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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前有一个大教堂，听说有三四百名姑娘在那儿避难。支那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都能看到这些外国人的足迹，我们权力再大，不经允许还是不能进入这个高挂着法国国旗的教堂的。所以，在支那人想来，天主教堂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走来一位气质高雅的外国人，他头戴黑帽，身穿黑衣，所有的随身物品都是黑的。他可能是个牧师吧？想到他们远离故土，在渺无人烟的异地默默无闻，奉献一生，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我们在这儿也找不到柴火，就顾不得主人满脸不乐意，把桌子、椅子等家具劈了当柴烧。支那人的房子都是中看不中用。这一家外观气派，像个豪宅，里面却是灰尘密布，另外，房间的布局也很不合理。
今天要出发去新乡，我们中队的任务是扛军旗。这个人家有一匹好马，它不同于一般的支那马，长得膘肥体壮，让人挑不出一点刺儿来，我们十六个掉队的有一辆毛驴拖的板车，就准备把这匹马也用来拉车。我们向主人保证到新乡就还马，他这才把他的马连同仆人借给我们。
支那的马车很结实，车轮也相当大，就是车身太沉。苦力把马鞭甩得“噼啪”作响，吆喝三头毛驴和一匹马赶路。
今天不同往日，风呼呼地刮着，卷起的尘埃形成了一道黄雾。我们就像走进了风沙肆虐的沙漠，有时都看不清人的身影。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戴上防尘眼镜。艰难的行军途中，戴上口罩只会觉得呼吸困难，所以没有一人戴口罩，大家一边吸着灰尘一边往前走。这灰尘扫过原野，穿过村庄，狂风刮到哪儿，它就卷到哪儿。
几乎所有村庄的村民都逃走了，当然他们没忘了给自家的门加上牢固的大锁。有一个村庄挂起新政府的五色旗和赶制的太阳旗，打出“欢迎大日本军”的牌子。村长带着村民在村口迎接，军官走到他面前时，他掏出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
他们还在桌上摆好茶水，但我们谁都没去喝，只有卖酒的朝鲜人上去喝了几口。这些朝鲜人从磁县起，就用板车拉着名叫世界长的酒，跟在部队后面卖。
我们的鼻子被沙尘塞得透不过气来，嘴里满是砂粒，脸也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就这样，下午五点，我们像个雪人似的到达了新乡。
二月二十五日。
我们的中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宿营。我的分队则被分配在狭小胡同里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还算整洁干净。我们占了里屋，把他们全家人赶到外屋去祝我们要在这儿驻扎一个月，因此得把所有设备都调配好。当我们把厨房、寝室、厕所、枪架等都安排妥当后，就准备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月。
长途行军时，行李再重我也没把在大连买的《残夜焚竹录》与《静观动乱》这两本书扔掉。
二月二十六日。
五川素来的《静观动乱》中，引用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的一节。说希特勒“心怀爱国之情，奔赴战场时感觉如同去舞场赴宴一般”，他因眼睛被毒气熏伤住院养病期间，听到了德国投降的消息。他一边流泪一边说：“我自从站在母亲墓前流过泪后，就再也没哭过。我青年时代的坎坷遭遇，反而增加了我的反抗心。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我们队伍失去了很多战友，但我从没为他们流过泪。因为他们是为祖国德意志而献身的，哀叹他们的死就是一种罪恶。但这次，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读着读着就越发觉得自己应该反省。我们奔赴战场不是才六个月吗？但我们早就祈祷能早些归国。我们每天谈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候能回国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在战场上呆两年或三年。远在故乡的人们从没说过类似“早点回来”的话，而我们却个个归心似箭，真是可耻！
世界大战（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两年，即使到了第二年，希特勒还是不愿投降，他宁愿选择战斗。而我们已对才六个月的战争产生了厌烦情绪，这可不行。我们还得继续战斗。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第二节
第二节
二月二十七日。
昨天休息了一整天，今天上午列队绕过市区来到城墙上出操。我担任联队本部的营兵，所以操做到一半，我就回营地了，这时泷口上等兵告诉我：“中队长命令大家去出操，趁机来检查枪支是否都保养过，并把那些没有保养的枪都拿走了。”
我的枪虽然没被他拿走，但我还是被中队长这种卑鄙的行径激怒了。
做完操后陆续回营的士兵都破口大骂中队长。要是一个混蛋下士做出这种事倒也罢了，作为中队长怎么能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呢？作为中队长在检查前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宣布：“今天要检查兵器。”大伙儿本来就反感森山中队长，通过这件事看出了他气量狭小行为卑劣，就更加蔑视他了。可以说他暴露出人格的卑污，失去了士兵的信赖。
真正的领导不是靠军队森严的等级来指挥士兵的。我们这个中队的士兵表面上很服从命令，其实大家都打心眼里瞧不起中队长。好的领导是因其崇高的人格受到士兵的尊敬，从而指挥部队的。否则，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团结。
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最多去站站岗。猪肉和鸡蛋都敞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定好炊事值班表，轮流做饭，当班的士兵各自露出绝活，令我们大饱口福。
没有什么任务，我们天天酒足饭饱，在初春暖洋洋的阳光下，过着愉快的日子。
新乡是一个肮脏的支那城，城墙的外观很是雄伟结实，像是用砖头砌的，但里侧却是用泥土堆起来的土墙。特别是北城门，又小又破，摇摇欲坠。
我们经常去北门站岗。出了北门，就有一条混浊的小河，河上浮动着无数的帆船。河上有一座桥，走过桥就能看见一个澡堂。轮到我们中队洗澡时，大家就到这个澡堂来。桥的两边排列着很多售货摊儿，有卖花生的，卖饮食的不是卖饭而是卖粥，还有卖馒头、卖糖果的。来来往往的支那人就站在路边吃，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很自然的事儿。
支那人对养鸟情有独钟，在北支那任何地方都能见到他们养云雀一样的小鸟。即使在桥边的售货摊上，也能听到云雀婉转的鸣叫声。摊主一边做生意一边竖耳聆听悦耳的鸟啼声。而来往的人们听到鸟叫声，也转过脸欣赏它们跃动的身姿。
云雀在桥上高歌，曲调忽高忽低，变化多端。
碧空万里，风轻轻地拂着人脸，空气像牛奶般清新，地面上水汽袅袅，大地一片春意盎然。
河上浮动的小船里，有的支那人边晒太阳边不慌不忙地抓虱子。
这儿还能看到流动的理发摊，像内地的卖面条摊儿似的，挑着担子在街上到处招揽客人。扁担的一头摆着推子、牙刷似的刷子、洗衣皂，另一头放上脸盆，身上围一条脏兮兮的白布围裙，沿街做生意。说到理发，中支那人都留头发，但北支那人却个个光头。士兵和支那人就在路旁一边晒太阳一边剃头。士兵们不愿把洗衣皂涂在牙刷似的刷子上洗脸，就自带洗脸香皂，理一个头十钱。
好像敌军曾在新乡驻扎过，有的人家还留有支那军宿舍分布图。敌人在逃跑之前往所有的井里都投了毒，所以井水一概无法使用。吃喝洗漱只能用混浊的河水。居民也用这河水，帆船上那些不讲卫生的支那人把粪便也倒进河里，即便如此，这种泥浆水还是很值钱的，有人就挑着叫卖。我们用石油罐装水，六罐共十钱。
支那的井都是些直径二尺左右的圆井，非常简陋，仅仅是在地面打个洞，四周没有什么东西围着；井里面也不用砖砌，泥土很容易掉进井里。我常常奇怪他们怎么这么笨呢。另外，他们根本没有“排水”的概念。厨房里没有排水沟，而是把污水盛在桶里，满了就挑出去倒掉。
不管我们在哪儿扎营，头一件事就是修建厕所。可以说支那没有厕所，要有，也就是挖个五寸宽、二尺长、五寸深的洞，再在地面搭两块细长的石头。士兵只要住上一夜，这种“厕所”就会粪便四溢，无法使用，这样的话，一百个士兵就得要一百个这样的厕所，因为谁也不会在别人用过的地方解手。
因此要在一个地方长期驻扎的话，头一件事就是建厕所。
支那人的厕所为什么会这么简陋呢？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农民经常为肥料短缺而头疼，一般来说他们每天要到城里来用竹筐挑好几次粪，这样一来，这里人家的粪便就不会像日本那样积起来。
原因当然不止这一个，更重要的是支那人缺少清洁感。
他们的厕所设备极其简陋，更确切他说是没有任何设备，只是指定个地方用来解手而已。没有门，也没有围墙，完全暴露式的，女人好像也在这种地方解手。与之不同的是，中支那人是用尿壶或漆成红色的马桶。
北支那的农田与田埂之间没有任何界线，田埂只是在田间踩出的一条小径而已，在我们想来，即便是踩出的小径，也应踩成一条直线，但在无垠的平原上，他们踩出的道路却是弯弯曲曲的。可能第一个人走的是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路，而后来的第二、第三个人都不假思索地顺着走而形成的吧？这很像我故乡的雪中小径。
北支那的房子都呈四四方方的火柴盒状，往南方走，平坦的屋顶渐渐呈小山的形状，这是因为北支那干燥少雨，屋顶就用土垒成平的。
这一带的屋顶是用瓦盖的，但瓦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厚。
天花板是用竹子搭成网状，再用一层脏兮兮的纸糊起来的，墙壁也贴上了纸。
在联队本部站岗的战友告诉我一件事。说是野战炮队的两名士兵，没带武器就到离城一千米的地方征用军需物品，结果一名差点被残杀，另一名逃了回来。那名差点送命的士兵外套没了，身上只剩一件衬衫，腰以下什么也没穿，被打得头破血流，双腿也中了弹，处于濒死状态，听说他是被营救回来的。从他下身没着衣物来看，可能是在强奸女人时遭到袭击的吧！
接到报告后，联队副官建议放一把火，让那个村庄化为灰烬。但队长不同意，理由是烧毁一个村庄易如反掌，但会引发这一带村民产生反感情绪，不能圆满地完成安抚工作。凡事要从长计议，放长线钓大鱼。最后队长下令让那没带武器的士兵受罚。
今天是三月一日，本来我们可以外出的。日历里带“一”的日子都是外出日。但我呆在屋子里没动，因为根本没什么地方好去，要么就是去朝鲜人的妓院。
我和沈口、村下少尉花八十钱买了两瓶世界长牌酒痛饮。
酒酣耳热之时，我们听到了这个事件。趁着酒兴我们大嚷道：“就该一把火烧光那个村庄！”
“酝酿了二十年的抗日情绪，是不可能因为安抚队十天。
二十天的宣传就烟消云散，从而开始对日军抱有好感，成为日军的顺民的。这一带的村民没有经历过恐怖的战争，没尝过军队、子弹的滋味，所以他们不敬重士兵。应该先对他们严加弹压，让他们饱受铁棒之苦，等他们对日军产生敬畏之情后，再使用安抚的手段。真该放一把火，让那个村庄尝尝大屠杀的滋味。”
我们三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话题也不断变化，最后说到了泷口的信仰问题。泷口每天早上都要合手拜神，我就说：“信仰其实就像是味精。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了信仰人会更坚强，信仰的作用就相当于增加菜的口味的味精。”
村下少尉接过话头：“信仰是味精的话，那寺庙和神社岂不成了生产厂家了嘛？”说完哈哈大笑，仰起脖子又是一杯。
我问泷口：“你每天祈求神灵保佑你什么呢？我还没拜过神呢，你该不是求神庇护你升官发财、子孙兴旺吧？”
“我才不是为了那些呢！我就是拜拜神灵而已。”
“但总是有动机的吧？我记得刚刚出征时，你并没有这个习惯嘛！”
“的确是有动机的。”
“那是什么动机呢？”
他没有回答。我想他肯定是面临巨大的危机束手无策，才转而向神灵祈求奇迹的吧。他是考虑到如果说出动机，可能会被我们小看，所以缄口不语。
三月三日。
我们宿舍前增设了一个娱乐中心，是安抚队安排的。空荡荡的房间里安放了一台唱机，另有五六名姑娘沏茶服务。
设备是简陋了点，但能听到久违了的唱片，还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儿。
新乡是一个小而肮脏的地方。
三月四日。
城门内外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除了士兵来来往往外，很难见到居民的身影。说到店，只有一间脏兮兮的饭店，倒是城外的车站附近更繁华一些。路边的露天摊上，有人在叫卖古董等物。在地上铺一张草席，放上古董、零头布、日杂用品等，就成个摊了。摊上摆放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上。往右拐一点，就能看到散发着臭气的拥挤不堪的贫民窟。
今天是村下少尉值日班，我和仲之岛跟在其后一同巡查。
我们走进了支那人的卖淫窟。里面污秽异常，房间里全是灰尘。在宽两尺五寸多、长六尺左右的灶间里垫上麦秆，再铺上一层薄薄的脏被褥，女人就躺在上面。说她们是女人，不如说是母狗，年龄从十二三岁到三十五六岁不等。那里面还有一些卖淫女是有丈夫的，我们问她丈夫：“让我们乐一下，挺好？”他就回答：“挺好！”然后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
我们问他：“这女人是你妻子吗？”他回答：“是。”问女的：“这男人是你的丈夫吗？”她也回答：“是。”我们又问她：“这孩子是你的吗？”她点头回答，然后就当着丈夫的面领客人去房间了，一副若尤其事的样子。而丈夫似乎在企盼着能多来几个客人。这些一间连着一间的卖淫窝，几乎都是一家子。有祖母，有母亲，也有丈夫，全家就靠妻子和女儿的卖淫所得维持生计。
我们手持刺刀，一间一澡挨个儿走过去，让那些卖淫女脱裤子取乐。她们褪下长裤时，只见里面内裤都没穿，直接露出下身。我们一路看过来，被这儿特有的恶臭熏得头都痛了。
“呸！呸！”我们边啐唾沫边走出卖淫窟。
回到宿舍，有人在大声朗读《读卖新闻》：“依据新形势，为了确保战争长期持久地展开，也为了强化兵力，将对一部分出征部队进行整顿和换防。”
我们大叫起来：“但愿我们就是这一部分部队！”
这则消息令士兵们欢呼雀跃，在士兵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归国情绪。
三月六日。
到处都能发现残敌的行踪。
上午十一点，春光和煦。我正在北门悠闲地站岗，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喇叭声。中队马上分坐三辆卡车轻装出发了。中队出发后，营兵也接到立即出发的命令，我们这些营兵就和重机枪分队的士兵同乘一辆车，紧跟在中队后面。
据报，汲县附近有五百个贼兵袭击铁道队，我们的卡车卷起阵阵沙尘全速疾驰了两个半小时后，到达了汲县（卫辉）。
第四中队（坂队（坂队，部队名。此队的中队长姓坂。当时日本军为了保住军事机密，称呼部队时用长官的姓。））驻扎在汲县的女子学校里。这个学校设备简陋，很不正规。黑板就是那面用墨涂黑的墙，教室也给人一种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感觉。这要在日本最多算个私塾。
遭袭击的地点离汲县有五公里，等我们赶到时，只看到被残杀的尸体，敌人早就高唱凯歌逃走了。我们停在一个小车站里，这个车站位于汲县与道口镇之间。我们停在站台上，等待着满载尸体的装甲列车。
北支那的三月初，正是杨柳发芽、春风拂面的时节。大地上空气清新，散发出一股牛奶般的香甜气息。在这万物复苏之际，暖风让人想起了故乡的山川、父母，还有和恋人们度过的日日夜夜。
连接汲县与道口镇的铁路是敌人逃亡前破坏的，他们还通告村民可以把枕木当柴烧，一直为燃料发愁的村民们就争先恐后卸下了枕木，导致这一路段陷于瘫痪，铁轨则被散乱地扔在一边。
铁道队的四十五名工兵正在修复平汉线彰德以南部分被破坏的铁路，得把这一段铁轨给接好，于是他们征用了约五十个农民和苦力干体力活。天空蓝蓝的，风暖洋洋的，地面升起的雾气使得一切看上去都像在梦幻中，没有炮弹声，也没有刺耳的枪击声，在这儿也听不到都市的噪音，有的只是温暖的阳光和十字镐挖土的声音。工兵们脱去上衣，半裸着身子埋头干活。
其实三天前，就传来了大概有数千名残敌会来袭击的消息。这儿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