是他的感觉，
所以你不可能存在。
“我和你一样存在。”你大声说——
他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可是他坚持认为他自己的存在
也不是那么实实在在。
所以你说的任何存在
先验论者都认为不存在，
因此我只好就此搁笔，
因为我不可能存在。
谁也看不到这些诗句，
因为谁也不可能存在。
我在白桦山庄这一段生活中平添了许多乐趣。大家肆无忌惮地取笑我——我们经常相互瞎闹着取笑。我很喜欢这种取笑，而且是个活跃分子。每次做完礼拜，只要特雷弗握过我的手，我就不想洗手了。有一次，他的布道讲了“第二里”①＇1＇，其后的一个多星期，我把每件事情都做了两遍。我取煤的时候，不是拎一桶，而是拎两桶。沏茶要沏两壶。跟每个人说“晚安”要说两遍。甚至洗澡也要先洗一遍，接着再洗一遍。这一来弄得家里人挺恼火——尤其是埃里克舅舅，因为他总是一本正经，从不介入我们的瞎闹。
毫无疑问，特雷弗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听他布道的时候，觉得他把基督教讲活了，我再次让上帝和宗教思想渗透到我的生活之中。我感到自己跟主耶稣非常贴近，而且经常向他祈祷。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他不仅知道，而且特别关心。拿撒勒人耶稣①＇2＇、上帝的羔羊、世界的福祉、好牧人、弥赛亚（救世主）。还有上帝的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一遍遍地亲口说过，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认为，即便是在当时，我对这句话的意思也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他教导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扉去接受圣灵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对那些念念不忘物质财富的人，对那些想得到世上的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而我对这些东西素无所求。所以在充满激情的青少年时期，我就让圣灵悄悄地进入了我的心灵：在教堂里聆听特雷弗讲经布道，看着他身后主耶稣怀抱羔羊的美丽油画的时候；坐在高高的山毛榉树上，耳听被风吹得飒飒响的树叶，离鸟儿很近的时候；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那张我心爱的图画的时候——画上画的是善良的牧羊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陡峭的悬崖上伸手去救一只身陷绝境的羊。是的，我相信耶稣。而且我也相信奇迹，因为我认为人类的大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我深信，如果耶稣在世时我认识他，我的病就会痊愈（如果我生了病的话），因为我从内心里相信他具有治愈我的疾病的力量。能够产生奇迹的，正是这种绝对的、毋庸置疑的信念。不过，我在当时还无法对这一信念加以验证，因为我没有病，没有真正的病倒。
16岁的我对耶稣产生了强烈的爱。我相信他就在身边，而且耶稣蒙难十字架和他在客西马尼园①＇3＇遭受精神折磨的情景经常萦绕在我脑际。记得有一次适逢耶稣蒙难纪念日，我漫步在伯恩茅斯市中心，看见有人在打网球。我感到不可思议：在耶稣蒙难纪念日，这些人怎么还打网球呢？我当时的思想里没有丝毫的虚伪。我真的很生气，我感到心里很难过，而且我相信耶稣也会难过的。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基督教徒，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我当时心里所想的就是耶稣受到的折磨。我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来忍受耶稣和其他烈士所蒙受的痛苦和折磨？我在战争中将怎样面对折磨？在面对铁钉穿透肌肤、严刑拷打、被送上拉肢架的时候，为保护我所热爱的人，保护我这个群体里的人，我能不能做到宁死也不吐半个字呢？我想我受不了那种折磨，对此我会持续几个钟头感到痛苦。我会不会为我所信仰的事业献出生命呢？当然，我无法知道。埃莉诺·罗斯福夫人②＇4＇说过的一句话很耐人回味：人就像一袋茶叶，只有放进开水泡，才知道茶好不好。
从我当时所写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中，就能看出我心灵上的痛苦。仅以下面几行诗句为例：
撕去眼睑的眼睛充满恐惧，
无助地看着通红的烙铁
慢慢地钻进渗血的肤肌，
条条纤维都在紧张地等待
等待那非常可怕的结局，
随着通红烙铁的深深嵌入
是怒不可遏的咝咝声
和撕肝裂肺的呼号声。
这是我心目中的地狱：
我的灵魂已经收缩，
我已成了一个躯壳，
即便这是命中注定，
也要活到最后时刻。
有时候我也幻想着要成为烈士。关于斯大林，我们听到了许多。我认为自己会去支持前苏联的基督教徒，去组织秘密的宗教团体，去帮助信仰的火焰得以继续燃烧。当然，共产党会因我的信仰而注意到我。我把自己想象成因信仰而经受折磨的英雄，这使得我不再为现实中的我会如何表现而烦恼。这样的遐想部分反映了我对待世上残暴和罪恶、痛苦和磨难、勇气、理想主义、信仰的态度。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认真仔细地研读《圣经》——而且几乎无法相信我所读到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有些部分明显不合逻辑。我的意思是，如果圣母生下耶稣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那又何必用很长篇幅去追溯约瑟是不是他的父亲呢？有什么必要呢？没有任何意思嘛。有些事情虽然无法证实，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比如说上帝吧，我内心深知上帝确实存在，可是其他一些事我就无法相信，比如上帝在七天之中创造了世界，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化而来。我也无法相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和葡萄酒，真的是基督的肉和血。不过我相信，只要一个人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在他看来那就是基督的肉和血。难道耶稣当真要人们这样去理解他的话吗？肯定不是——耶稣说的吃面包和喝葡萄酒肯定只是一种象征。所以我逐渐意识到，我所信仰的上帝和耶稣，有超出《圣经》之外的独特的含义；在虔诚的信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托马斯·杰斐逊①＇5＇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圣经》不过是集多人记忆与思想大成之作，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和智慧要远远胜过另一些人。于是，他就从四部福音当中摘录了他认为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篇章，并用这个大大浓缩的版本来鼓励自己。
虽然我对《圣经》有保留看法，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特别是《旧约》中的一些精彩故事。外婆有一个功德箱，打开它的盖子，就可以看见里面一个个小纸卷。只要用一只专门的镊子，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后就可以读到《圣经》上的文字。那里面最多不超过30张，不管谁去抽取，都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排解和安慰。其中对你提出挑战和让你采取行动的为数很少。所以我决定自己另外做一只箱子。完成这件事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尽可能把它做好。”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大清楚，不过它部分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竭尽全力建造自己的圣经箱。为了使我所选择的文字比较全面，我从头到尾通读了《旧约》和《新约》的全部内容，从中摘录了我认为合适的文字。我把它们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四分之一英寸宽、三四英寸长的纸上。写好之后，我就把它们紧紧地搓成小卷，然后放进6只火柴盒里，再用浆糊把火柴盒粘在一起，变成一个由6只抽屉组成的小柜模样的东西。每只抽屉上装一只小铜环，一拉就开。每个抽屉里有大约20段文字。最后，我用墨绿色的纸糊在外面，再在顶上贴一个小而精致的耶稣诞生图。
做盒子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主要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上做的，因为我想对家里其他人保密，想给别人一个惊喜。盒子做成的时候，正赶上圣诞节。我把它当作圣诞礼物放进外婆床头的长筒袜。在我和朱迪还没有意识到圣诞老人其实并不存在之前，我们总是动手制作或者攒钱买一些小圣诞礼品，这样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那天一大早我们就给每个人端上一杯茶，接着把给他们的礼物很快放在他们的床头。外婆拿到那个圣经盒之后爱不释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只要令她感动的事情，她都会流泪。我们一家人都有这种情绪。我们称之为“哭鼻子”——这是约克郡的土话，外婆小时候就这样。
那个小盒子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而且经常打开它的小抽屉，从中抽一个小纸卷，读一读上面的内容。我喜欢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抽出来的东西是安慰、鼓励还是规劝。我那天早上抽出的是：“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约伯记》37：14）我让奥莉抽一个。她抽到的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路加福音》12：6）万妮抽的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22： 17）。
我认为，我喜欢看《圣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许多章节中那诗一般优美的语言——现代的版本中许多优美的语言已经不复存在。我喜欢诗歌，读过许多诗作。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可是我当时对弗朗西斯·汤普森、济慈、莎士比亚、弥尔顿、罗伯特·勃朗宁和艾尔弗雷德·诺伊斯的作品却情有独钟。还有像鲁伯特·布鲁克和威尔弗雷德·欧文讴歌战争的诗作。我还喜欢沃尔特·德拉·梅尔的作品。由于我们买不起新书，我常常在旧书店里一泡就是好几个钟头，在诗歌作品的书架上浏览。我喜欢那些柔革面图书的手感，只要钱够了，凡能找到的我就买。我所买的这种装帧的书——都是我所崇拜的诗人的书——在我房间里有整整一排（如今这些书都放在白桦山庄的起居室里）。有多少个夜晚，我手捧这些诗歌一直读到深夜——有时候写我自己的诗，因为我当年曾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我早年所写的那些诗歌主题多样，有一些是出于消遣，可是有很多都凝注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宗教精神主题的兴趣，像《野鸭》，就是其中一例。
野 鸭
一只野鸭从太阳前飞过，
从我的眼前直接飞过。
它展开坚强有力的双翼，
振翅朝大海方向飞去。
我看见它那明亮的眼睛，
因为它飞得离我很近；
映衬着落日余晖的异彩，
它的羽毛是那样绚丽。
它的翅膀奏出美妙乐曲，
我听出那是飞翔之音。
美妙动听的乐曲打破了
夜幕降临之前的宁静。
我感受到它胸中的激情，
因为它飞得离我很近。
我的胸中也奔涌激荡着，
由欢乐而产生的同情。
美丽的沙丘；美丽的夕阳；
还有那只野鸭——和我。
在苍穹之下，有一种精神
正在永无休止地传播。
显而易见，我开始感到自己是受制于某种伟大而统一的力量。我会因为有些事情非常高兴，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心中奔涌着欢乐的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心境因何而产生：抑或是特别美丽的夕阳；抑或是立于树下时，见太阳冲破云层，听鸟儿在啁啾；抑或是置身某个古代教堂的静谧气氛之中。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强烈地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巨大精神力量的支配——上帝的力量。在人生道路上，我逐渐学会怎样从这种力量中汲取力量。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在必要时，它能使我从垂头丧气中重新振作，使我疲惫的身体再次充满活力。
这时候，立志当诗人和烈士的我很快就要毕业离开学校了。我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家是没钱供我上大学的。要想拿奖学金，外语必须很好（而我的外语不好，现在仍然不好）。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很好，上大学却不是我的选择。我的一个姑妈和姑父曾经邀请万妮和我去德国小住，因为德国战败后，我姑父迈克尔在英控占领区的行政当局工作。我想万妮希望我去德国能明白一个道理：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对德国充满仇恨，许多德国平民百姓还是善良仁爱的。
到德国后，我们去了科隆。这座城市也像德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在战争中遭到盟国的猛烈轰炸，已成一片瓦砾。看到这片废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我突然发现，断壁残垣中屹立着完好无损的科隆大教堂的尖顶。我觉得它象征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由于一个人的称霸野心，整个欧洲被推人战争的血海，这座一度非常美丽的城市因此横遭浩劫，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人间的罪恶。这景象使我终身难忘。这种强烈的象征与我在伯恩茅斯所聆听到的那些布道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到英国后，万妮劝我接受秘书工作培训，因为她觉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当秘书的工作。可是我仍然想旅行，想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去，去研究动物。除了看诗歌和哲学方面的书籍，我继续看一些有关动物的书。非洲仍然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意识到万妮说得对——接受秘书培训可以使我有机会去非洲。于是我去了伦敦。我当时19岁，用现代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天真的19岁。生活在伦敦是一种奇妙——非常单纯——的经历。有时候我会一连几小时泡在艺术博物馆，尤其是泰特画廊里。有时候我会去听古典音乐会。在吃午饭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去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结交了一些青年男子，跟他们谈情说爱，他们还带我去吃饭，去看戏。当年的小伙子请姑娘出去，如果要姑娘自己掏钱，他会觉得很没面子。这倒是件大好事，因为我的手头很不宽裕。这就是说，如果有人请我去吃饭，我自己就不必花钱了——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顶多也就是一块香肠面包卷而已。如果晚上不外出，我的晚餐常常是四分之一磅的水煮大白菜（最便宜的蔬菜），加上一只苹果，或者一块企鹅牌饼干。
尽管伦敦的生活丰富多彩，尽管在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里能学到许多东西，我还是想受到正规教育。我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上了大学，我觉得自己有点比不上人家，我也梦想能上大学。所以我就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开设的免费夜校课程。我选修了新闻和英国文学。英国文学讲授的是迪伦·托马斯和T。S。艾略特的诗歌欣赏。我还参加了每周一次的神智学。我对这门课上讲到的佛教中的“业”①＇6＇和“转世”的概念很感兴趣，因为我还在冥思苦想着那场可怕的战争。如果“业”真的在起作用，那么希特勒和纳粹就会以未来的某种生命形式来偿还他们所造下的罪孽，而那些在战场上喋血的和那些在集中营被折磨致死的人们，也许会因前世的苦难而得到回报，比如在来世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抑或进入某个天堂或者乐园。我从来就不相信，上帝只给脆弱的人类一次机会——不会因为我们在世的时候是失败者，就把我们送进地狱。毕竟，在永恒这个背景下，人的一生是极为短暂的。所以说， “业”和“转世”在我看来是符合逻辑的。
给我们讲授神智学的女教师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大多数男青年学生都一厢情愿地爱上了她。我也觉得她很了不起。她能把一个小小的想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经常强调不要陷入被她称为“循环思维”的套路，这样我们才能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她解释说，循环思维就是那种总在头脑里反复出现的思维过程。想让自己的思想一片空白，一无所思，也许是最艰难的任务。我对上帝和宇宙的信念不断改变，所以那些课程中所学的许多东西对我大有帮助。我在那段时间写了不少诗歌，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古老的智慧
夜风轻轻摇松树
白云飘飘黑天幕，
出去吧我的孩子，出去
寻觅你的灵魂，永久的我。
脚下沙沙青草响
天上高高繁星挂，
在你的上方，很近的地方
在你身上找到，永久的我。
是的，孩子，到外面的世界去吧，
慢慢地、静静地理解这个世界，
你的灵魂就是这个宇宙
它会知道，永久的我。
下课后，我们有些人就去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慢慢探讨。我从这些晚间课程中学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参加这个班的人五花八门，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课堂上有个 “蚯蚓女郎”经常站起来发表一些妙论。她提到了蚯蚓，说这种小东西虽然只是在蠕动，却能给土壤增加空气，能让生活在土壤里的生命得以延续。多亏了这位“蚯蚓女郎”，蚯蚓才一次又一次地进了课堂。有个非常有趣的荷兰人，过去曾经是荷兰地下游击队的成员。他比我年长许多，可我却爱上了他。我们的关系差点到了非常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