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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说历史是很难评述的。不过这很难评述的历史终于过去了。改革开放不久的一年春天，我回到家乡，看见成坤哥和伟生哥领着村中的姑娘小伙儿打社火，四哥打扮成滑稽戏中的县官徐九经，被人架在高车上，头戴扑扑棱棱的县官帽，吹胡子瞪眼，舞动着衣袖。从他们欢欣的鼓乐里步点中，我似乎又听到了刘家洼镇那古老的声音。
乡亲们曲折的经历使我思考，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什么是人类生命的本质？活着最大的欢悦是什么？我觉得，真切而美好的欢乐也许只属于那些普普通通的衣食男女。我们常为无缘的痛苦滋扰着，我们想努力摆脱，甚至高尚而伟大的努力，但其实或许根本什么都不是。相反的，他们比之我们，或许才更接近生命的内核。谁说不是呢？
如今父亲八十有五，健朗的身体使他不愿清闲下来，仍不断为乡民做着一件又一件精致的木器。他做得很慢。从他更为苛刻与精细的雕作里，我除了钦敬，似乎还有说不上的悲哀。我想，他是想通过它们，给乡亲们留一个念想，借以记住世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可怜的生命。
父亲一生为人谦恭，从没和当地人发生过争吵，也从不说他人一句闲话，是镇子上公认的好人。他处事的准则也许得我给他总结，那就是：与人为善。哪怕面对的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能忍则忍、能让则让。这使得他常常让人觉得软弱可欺。但令人奇怪的是，多少年来，我竟从未发现过有哪一位乡民向我父亲叫板。这里的民风就是这样淳朴敦厚，除了那些因为政治运动而被鼓动去打人行凶的民兵之外，还真难遇上什么彻头彻尾的恶人，即便那些民兵，也不过是在背地里评论评论他，说几句坏话而已，他们没有勇气与父亲那双善良恭谨的目光对视。父亲就这样以他的聪明勤恳，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同时为了职业的完满、为了我们这些儿女们成长，容忍了他所能容忍的一切。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说我的父母，并非存心要给他们树碑立传，只是因为他们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真切的部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是小镇的一个活的部分，与所有的父老乡亲一道，组成了小镇的灵魂。这灵魂一代又一代，永生不灭。过去的会过去，但过去的也许还会回来。因为浸泡在苦难里的人类，不会放弃对美好的追求。他们是最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看到他们，人们会联想到苦难，但同时又无比自豪，因为正是这些一碗普通的羊肉泡馍就足以让他们心满意足、一曲嘹嗓的秦腔就足以使他们如痴如醉的普普通通的黄土地上的人们，坚实地生活着，他们承受着深深的苦难，因此也才更懂得追求幸福、品味生活。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三（1）
在童年，我曾有过一个很高的理想，那就是：顿顿能吃上白面馍，喝上小米稀饭。我因此很羡慕隔壁公社大院里的那些干部。饥饿的我扒在墙头，偷偷地观察他们如何吃饭。他们开饭前，边走边用筷子将碗敲得叮当作响，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似乎在告诉我，他们又要吃雪白雪白的蒸馍了，而我只配偷看，只能拿着黑泥巴似的难以下咽的薯干，坐在墙外面静静地听着！在那些年月里，小镇上能吃饱饭的，一是国家干部及其家属子女，一是镇子副食品商店或医院、兽医站的职工。除他们外，大多是饥肠辘辘的贫民。人的等级就这样首先表现在吃上。一个吃，竟使他们的地位等级分明。马克思的阶级学说，首先能给我提供理解的，便是这么一个铁打的事实。我想，对我们这些贫民子弟来说，贫困在许多时候不仅只是贫困，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屈辱。隔墙那些干部敲碗的声音敲醒了我，我开始思考，这到底因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已逝的陕西作家路遥在他的小说里，有着耿耿于怀的描述。许多乡土作家写作的最初动力，竟源于此。
童年的我几乎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七八岁就知道了失眠的滋味。失眠时我皱起眉头，望着黑乎乎的窑顶，那里似乎有一个巨大的渺无极限的黑色空间供我想像。我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因此被过早地刻了出来，我的这张脸也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都给人以苦大仇深的感觉，好像经历了千年的磨难。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信马由缰地想像，并由此慢慢地认识自己，开始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这个世界里一个小小的个人。我的大嫂回忆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一次，她见我一个人跪在桌前的木椅上，拿着面镜子，这照那照之后，嘻皮笑脸地说，嘿，这天底下咋就会生出一个我呢？
年少长成之后，我甚至仍然会时不时背着人，对着镜子发呆。我是谁？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别的什么人，而单单就是眼前的这个自己？我相信，大嫂说的是真的。的确，因为自从懂事的那一刻起，恐怕我首先发现的就是我的这张特别丑陋的脸，嘴太大眼睛太小，鼻根塌陷着，典型一个獐头鼠目！一想到这张脸从此将伴我一生，而且永远无法改变，我就感到气馁。即便在我懂事后的许多年，偶尔仍会对镜纳闷：上帝能给我一颗如此善良的心，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张美好的脸呢？据说，我刚生下来不久，一天中午，母亲去院子里晾尿布，叮嘱尚且年幼的二哥去照看一下我，二哥害怕，不敢去，说：“娃娃咬我哩！”我想，二哥说这话绝不是想推委，在他孩童的眼睛里，我或许真的就是一个异乎于人类的小怪物！
丑陋的孩童是无人喜爱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似乎没有过像别的小孩子一样，坐在大人的膝盖上，被大人又抚又爱的感觉。我是如此之丑陋。丑陋的程度，到了连母亲与我站在一起，都有可能感到羞愧。村子里那些家境富裕的人家，生了宝贝儿子，父母及长辈给他的，都是尽可能的宠爱、美好的装饰，以及有关他幸福未来的推想。这些孩子百天之后，家人会给他过个隆重的节日，并将一个叮当作响的银项圈儿套在他脖颈上，项圈上一把银锁，意思是将他锁住，不被什么邪物拉了去。并且这项圈要一直戴到十二岁，到了十二岁生日那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仪式——“卸项圈”，表示孩子已安全度过了童年，长大成人了。除此而外，从一岁开始，他们花花绿绿的衣服和裤子上绣着老虎狮子一类的动物，以及一串串穗子，其工艺之复杂，非今人能够想像。这些衣饰，在后来的年代里慢慢地稀有了。但我有时仍会禁不住回味，一个男人有这样的童年，并生活在众多女人们的珍爱里，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
我没这样的童年。和那些孩子站在一起，我的身上从来不曾有过他们那样花花绿绿带着穗子的衣服，脖颈上也从未有过叮当作响的项圈。没有这些不说，人们一见我，还无趣地走开，疏远我。不像那些孩子，大人们见了会上去摸摸他的头，无限爱惜地说这说那。他们给我的完全是赤裸裸的真实。打一开始，人们就是通过这种情感的抛弃，强迫我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即在我刚刚看懂人类是怎么回事，还没有任何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便接触到了人生的“冷漠”。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幼年时得不到那些孩子吃的零食，被那零食强烈诱惑的我，是多么发狂甚至绝望。冬日里，一帮孩子在照壁下晒太阳，一个小伙伴拿着月饼，我吃不到，便在旁边指导他，你咬这边你咬那边。指导他将月饼一口口吃下去，而我自己却最终只能咽下四尺长的涎水。想一想，一个衣着褴褛、饥肠辘辘的孩子去指导人家一个披金挂银的宝贝蛋蛋吃点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因此许多时候我竟这样想：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懂，教会我的，是自己的欲望。
到死我也会记得，幼年的时候，母亲一次抚摸我的感觉。那一次是我感冒发烧。也只有到这种时候，母亲才能够将她那终日里忙忙碌碌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额头上，测试我的体温。我幼年时，起初身体相当结实，一年里偶尔会病那么一次两次，所以母亲的这一抚摸尤显珍贵。母亲抽走手之后，我将自己的手放在额头上，久久回味着母亲给我的温暖感觉。如今想来，这实在怨不得母亲，她的确是太忙了，一个将近十几口人的大家庭，所有人的衣食全都得仰仗她。她也太可怜了，她实在无暇顾及到我，再说贫苦人家的孩子，哪能有那么多的娇贵。没有抚摸，难道就活不下去了？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三（2）
也许我并不是一个特例。那年月，时常会看到河南人逃荒到我们这里。他们一副担子，前面筐里挑着全部家当，后面筐里挑着小猫小狗一样的孩子。一个身体消瘦面色憔悴的女人在后面跟着。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这些孩子尽管个个看上去很活泼，但无一不肮脏羸弱，整天在垃圾堆里爬来爬去。这些可爱的小生命降生到他的家庭，大多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一种累赘，一个纯粹的意外。他们将养育孩子叫做“拉扯孩子”。一个“拉扯”，就形象地描述了他们养育孩子的基本方式，即在人生的奔忙中，不要丢失就可以了。这就是河南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四处流散，遍布全国。我常想，在那些赞扬他们生命力顽强的说词背后，是否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他们忽视生命，不能去认真地爱惜自己。作为人，生而高贵的意识在这群人里几乎丧失殆尽。
童年的经历往往是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体验。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到了五岁，也就过完了他的一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五岁前的所有体验，会给他的一生打上印记。我深深地理解他老人家的话。这让我不无感伤，我这一生，难道就因童年的这种经历，便不可能高贵地活着？
家境的再次贫困，使父亲在深夜里失声长叹。我睡在他的脚头，他的脚趾头偶尔会蹬到我的嘴边，我饿极的时候，也会误将它吞进嘴里。至今我尚能回味起他的那种声音和他脚趾的那种特殊味道。那声音穿透黑暗，将一种凄凄惨惨的气氛遍布我四围的每一寸空间，以及幼时每一个漫长的夜晚里。所以，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很坏，它在欺辱和折磨着我的父母。
母亲脾气变得很坏。她大概也发觉现实里的一切，并非依靠勤劳或者美德就可以改变。她脾气坏起来，不朝父亲发，不朝哥哥们发，因为他们常常不在她的身边。惟有尚且年幼的我，时时刻刻跟随在她的身后，拽着她的衣襟，仰着丑陋的小脸哭哭泣泣，因此，我便无可逃匿地成了母亲发泄愤懑的对象。这样，我童年的无数日子，竟成了白天在母亲怒斥或暴打下、夜里在父亲长叹声中，一天天挨过来。在我长大成人之后，面对人生，我潜伏于心底的悲观，以及时常无缘由的哀愁，大都来源于此。
人民公社成立后，土地收回集体所有。虽然通过这些，一些无依无靠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衣食无忧的公社社员，但结果却并不怎么妙。大锅饭使人类的懒惰和利己心渐渐暴露出来，劳动美德败坏了。更为严重的是，人口骤然膨胀。这是巨大的和历史性的灾难，它不但给后来的执政者造成难题，也贬损了我们民族的生存质量，这样惨痛的教训，足够我们民族消化几个世纪。
在我的家乡里，贫困的程度比一般人想像中的还要可怕。村人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在村头的照壁底下，早晨起来，大家都去晒太阳。一排十七八个人，到傍晚呼唤回家的时候，竟有一半人动弹不得了。一查看，已饿死在墙角下面了。
那些日子里，父母分给每个孩童的面饼，不敢拿到大街上去吃，因为随时随地会有饿汉从街角扑过来，从你手中夺走它，而我自己就切切实实经历过这样的遭遇。那时候，孩子们背诵的是这样一首民谣：
留粮标准一百八，
不敢将馍给娃娃，
给了娃娃饿自家！
贫苦无形中教育着人们，去违背善良，去自私自利。
当时，像这一类表达着民间哀怨甚至诅咒的民谣，还有许多许多，我们也只能私下里说说，或跑到野地里偷偷地喊。抑或哪个孩子说漏了嘴，轻则遭到家人责打，重则被叫到政府里，与父母兄长一块接受严厉的盘问，弄不好还可能被民兵揍得鼻青脸肿。所以，当时仅仅四五岁的我，就知道了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坏分子”，并且牢牢地记住了自己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成了那样的人，就要挨打，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记得有一天，父亲的木匠铺里来了一个人。他不像别人，进了铺子就当众扯着嗓子和父亲说话，而是低着头钻进了后院，躲在无人的角落，和父亲低声耳语，很快又神色慌张地走了。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让我好不奇怪，一打问，原来是个“右派”。那年月的“右派”就是这样活着。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大跃进”时写了一首诗，歌颂“合作化是一盏灯，人民公社是满天星”。结果人家看了，说他诅咒社会主义暗无天日。就这样，他一生的命运因这一句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不是“鬼”，但却活生生地扮演着“鬼”一样的角色，而且还很自觉、很主动。
在街头，常有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被民兵押解着游街示众，原因是他们饿急了，顺手掰了田里的玉米。还有那些记忆里聪明有为的人，诸如学校里的教书先生、旧时代里的生意人，以及那些地主富农、作奸犯科的人，他们时常会被捆绑起来，押上审判的高台。因此，去公社看绑人，竟成了我幼年里最吸引人的节目。美其名曰“五花大绑”，其实就是人绑好以后，缩得像一团花骨朵，肚皮贴着地面，四肢和头在背后五个花瓣儿似的向上张开着。那些被绑的人，即便搁在冬天的雪地里，豆大的汗珠子也会啪哒啪哒地往下落。我的恐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以至于直到今天，在潜意识里，它还顽固地存在着，即便在严肃和神圣的写作中，它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担心一不小心写过了头说漏了嘴，会被人家逮住绑起来。
第一部分《吾命如此》三（3）
与我家隔一道墙的公社大院，许多年里，一直是打人动刑的地方。到了夜里，经常有被折磨的犯人，惨烈地嚎叫，声音从院墙那边传过来，让人毛骨悚然。说起来，那些动手动脚打人者，也无非村里的光棍闲汉或地痞流氓。如今，这些人都老了，枪也没了，大多都成了无用的髦耋老汉了，看他们一张张榆木疙瘩一般麻木粗糙的老脸，让人难免有恻隐之心，不忍再一一点出他们的名字。然而，回想当年，他们却是扛着枪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在街面上走，将打人整人看成是天底下绝无仅有的本事向人们炫耀。如今看到他们，我就在想，他们在劳作的间歇，坐在自家的田坎或者土炕头上，叼着烟袋锅子发愣的时候，是否仍怀念那时得意的情形？抑或终于良心发现，正处在愧恧中自省？但据时下的判断，别指望他们是后者。他们不是不知道愧恧，而是根本主动地遗忘了。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本就无可厚非。那一时期，有两个词最为流行，一个是“天翻地覆”，另一个是“改天换地”。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不难发现，这是多么恐惧的事情。这种天和地的转换，给一茬人造成了怎样的命运！然而，这当代文学中，这些却少有描述。只是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中有的人早晌还是父亲的座上客，还抱着水烟袋受到足够的礼遇，但到了下午，就被捆绑起来，折磨得猪狗不如了。
一天夜里，店头村一个地主，我父亲的朋友，在公社“无产阶级专政学习班”里，终于不堪忍受一班人如狼似虎的折磨，翻墙到我家，顺手拿了院里一把铁耙，连夜跑回村子，吊死在自家的屋梁上。几日后，他的子女们殓埋了他，到我家报告他的死讯，并归还铁耙。我的父亲和家人始才得知这一消息，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不难想像，在那个夜晚，绝望的他手持铁耙一路行走，细眯的眼睛里闪着凶光，该是怎样一种决绝！这种时候，如果哪一位胆敢拦阻，铁耙定是锋利的凶器。他的子女说，他摸黑到回家里，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除给子女交代家事，竟还忘不了说明铁耙的来历。看他镇静的样子，家人都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想不到第二天清晨，他就走了。一个人到这种时候仍那样坚守信义，不能不让人动容！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这里，我得感激他们，正是他们，给了我如此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灵里播下了社会批判的种子。说实在的，从那时起，我就无法再培养起所谓的“阶级仇恨”。也许那时候，他们是一群受虐者，我的善良的天性让我更过多地同情他们。但是，时至今日，这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