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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2月，八十四岁高龄的伏尔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八的巴黎。消息一传开，全城为之轰动。一些闻名未谋面的年青人欣喜若狂，纷纷涌到了他的下榻处。周围的街道因此被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伏尔泰回到巴黎不久就病倒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坚持口述了最后一部诗体悲剧《伊雷娜》，演出时，反应强烈，连王后也前去观赏了。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了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当他躺到灵床上时，一位神甫悄悄溜进了他的病房。想给他做临终忏悔。于是，伏尔泰故意问道：“谁派您到这里来的，先生？”“啊，是上帝，伏尔泰先生。”神甫回答说。“是吗？那么您能给我出示上帝的诏书吗？”
这是伏尔泰式的讽刺、嘲笑，也是他最后的嘲笑。
1778年5月30日，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伏尔泰与世长辞了。他矛盾一辈子也笑了一辈子。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笑，他才没有在那个阴郁、压抑的世界里发疯，正是因为他的矛盾，他才变得更加深刻了呢？
二、诗人哲学家
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一生活动的领域十分广泛，思考的问题相当繁多，留给后人的著述非常丰富。启蒙时期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曾经编辑出版的第一套伏尔泰全集，就有七十卷之多。
伏尔泰是一名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位诗人。由于启蒙的目的就是为以后的革命扫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障碍的，所以无论在当时的理论写作还是文学创作中，普遍流行着一种简洁、明快、适用的文风。因此理论的研究少的是学究气，多的是鼓动性和战斗性。从伏尔泰的理论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鲜明的特点；又由于伏尔泰本人的那种独特的诗人气质和激情—一他不但是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打量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而且也主要是以一种诗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阐释这个世界的，所以，在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中，充满了一种诗人的敏锐和机智，而欠缺的恰恰是完整的、系统的体系。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中，把从古到今的大大小小的哲学家都罗列到了，却唯独没有给伏尔泰一个席位，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伏尔泰仅仅是一个诗人哲学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启蒙时期思想界的泰斗。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部著作中：《哲学通信》、《论信仰自由》、 《论人》、《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辞典》。
如前所述，伏尔泰的哲学思想没有自己的体系，同时也没有自己的独创。由于他追随牛顿和洛克，所以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尽管并不怎么彻底。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却又始终没有超越他的老师。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伏尔泰承认外在世界的客观性。他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由于当时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外在对象的客观存在，所以伏尔泰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予以驳斥。他指出，如果没有外界对象，如果人的想象力造成一切，为什么人在碰到火的时候被烧痛，而梦中以为碰到火的时候并不被烧痛？就人们的彼此关系而言，如果否认物体的客观性，不承认有一个社会和有一些对象在我们之外，那么就谈不到人们之间的任何交往，我在与这些怀疑论者先生们讨论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拒绝承认这些先生们存在。所以，这显然是荒谬的。伏尔泰进一步指出，不管我下多大功夫去怀疑，我还是相信物体的存在，有过于相信若干几何学真理。因为尽管我无法对我有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作出几何学上的证明，但我决不会怀疑双亲的客观存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伏尔泰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关于上帝的问题。
伏尔泰有一句名言：“即使没有上帝，也应该创造一个。”或许许多人会对他的这句话感到迷惑，为什么伏尔泰是天主教会不可调和的敌人而他自己却又说要创造一个上帝呢？其实，他所说的上帝与天主教会的那个上帝并不是一回事。伏尔泰反对任何具体形式的宗教，但是他认为“信仰一个最高实体”是必要的。“在我看来，为了我们这群可怜的会思考的动物的共同利益，最大的课题、最关紧要的事情，就是设置一个赏罚分明的上帝，既作为约束我们的马辔，也给我们一些安慰。”他认为促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的真正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由，而是因为相信上帝存在是社会生活的需要。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需要，承认神要比否认神好。因为普遍相信有一个上帝并且相信上帝可以赏善惩恶，能够防止人们从事罪恶的活动，或者避免陷于邪恶而不能自拨、做了坏事不受良心的谴责。在《哲学辞典》中，他借一个人物的口说：“我希望我的供应人、我的裁缝匠、我的仆人、我的妻子都来信仰上帝；我想，这时就很少有人再来抢劫我和给我绿帽子戴了。”
简言之，伏尔泰所谓的上帝是无处不存在的，他一方面把世界说成是神所创造的，而神体现为自然界的不可动摇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反对把神具体化为一种人格的偶像以构成一种具体的宗教。也就是说，他否定了传统神学中的人格神，而承认了有一个作为世界始因的非人格神。这就是伏尔泰的“自然神论”。
不应该把自然神论理解为唯心论。因为在启蒙时代，自然神论实质上是唯物论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论神不仅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而且在当时也“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青年的信条”。
伏尔泰一生吃了专制政体不少苦头，所以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始终体现着他反专制、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从以下几个概念的释义中，我们可以大体领略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
伏尔泰社会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自然法权论”。他认为“法律是自然的女儿”，“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正义”，因此，只有真正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是与人的自然权利相适应的。伏尔泰深信一种“自然的法律能够建立起来”，它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这种法律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对于启蒙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是“平等”，伏尔泰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平等意味着生而平等。“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的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他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的违反自然法权，他问道：“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脖子上就套着轭，而贵族的儿子生来腿上就带着踢马刺吗？”“自由”是伏尔泰反复谈到的另外一个观念。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是这样解释自由的：自由就是“试着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力”。在伏尔泰看来，自由是人人享有的一种天赋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侵犯，这种天赋人权只受法律的支配。当然，伏尔泰所谓的法律，指的是合乎“自然权利”的立法，而不是封建制度的任何法规。在《哲学通信》中，他对英国的自由主义进行了热烈赞美，以此形成了对法国封建专制的强烈的冲击波。
伏尔泰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政府”。他所谓的政府，并非指一个国家内负责行政事务的当局，而是泛指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他仔细研究了君主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之后认为，专制政体的根本缺点是专断，国王为所欲为，常常为了虚荣而牺牲繁荣、扼杀自由，把人民拖入苦海。因此，“被专制地管理着人们的社会，同驾着轭替主人服役的公牛完全一样”，是不合理的。而共和政体由于崇尚平等和自由，可以避免君主专断和横暴的统治。但是，伏尔泰同时担心共和制度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和不断产生骚乱，因此共和政体也有弊病。
总之，伏尔泰的政治思想是以追求平等、自由和宣传君主立宪为基本内容的。在启蒙运动中，它较早也较详细地反复论述的这些社会思想，在第三等级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扫荡封建意识、促进人民的思想进步起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伏尔泰的这些政治观点，也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他虽然常常以群众、人民、第三等级甚至国家和民族利益捍卫者的身份讲话，但在论述这些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时，却明显地反映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局限性。因此，与同时代激进的卢梭相比，他显得保守多了。以至于当他读完了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之后，竟认为这是一种“打算让穷人掠夺富人的流氓哲学”。措词严厉得无以复加，但是却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伏尔泰还是一位拥有许多卓越历史著作的历史学家。他不但写了本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历史，还写了瑞典（《查理十二史》）、俄国 （《彼得大帝统治的俄国史》）等国的历史和《世界史论》。
在伏尔泰以前，史学家多半效法希腊和罗马的楷模，以纪传体为主。传统的写法是把政治和军事放在首位，兼论当时帝王将相。然而，伏尔泰却一反以前的写法，除了政治和军事以外，财政、贸易、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等等都说到了。伏尔泰第一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摆到了应有位置上，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一种文化史。
不过，虽然他声称“我写历史更多地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但是在写作中，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贯彻他本人的主观愿望。比如，读了《路易十四时代》，我们就会留下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路易十四英明伟大、仪表威严、慷慨大度、谦逊有礼……
这是不是伏尔泰心目中潜藏的英雄史观在作怪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伏尔泰毕竟是开创了新的历史研究的先河。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不仅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之上，而且还非常明显地贯彻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主张。所以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评论说：“伏尔泰是第一个沿着新的道路前进的人——他把哲学的光辉照进了蒙昧的历史档案。”与他同时代的狄德罗在读了伏尔泰的《世界史论》之后，满怀喜悦地给作者写信说：“有些历史学家的叙述事实，只是为了把这些事实显示给我们看。而您，是为了激发我们从灵魂深处去反对谎言、无知、虚伪、迷信、狂热和暴虐。”
这种评论是非常公允的。不过我们不应该忘了伏尔泰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实际上，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历史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彻底地科学化的。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那句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最好的历史材料也无非是准备来为哲学家服务的实例汇编而已。
同时，伏尔泰还是文学家，所以他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文学色彩。几乎每一部法国文学史方面的论著都会提到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和朗松评论说：“每一章都是一篇明晰畅达和才思充溢的杰作。他把许多材料缩写成短小精悍的故事，引人入胜。”
阅读伏尔泰的历史著作，我们完全有理由想到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思想的杰作 艺术的迷途
青年时代的伏尔泰大概没有想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会面临着那么广阔的思考空间，可能也不会想到在他百年之后人们会慷慨地把那么多“家”的名称封加到他的头上。因为当时的伏尔泰最强烈的欲望是当一名作家，而且从他的兴趣、性格、思维方式、表达习惯来看，他似乎也更适合当一名作家。当然，他通过自己勤勉的和勤勉的结果——大量文学创作最终实践了他最初的诺言。但是，在启蒙时期，时代对每一个杰出的人物提出的要求都是多方面的，而每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立下当作家的宏愿时，面对骚动不安的时代，他也不可能闭门不出去苦心孤诣地研制他的纯文学作品。因此，那时所谓的文学与伏尔泰笔下的创作和我们今天对文学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
因此，在启蒙时代，特别是在伏尔泰手中，文学也就只能是他挥舞起来更得心应手的一件兵器；文学作品成了他的哲学思想、宗教观点、政治观点、社会理想的最方便的形象化注释。由于他强化了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所以，无论是他的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使当时的人们明辨了善恶曲直，对丑陋肮脏的社会具有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和破坏作用，直接达到了启蒙的目的和效果；但是，与此同时，由于伏尔泰比较进步的社会政治主张和较为保守的文学主张的矛盾，由于他在强化文学的教育、认识作用时不可避免地疏远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所以他的部分文学作品 （如诗歌、戏剧）又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从而失去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一、把剧场当作讲坛
戏剧是欧洲文学的正宗，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作家有了和文学打交道的想法之后，大凡首先考虑的文学品种就是戏剧。
伏尔泰也不例外。在伏尔泰的创作中，他对戏剧是既偏爱又痴迷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大量的悲剧、喜剧创作中，也表现在他对刚刚逝去的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表现出了一种不顾一切的顶礼膜拜。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以满怀深情与敬仰的口气说：“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的时代是一个值得后来一切时代瞩目致敬的时代。”“这些杰出作家的美好时代过去之后，很少再出现伟大的天才。将近路易十四逝世时，大自然似乎休闲了。”
因此，伏尔泰对戏剧的选择和钟情，从根子上说是源于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戏剧创作又是一种对启蒙思想的最简便易行的宣传。因为戏剧的传播方式和诗歌小说迥然不同，后者更侧重一种私人的阅读，而前者更注重一种集体的观赏。由于创作的剧本最终要转变为舞台上演员的角色塑造，由于演员与观众同处一室，最便于他们之间心心相印、交流感情从而消除了虚幻感增强了现实感，由于观众与观众之间对于同一剧情的欣赏，对于同一角色引起的共鸣最便于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了某种集体经验，从而也使众多的观念具有了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启蒙者也就绝不会放弃剧场这个阵地，剧场因此成了启蒙者的讲坛。把某种思想或学说寓于一个故事中、情节中，让某种观点通过剧中的人物之口说出，这要比那些抽象玄奥的哲学著作更易于打动人，也更易于被人接受。
伏尔泰为剧场写作了六十年，他的悲剧和喜剧差不多在十八世纪欧洲所有剧场的舞台上演出过。许多时候，他都亲自指导演员的二度创作，以免演员对角色的把握失度；许多时候，他都亲临剧场观摩自己戏剧的演出效果，与观众同悲同喜，同仇敌忾。正是通过这种直接的方式，伏尔泰把他的思想巧妙地输送到了戏剧之中。
所以，伏尔泰的剧作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主题：驱散弥漫法国社会的宗教迷信和偏见的秽气，教育人们去憎恨狂热与暴政，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还在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年轻的伏尔泰就通过他的主人公之口宣称：“我们的祭司们完全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他们的力量是建立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上面的。”在剧中，他还安排了一场哲学家和教士关于“原罪”的争论。教士们说：“人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必须用自己的灾难来赎补原罪。”哲学家反唇相讥：“如果上帝是公正和万能的，为什么他要容许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呢？”剧本的潜台词无疑是要说：“或者根本没有上帝，或者上帝恶毒而不公正，二者必居其一。这样的结论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震撼无疑是巨大的。
在伏尔泰的十五个悲剧剧本中，除《俄狄浦斯王》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布鲁特》、《查伊尔》、《凯撒之死》和《穆罕默德》。
《布鲁特》取材于古罗马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政治斗争，主人公布鲁特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的儿子被人引诱与被放逐的国王勾结，背叛了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