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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确实使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脸上无光！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
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和斗争，终于于10月10日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已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这其实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准备。这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的警报。
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即以88万之众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阴云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全面停火。
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的郑介民、共产党的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
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
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将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
北平，千年的古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此时，她却处在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大街上，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官兵和警察在街头耀武扬威、气势汹汹；交通路口到处是架着机枪的地堡和沙袋垒成的掩体，随处可见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商店冷冷清清，连过往的行人也显得紧张而又压抑。这景象使李克农预感到：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内战迟早要爆发，军调部的工作必定不会轻松。
中共代表团分住两地，一部分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北平饭店，李克农率电台、机要科和其他有关人员则住在翠明庄。翠明庄是一座三层的典型中国式建筑，飞檐画栋，古色古香。这时门前已由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哨兵守卫着，是一处既秀丽而又略显神秘的地方。
安顿妥当，李克农立即投入工作。军调部要处理的事情既多且繁，方方面面都少不了李克农。有人给他粗算了一下要管的事情：对外，要和叶剑英一起出席三方联席会议，主持交涉、交际、新闻发布活动；对内，统管代表团的党务、政治思想、人事、秘书、财务、机要、电台、行政、接待、通讯、警卫，以至组织追悼会、办喜事等等，几乎是无所不管。
代表团的成员以及武装警卫，大多是由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有老有新，有男有女，有文有武。各执行停战小组人员前来北平赴任或汇报工作川流不息，从延安、重庆、南京、华北、华中、东北、中南各解放区来的流动人员，经北平时也由中共代表团负责接待。
各地来往的领导干部，被代表团的同志戏称为“各路神仙”。他们当中有的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有的则要顺便看看北平市容；还有的希望借钱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也有人干脆向代表团行政处提出想做一身合适的衣服。遇到这种情况，李克农总是嘱咐行政处的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领导的要求，如果确实有困难，就婉转地加以说明，请求谅解。有些难办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亲自向他本人报告，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矛盾。
中共代表团成员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抗战胜利后，有人想回家过日子；有人想结婚；有人想提高自己地位；还有人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影响工作。
军调部建立初期，凡是穿军服的都要佩带军衔，而中共尚未评授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只能参照执行。周恩来作为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和张治中、马歇尔一样，佩戴上将军衔。在中共代表团内部，叶剑英戴的是中将军衔，李克农戴的是少将军衔。一天，李克农听见有干部为戴衔的事情不满而发脾气，非常生气，立即到行政处去，要把他的少将军衔换个上校军衔。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就是为了争这个牌牌？”代表团的同志觉得李克农说得对，但换个牌牌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同志说：“您可以换个上校牌牌，我们都可以换个中校牌牌或少校牌牌，但我们今天佩戴军衔，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您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叶剑英委员的主要助手。您戴的军衔低了，同国民党、美国的对手站在一起，就不相宜了。”李克农听罢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
军调处的内部思想
此后，中共代表团内部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把事情讲明，道理讲通，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使工作能顺利开展。
中共代表团建立初期，专业人员不够，一些招兵买马的活儿也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军调部年轻的英文女翻译、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就是这时在李克农面前报到工作的。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思想进步，颇具才华。她当时毕业后，正准备到美国去留学。
一天，北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找到她，让她到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团去当英文翻译。王光美略加考虑，欣然应允。按组织上的安排，她骑车来到了翠明庄。
李克农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只有20来岁、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笑眯眯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说着，他把王光美领进二楼的一个房间，那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王光美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家里和学校的一些情况，王光美直率地作了回答。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一阵粗犷而又缠绵的歌声：“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王光美很爱唱歌，她听得入了迷。
“很好听，是吗？”李克农问。王光美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是陕北民歌，歌名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李克农笑道。“我干什么事？”王光美忽然想起了正事，忙问道。“你是怎么来的？”李克农避而不答，却反过来问她。“骑自行车来的。”王光美说。
“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住址留下来。”李克农最后说。
第二天一早，叶剑英乘坐的那辆小车开到了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把王光美从家里接走。就这样，王光美成了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
翠明庄坏境优美，住得相当舒适，伙食也很不错，但斗争却依然激烈，气氛并不轻松。
翠明庄对面左右两侧楼房都驻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甚至连翠明庄内部的一些服务人员，也是国民党特务乔装打扮的。中共人员举手投足，常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随着军调部工作的逐渐开展，中共代表团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大大加强，国民党特务的监控，给电台和机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情报工作成为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点，也是共产党方面工作的难点。拿机要科来说，科员都是从各根据地选调出来的股长以上的机要干部，政治可靠，业务精通，这没话说。但许多人并没有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李克农很担心，他常常告诫大家：“同志们，机要和电台是美蒋妄图破坏的重要目标，他们现在已经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100余名破译人员，力图破译侦收我党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情报。机要干部，就是要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确保我党密码的安全和密码电报的畅通。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对人民犯下大罪啊！……”
他还告诉大家，代表团的每个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被登记造册，有像片，有职务，甚至有履历表。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具有机智的头脑，善于斗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对那些特务的监视，李克农制定出反监视的方案：一是将电台和机要科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专人把守，严密防范，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二是要求所有人员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擅自进入楼内。
“服务员”无法进入，可他们并不甘心，总是借口今天修理门窗，明天清查家具，后天检修电话，想方设法进楼窥探。李克农命令：跟踪严防。
于是，当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大楼，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中共代表团专人“伺候”，形影不离，特务们有再大的能耐，也无计可施了。
“服务员”打扫房间、取换衣服、倒字纸篓都非常勤快，因为常常能从换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纸篓里找到的片纸只字，他们企图从中分析了解情况。李克农幽默地告诉大家，可以略施小计，戏弄他们一番，例如用小纸头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准备他们搜去。李克农自己也时常用墨笔、铅笔在一些纸头上写写划划，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有人不解其意，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呆着也没事干。”翠明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农高兴地夸赞大家：“身在北平，心系延安，个个都是好样的。”
秘书处的严密
不过，令人虚惊一场的事情也偶有发生。
中共代表团下设一个秘书处，分管办理对外文书、电报、代替叶剑英接见来访人员以及拜访社会名流、与各界交往、了解社会情况等事情。针对秘书处的特殊情况，李克农指出：“毛主席强调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注意观察‘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要在各界群众对两方政策的了解和反应中认真观察这一问题。”他要求秘书处人员每次外出活动都要事先 向上级说明：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大约几点才能回来等等。每次外出，李克农都要守候外出人员平安回来，了解情况后，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时都比较注意，晚上10点以前按时回宿舍。
有一天，秘书处一位姓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老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翠明庄。
李克农非常着急，11点过后，就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
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
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
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中共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几天后，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连声应付：“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查办！”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
当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时候，翠明庄内也很不宁静。伙食供应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双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本来，这里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是牛奶、点心或豆浆、油条，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饭后还有水果供应。大家来自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喝惯了小米粥，李克农更是偏爱酒糟白菜炖豆腐。吃到这样的饭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浅”了。
然而，伴随着谈判斗争的日趋激烈，餐桌上也风波乍起，这里的伙食也越来越令人倒胃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下咽的地步。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饭菜问题，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借伙食发泄对中共代表团的不满。
消息传到了李克农的耳朵里，他火冒三丈。
一天就餐时，李克农把翠明庄的管理人员叫到餐厅，手指着餐桌上的饭菜，当众问他：“你说说看，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
那人老老实实地作答。
“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实际标准是多少？与规定的伙食标准相差多少？”
“大概，大概……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盘子，舌头有点哆嗦。
“到底相差多少？”李克农火了。
一再追问之下，那人无招架之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
李克农放大嗓门抗议道：“你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了停战协议，违反了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是克扣军饷！”
那位负责人头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弯腰道歉：“是，是，请长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后保证按照伙食标准办好膳食！”说完，又转向四周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请各位长官海涵！”从此，中共代表团的餐桌上恢复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却没有来得如此的迅捷，在蒋介石的词典里，和平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于次日煽动北平部分青年学生举行所谓“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同时，还有一批暴徒，将打着“东北还乡团”的名义，前来“叶公馆”和翠明庄捣乱。
对此，中共代表团作了巧妙安排：请叶剑英悄然离开，请一位英国记者到“叶公馆”进行“实地采访”。
22日晚8时，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闯入“叶公馆”，见恭候他们的竟是一位洋记者———国民党特务在洋人面前还顾着一点脸面，知道走漏了风声，只好狼狈地溜走了。
此时的翠明庄，李克农正紧急动员，重点保卫南楼，派专人护卫电台、密码和机要文件，严阵以待。
由于这伙暴徒在“叶公馆”偷鸡不成，最终没敢再来翠明庄碰钉子。
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
23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操着广东白话的叶剑英厉声责问郑介民：“你们以‘还乡团’之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协议，我们决不能容忍！”郑介民狼狈不堪，只好推诿说：“本人实在不知！竟会有这样的事？我一定调查，严加惩办！”
散会后，郑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来，一阵大骂：“饭桶！饭桶！”郑介民恼羞成怒，中共 代表团则拍手称快。不久，一个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1946年3月，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访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拉拢柯克，于3月初亲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游览观光。
灯红酒绿之时，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令他速返重庆参加会议，字里行间流露出撤销或改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意思。蒋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从，为拖延返回重庆的时间，戴笠以汇报关于所谓肃奸及遣送日侨日俘两项工作情况为由，决定先飞南京见何应钦，以期得到何应钦对他的支持。
不料在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大雾迷漫，飞机无法降落，遂临时改飞上海虹桥机场。而上海的上空同样是迷雾漫漫，飞机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时，机上油料耗尽，驾驶员将飞机盘空低飞时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国民党的特务王魂归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团，大家兴奋不已。李克农不住地说：“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赶快买酒庆贺！”
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