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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两人之间是不应该有增值税发票上的来往，所以钱楠樱给张某的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同样属于虚开。张某用这些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自己公司的进项发票到税务机关用来抵税。
之后，钱楠樱还以同样的方式，为其他几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34万余元，逃税39万余元。
钱楠樱如此明目张胆地虚开增值税发票，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2002年11月份，北京房山区国家税务局接到群众举报，钱楠樱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房山区国税局会同房山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对钱楠樱、范炜涉嫌非法购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进行了立案查处。钱楠樱被抓获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钱楠樱、范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后，当法官宣布一审判处钱楠樱有期徒刑15年，判处范炜有期徒刑9年时，这对撞进法网的苦命鸳鸯几乎同时在法庭上泪流满面。人们注意到，法庭上刚刚30出头的钱楠樱头发已经花白，苍老得像50多岁的老人。
钱楠樱的犯罪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以身试法实在是愚蠢的。钱楠樱曾经觉得自己很委屈，为什么别人这样干没事，自己干了就出事了呢？其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侥幸都是不可以的。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位经商者都应该从本案中汲取一些教训。
后记 感谢命运
本来除了感谢命运之外，我还想感谢点别的什么来着，但是，坐下来想想以往的生活，需要感谢的太多，确实一下子感谢不过来，仿佛只有命运可以涵盖一切。
命运是个大命题，我这里所说的命运有两个因素在里面，一是我个人的，另外是我采访对象的，也就是我笔下人物的，他们有的在快乐生活着，有的已经失去自由，有的正在用劳动洗刷他们的原罪，有的已经去了天堂或者地狱。而我只是用笔记录他们命运的人。
我先说说我的命运吧，我老家在山东乡下，20年前我没能考上大学，到了该当兵的时候就当了兵，到了该提干的时候就当了军官。当然，需要说明的，我这人没什么本事，要说特长也就是能划拉两刷子，这也就成了我“混饲料”的手段。10多年前我那个陆军少尉是写文章写出来的，之后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也是因为能划拉两笔才读了文学系。再后来围绕着我发生的很多事情，也是跟写作有关，包括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法院。本来我先是在政治部写一些官样文章，以为这辈子也就当个刀笔小吏了，没想到命运在2002年拐了个弯儿，我因祸得福当起了政法记者，而且5年下来竟然出版了10多本书，虽然离纯文学有点距离，但法制文学也是文学啊，在法院里混了个法制文学作家当当，您说这是不是命运作怪？想想一个乡村孩子一下子出一套系列丛书，是应该感谢一下什么的。
我是一个有着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不能说我信命。但是，人是不能跟命运较劲的，就像狗咬了你一口你不能去咬狗一样，你可以趁它主人不在的时候狠狠地把狗脊梁打断。听天由命实际上是顺其自然，这恰恰符合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用我的话说就更简单，该干嘛时就干嘛。
我现在该干的就是把法院审判的案件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而不是紧紧抓住当年的诗人梦想不放，人还是务实一点才好，能干嘛就干点嘛。比如法制文学是我作为政法记者的本职工作，端法院的饭碗就得给法院干活，这没说的。当然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我记录下来的这些案件，是21世纪初期中国法制进程中一些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故事而已，但在若干年以后，这些故事展示的是中国法制进程中变革最迅速时期的典型案例，因此，这些案例对读者而言是消遣，对关注中国法制进程的研究者而言，是除了审判卷宗之外的另一种文本。我努力把文学作品和审判卷宗有机结合起来，努力达到相互印证、相互映衬的效果，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点方便。这便是这套《解密案卷》丛书出版的初衷。
对于这套图书中我所撰写的文字，我需要做一点简单说明。这套丛书，主要以刑事案件为主，大家可以想象，卷入刑案中的这些人的命运应该是让我们唏嘘的，这也是我作品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所以，我要再次感谢我笔下那些不同命运的人们，无论他们是罪犯，还是受害人。
在撰写这些文章时，我创作的一个原则是，在所掌握的题材里找出一个新闻点再进行创作，这是最考验一个法制记者功力的地方。在深入采访之后，我很少急着动笔，因为我需要在众多素材中寻找打动我的东西，这个感动我的东西就是人物命运，也是文章的角度，或者是文章的主题。比如童琇琳雇凶杀人案，很多媒体报道的角度都是警察给童琇琳介绍杀手。这个角度不但损害警察形象，也没有什么新意。后来我从童琇琳是某名牌大学学习法律的高材生，她的朋友也是熟悉法律的警察，她雇凶杀人后回国自首等很多人极少关注的细节，从知法者无奈之下犯法的角度，讨论司法渠道的畅通问题，这个角度就新鲜了。再比如尽人皆知的张恩照贪污案，很多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了，但我却从张恩照的草根出身和逐渐忘本的演化，写出了一个高官渐渐迷失自己的《草根行长“勿忘在莒”》，既符合张恩照出生地山东莒县的古代典故，又提出了一点哲学和命运有关的问题，文章就显得有点意思了。
除了文章创作需要说明的，还有这套图书中提供的相关卷宗问题。因为这套书叫《解密案卷》，所以有必要提供一些相关案件资料。首先我保证这些资料都是原始的真实资料，这一点是不敢有半点水分的。其次是大家关注的保密问题，我在部队曾经当过3年保密员，熟悉保密守则，知道泄密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这个系列中，所有的案件我都提供了法院的原始判决书的节录，也许很多人不了解，现在法院除个别案件外都是公开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公开的，不存在泄密问题，而且在判决书中涉及的敏感内容我也已经做了相应技术处理。其次是庭审笔录和亲笔供词等内容，因为公开审判，公布部分庭审内容也不泄密，当事人的亲笔供词我也只是选取跟案件相关的部分内容，所以也不存在泄密问题。总起来说，这些都是大家极少接触的原始资料，读者和研究者不可能参加所有庭审和见到这些资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被解密的案卷内容，全部都是首次公开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一些图片，除我本人拍摄之外，还有一些是法院的一些新闻同行提供的，他们分别是姚学谦、郭京霞、王文波、常鸣、高志海、王鑫刚等人。另外，这套书中有几篇文章是我和同事、朋友们共同合作的，比如胡浩立、梅玉兰、张莉萍、裴烨等人。在此一并谢过。
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估计感谢命运也都囊括了，谁都有自己的命运，谁都得按照自己的命运活着，不管是罪犯还是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