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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者，的确需要有铁的纪律。
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这两辆旧车，原是李克农在10月间于上海用700元买的，逢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难以租到汽车，这两辆旧车就派上了用场。司机王应絮，本来在出租汽车公司工作，此时自愿留下为八路军开车。
一路上，难民拥挤不堪，道路崎岖难行，大家乘坐的两辆被戏称为“烂背骡子”的旧车，停停走走，走走修修，走了5天才到长沙。到了长沙，两辆“老爷车”便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袁、王二人只好留下修车，其余的人改乘小火轮赶赴武汉，于12月10日左右抵达汉口。
第四篇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此时蒋介石邀请郭沫若任职，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为其罗致人才。
三厅成立后，郭沫若请著名戏剧家、中共党员阳翰笙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制定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下达“手令”，第三厅还要设立一个对敌宣传处，这样就成了三个处。其中，第五处主管动员工作，中共秘密党员、文化名流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著名戏剧家田汉担任处长；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都参加了进来，真是群贤聚会。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则住在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里，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既多且杂，常常开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
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必武住的安仁里去团聚。
这个情况，周恩来起先并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诉他。临时有事就派车请李克农到办事处来，由于周恩来事情特别多，常常叫李克农到童小鹏的房间里等着。待到周恩来同其他同志谈完话后，东方既白，周恩来疲劳不堪，就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只得白等一夜，这已经是常事了。
照例，情报和机要工作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童小鹏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
严厉的工作制度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为这，他还和陶铸闹出过一段“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趣事。
长江局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2号“董公馆”架设了一个秘密电台。一天傍晚，李克农来电台检查工作，刚刚走到电台房门口，朦朦胧胧中，忽见一人大摇大摆地朝电台门口走去。
此人正是陶铸。他是前一年被南京“八办”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里营救出来的，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李克农没见过他，以为是坏人，立即上前加以阻拦，陶铸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挡他的道，当即发起火来，非进不可。一个坚决不让进，一个非进不可。一个脾气倔，一个倔脾气。
结果，两个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闻讯赶来的同志急忙拉开，作了介绍，李克农和陶铸二人正在狼狈不堪之际，一经点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李克农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愉快。因为这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在中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长江局和武汉“八办”一起，积极领导、组织和推动民众爱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7月7日，为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具体组织下，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为吸引群众，三厅在武汉三镇设立了五座固定献金台，每座献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设在卡车上，进行流动献金。
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代表到江汉轮渡口献金台参加捐献，这里的台主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由于李宗仁在3个月前，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现在又是保卫大武汉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现，更加引人注意。上下轮渡的人群，自动集中到献金台前，纷纷捐钱。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献出了自己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除代表中共献出1千元外，又各自献上250元。李克农也来了。他首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交上公函一份，并献现金1千元。公函上写着：
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部菜费1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
接着，李克农把叶剑英、钱之光、李涛、罗炳辉、边章伍和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也献了出来。
“八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童小鹏、廖似光、龙飞虎、巴方廷等，也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金。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见提高，蒋介石则忐忑不安，心有余悸，他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加防范。
戴笠，号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民国初年，他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起初，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让他干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类的杂务。后来，戴季陶打听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乡，便对他多了一份关心。
一次，戴季陶问他读没读过书，以后想干些什么。
戴笠看到蒋、陈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后必将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指找不到职业，到处流浪）打到上海来了。”
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对戴笠另眼相看起来，戴笠也相机老于世故地改口称戴季陶为戴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后也吩咐戴笠干些事。
戴笠幸遇蒋介石，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他以后的发迹，也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而且，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
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是建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1930 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有过战功。然而大浪淘沙，泥石俱下，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他，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并在卓木雕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内心却早已和党同床异梦，插翅飞往武汉蒋介石身边去了。
1938年4月4日，正是中华民族思亲祭祖的清明节，为表合作抗战之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而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
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一头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
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
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上车前，张国焘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速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
任务交给了李克农。
周恩来告诉他，一定要在武汉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工作说服他，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来。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农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反复考虑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他与吴志坚、童小鹏、邱南章等商量，万一遇上国民党特务阻拦甚至劫持怎么办？对，带上手枪。4月8日上午，武汉大智门火车站。
一列列火车南来北往，上下火车的人流熙熙攘攘。两辆小车驰进火车站，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等四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径往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那又白又胖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三人跳上了车。
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歪着脑袋，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张海已被特务缴了手枪，坐在对面。两边紧贴着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像是在等人来接应。
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只得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张国焘泄密
为防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很可能，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这，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来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 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初衷不改。
当晚11点左右，在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手下一伙特务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
张国焘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