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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每个战场上都有战死的危险，若战死我将化为灰烬，即使还剩一口气，也不可能把我带回日本。我在战场上目睹了老百姓的一切悲惨的情景、战争的罪恶。
由于我受过很深的触动，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因而如实地写下了善和恶。
我们受过“中日战争是圣战”的训导。
“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宁当护国之鬼，不受生俘之辱！”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所以就丧尽天良地屠杀了他们。
军国主义思想武装的日本军没有人类爱，没有人道主义，战斗的目的是胜利，胜利就是正义。我们士兵成了“作战的活武器”。训导我们的是：“忠于天皇，光荣战死！”
军国主义教育把我们士兵加工成作战武器，麻木不仁地盲从长官。在“活武器”心中只有为天皇尽忠。
然而，人的天性中就具有人类爱和同情心。有一次西原少尉命令我说：“明天早晨要把她们统统杀掉，要看守好，防止逃跑！”我想：“这五个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非要杀她们不可呢！”遂违抗军令把她们放跑了。她们向我叩头感谢后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在我的“南京战记”里有一篇写的就是这件事。另外，十二月五日凌晨，五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被捕时，因为他们身边带着无线电发报器，被认定是特务，相继遭到了杀害。当时青年的相互友爱和女性的纯真的爱及其崇高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力量比死还大！”
（你有人性吗？impossible！）
我还记录了由于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当地的老百姓失去了工作，断了生计。在邯郸有一家靠妻子和十五岁的少女卖春糊口，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我含着眼泪在日记中记下了黄河大堤被炸后的悲惨情景。不仅是人在杀人，还有那惨不忍睹的成堆白蛆正在活活地咬死老妪的场面。我在为日本军侵略的牺牲品而落泪，然而，自己又是侵略者中的一分子。
（你有眼泪才见鬼！）
我是忠于天皇敕谕“军人天职乃临战当敌，片刻不可忘记‘武勇’二字”的盲从兵；是一个侵略中国的兵；是一个被天皇授予武功超群这一最高荣誉奖——金鹞勋章的忠实士兵。
人类爱和战士的使命感使我产生了疑惑，为此，我写了日记。每次作战结束后就着手下次进攻的准备，部队要休整。
我利用休整期间把战场的情况写了下来。因为是匆忙之中写下来的，所以是一个概况。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回到了日本。
在一九四0年和一九四一年，我回顾了战场的情况，并且趁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对战地日记进行了整理。
因为当时我经营了八个电影院，没有能将日记全部清稿，在清稿日记的开头我写道：我要在这里记下战场上的真实。
要记录战场上的美与丑。
只以一个人的立场加以如实记录。
战争是什么？
“战争”二字就是残忍、悲惨、暴虐、放火、屠杀等等惨无人道的众恶之极的概括性代名词。
所谓战争，就是包括了一切非人道的罪恶无比的巨大的恶魔口袋，它茶毒生灵，破坏良田，摧毁房屋，恣意暴虐，毁灭文化，使人间变成地狱，导致无数的生灵成了孤魂野鬼。
战争的真实情形，……似乎是最大的痛楚，又似乎是无尽的悲痛，还似乎是对永恒怨恨的呐喊的感伤。
我第二次出征的时候，在浙江省宁波市迎来了日本战败投降。我带领部下把我们独立大队的武器弹药装上八艘帆船运往上海。当时，一位尉官以上的中国军官对我说：“南京交战时，我在下关码头遭到了日军集体屠杀，因躺在战友们的尸体下装死而死里逃生。夜里悄悄地逃脱出来后与可恨的日本军拼命到今天。一想到当时的仇恨，东军曹！我恨不得把你杀掉扔进黄浦江！但是因为上面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他没有对我以牙还牙讨还血债。多亏中国军人的宽大，我才幸运地活到今天。这种“源源不断、不争先后、大江日夜悠悠流”的大陆民族中国人的宽宏大量，使我感激涕零。想到这些，我觉得日本军不但在军事上吃了败仗，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败将。中国人对不共戴天的敌人日本军以德报怨饶恕了我，我要感谢感激！（你好意思活在世上吗？干嘛不吊死？？）
人类的进步来自于学问，
学问、文化产生于文字。
汉字是中国教给日本的，
日本文化的原点是中国。
写字的纸墨也是中国教的。
火药也是中国发明的，后又传到日本，而日本却忘恩负义地就用这个火药，来恣意侵略这个火药之师——中国。十五个春秋里，中国卧薪尝胆取得了最终胜利。
应该永世不忘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军阀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以牙还牙，而是对我们“以德报怨”。
日清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台湾，从中国索取了大量的赔款。然而这次日本战败后，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一寸土地，没要日本人赔偿一分钱，反而对我们说：“我们要永远为友好而努力！”这种恩德我们要报。
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我要忏悔，但白罪过，脱胎换骨。遗憾的是至今军国主义阴魂仍然不散的那群家伙竟然控告说：“东史郎在说日本军的坏话，这是毁坏名誉。”“不光彩的侵略和残暴的日本军究竟有什么名誉？！”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了他们，六年来与他们斗了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三百万人出征，而我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一直在与军国主义斗争。
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里设立了“确认南京大屠杀虚构会”，这是原告的目的。因为我坦白了日本军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他们就威胁和攻击我，把我送上审判台。可是，铁的历史事实不容抵赖，必须反省！妄想抵赖南京大屠杀的卑鄙的军国主义分子拼死地利用审判，其靶子就是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九九八年三月八日，朱成山馆长和我一致同意将战场日记全卷赠送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且一致同意以中文出版发行，以此使记录着战争实况的“东日记”为“后事之师”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还把当年天皇颁发的金鹞勋章和瑞宝章、从军章及其证书、签名军旗赠给该馆，以表我的忏悔之心。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出版前言
出版前言
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
这部日记的作者东史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一九三九年九月因病回国。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一九四六年一月回日本。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五卷三十七万字。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西本（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
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
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
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
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澎！”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
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
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走路了。
战后，东史郎回到日本，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富裕。一九八七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
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同年十二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读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但东史郎及其家属不惧威胁。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在侵华战争期间，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东史郎无疑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双手也曾沾上了我同胞的鲜血。但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东史郎能在半个世纪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于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向中国人民谢罪，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这需要相当的觉悟和勇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义行动。
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暴行径。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桥本没有提出异议。一九九三年四月，在一些原日军将校的精心策划下，桥本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青木书店和该书编辑下里正树，诉讼至东京地方法院，要求登报公开道歉并支付损害赔偿金两百万日元。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为桥本恢复名誉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迎合右翼势力的意图，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并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作出判决，认定《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水塘”、“邮袋”、“手榴弹”等记述为“虚构”，判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东史郎等“被告”败诉，各向桥本赔偿五十万日元。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东史郎日记》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败诉后，日本友人专程来宁，主要就一审涉及的“一九三七年时的邮袋能否装下一个人”、“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加害者构成危害”三个问题调查取证，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支持，人们纷纷举证，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这些证词证物，一一转交东史郎案律师团，成为《东史郎日记》案的佐证。
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的原最高法院旧址（现江苏省商业厅），就是《东史郎日记》记述的当年的惨案发生地。从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今，南京市民共提供三十三种四十二件当年地图以及历史上的两张航拍照片，均证明原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邮袋调拨局出具的关于邮袋尺寸、质地和字样的证明书，证明当时的邮袋确能装下一个人。
南京理工大学徐云庚教授，是我国手榴弹研制专家。一九三九年，他曾在汉口兵工厂改制了攻防两用木柄小型手榴弹。他证明，在此之前，中国军队使用的手榴弹均为老式木柄手榴弹。其引爆时间为五秒～七秒，杀伤半径为五米～七米，并提供了当年手榴弹的构造图和技术资料。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在江宁县上峰地区进行了手榴弹爆炸试验。
主持这次手榴弹试验的爆破专家吴腾芳教授说：“试验的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对加害者不会构成威胁。”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再次为《东史郎日记》案进行手榴弹水下定点爆炸试验，试验结果验证了《东史郎日记》记载的真实性。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刘庆宁、李巧宝对手榴弹爆炸试验做现场公证，并出具《公证书》。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桥本光治的律师高池胜彦及支持者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场上打出“南京虐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消息传出，全世界正义人士深表震惊。人们对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颠倒黑白的不当判决表示惊讶、遗憾和强烈的愤慨。国内外新闻媒体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纷纷谴责东京高等法院的无耻行径。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
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惨绝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任何企图否认这一史实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强烈谴责。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表态。但必须指出的是，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杀不掉的。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历史，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世人，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纪念馆遂授权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
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