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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妻子大举丧礼，使魏王对他的死深信不疑。
半年后，秦国派使臣到魏国招聘“空降兵”。郑安平设法见到了招聘专员王稽，说：“我有个朋友叫张禄，才能卓越，同已故的范睢不相上下，不知秦国可否愿意聘用他？”王稽答应见上一面。这天夜里，张禄打扮成狱卒的模样，低调面试。王稽认定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带他到了秦国。
好事多磨。秦昭王当时正为国舅穰侯专横跋扈而发愁，没空搭理新人。范睢就只好在驿舍里耐心等待。后来，他听说穰侯要派兵去攻打齐国，就实在耐不住了，给秦昭王写了一封信，请求昭王接见他。秦昭王这才安排会见。
在去往王宫的半路上，正好碰上前来迎接的秦昭王的仪仗队。范睢也不让路，径直入前走。侍卫高喝：“秦王来了，快让开！”范睢更大声：“我只知道秦国有个穰侯，没听说还有秦王！”这话刺中痛处，秦王就把范睢请到宫中密谈。
秦昭王佩服范睢的才能，向他请教统一中原的方略。范睢说：“无他，四个字而已：远交近攻。具体地说，就是对离我们远的齐、楚等国搞好关系，使他们不再干预我们去攻打邻近的国家；而对离我们近的赵、魏等国，可以像蚕吃桑叶一样一个城一个城地去攻占，占领了就派我们的人去管理，统一中原，何难之有？”秦昭王听罢，高兴得眉飞色舞，便封张禄为客卿，下令把攻打齐国的军队撤了回来。过了几年，又拜范睢为丞相。
范睢当了丞相，便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革新。在内政上，他建议昭王把穰侯撵到了封地去养老，接着又剥夺了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这些与穰侯狼狈为奸者的大权，送到边远地方去居住。随后又逼着太后退位养老，不让她再干预朝政，使国内政权得到了巩固。对外，则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人与齐、楚通好，然后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赵国和魏国等邻近的国家。经过几年的征战，把韩国拦腰斩为三截，把魏打得俯首称臣，接着又把赵国打得大败，一下子伤了元气，从而为秦最后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行管大师吕不韦
民间关于吕不韦的传说很多，其中吕不韦慧眼识嬴异人“奇货可居”从而利用生意人的思维投机政治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其实，吕不韦作为行政管理大师的业绩远远要比传说渲染的功劳大。因为是生意人出身，吕不韦要比一般的行政人员务实得多。
秦始皇刚继位时，始皇尊母庄襄王后为太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因始皇年幼初立，一切国事皆委于不韦。在这期间，吕不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大业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在政治上，吕不韦“委国事于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他还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让这些人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如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吕不韦请他出山，参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龀、蒙骛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还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任相后招致宾客三千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智囊团”。“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司马迁语）。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12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这一点实属难得。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
实力决定命运。吕不韦深谙此理。他强调要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这虽然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量，但也带来了“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历史成果。
吕不韦还很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有喜宾客和著书立说之风。吕不韦齐招天下贤士，给以厚禄，至食客三千。是时荀子等人已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便使宾客人人各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也称《吕览》，它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集先秦各派之学说，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集中表达了吕不韦的政见，为秦统一天下打下思想基础。
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相比，明显地占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4、勤劳的嬴政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
文人说起秦始皇极易义愤填膺，然而和其他消失了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无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它无论在民族上还是文化上都延续了下来，而这种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幸运地在秦始皇时代就统一了起来。
当经过秦国几代君主们长长的铺垫之后，一个石破天惊的帝国雏形就要诞生了，单等着他们的非常继承人快快长大，来为这宏图伟业作最后的点睛之笔。
人世间欲望的巅峰，无非是做一位显赫的帝王。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始皇亲政后，夙兴夜寐、呕心沥血，倾全力投身于祖国统一大业之中。他选拔了许多得力武将，继续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对其他六国家施展分化离间、各个击破的策略，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于公元前221年灭掉了最后一个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在西方人眼里，秦始皇俨然就是中国的拿破仑。
“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六国残余还有不少，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还有匈奴在虎视眈眈。
以楚国残余势力最强，散布在岭南地区，负隅顽抗。对自己的蓝图相当负责的秦始皇，不惜远涉千里，征战两广，扫荡了最后一批“恐怖分子”。大约于始皇三十三年，秦设置了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三郡，把南方蛮荒纳入到自己的文明框架之中。
在进军岭南时，为了转运粮饷，始皇命史禄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截断了湘江上游，另开两条分水渠，一条较短，为北渠，引水七分下流，绕道再入湘江，可上下通航；另一条长达33公里，为南渠，引水三分西流，而入漓江。南渠就是著名于世的灵渠。后代有歌谣说：“兴安高万丈，水把两头流。”就是描述灵渠情况的。灵渠东通北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自战国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像的。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秦始皇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一直把他们赶到了漠北老窝。后来干脆在边境设置了34个县，从中原迁来人口，充实边境人气。而且，修缮、增补旧秦、赵、燕长城，衔接起来，延袤万余里。不过，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这万里长城的附加值远远要高于他所认定的使用价值。
当一切看得到的帝国隐患，都从眼底消失之后，始皇心中还是不很踏实，总觉得还有什么危险的地雷藏在人间某个地方。为了图个心静，他下令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修建官道，即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驰道宽达50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结果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
“天下归于一统，四方无不归顺”最终实现。秦始皇并不像后来的其他君主那样，一旦得天下就要讲究享受了。极尽能事装扮自己的帝国版图，似乎才是他不变的追求。尽管后来修建阿房宫有个人享受之嫌，但据《史记》记载，“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先王宫廷窄小，听说周文王建都在丰，武王建都在镐，丰、镐两城之间，才是帝王的都城所在。于是就在渭水南上林苑内修建朝宫。先在阿房建前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宫中可以容纳一万人，下面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天桥可供驰走，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作为标志。又修造天桥，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象征天上的北极星、阁道星跨过银河抵达营室星。”由此可以看出，修建阿房宫还是主要从事业出发的。事实上，作为一个要超越以前的泱泱大国，国家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说，阿房宫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白宫，花点心思是可以理解的。
在秦始皇的身上，散发了一种以坚决的态度创造未来的倔强精神。开国伊始，他每天都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还要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一石在当时是120斤，相当于现在的60斤。可谓勤劳之极。
膨胀着的万世帝国梦想，使他的大脑潜层，蕴藏着持续不断的创新意识。在不断地统治摸索中，在富有想像力的臣子们的激发下，他大搞了很多发明。
首先，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有的主张用“帝”，有的主张用“皇”，这主要来自远古的传说三皇和五帝。三皇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是传说中的三个古代帝王；“帝”原来指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后来王国混战，各自称帝，出现西帝、东帝、中帝、北帝等，使天上的“帝”来到人间，成为超越“王”的人间尊号。秦始皇觉得这些都小家子气，而且自认“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于是，索性将“皇”、“帝”两个人间最高的称呼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帝号，从此天子称为皇帝。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又规定了一套称谓：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其次，他发明了三公九卿作为各式助理，编制了一张控制大网。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只有拿到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秦始皇还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发明了郡县制，以管理地方。在全国设立了36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官则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一如史学家柏杨揭示的那样：“帝国的领导人，上至嬴政大帝，下至包括宰相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具有活泼的想像力。……做出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近代的政治改革家谭嗣同有证：“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发出了“历代皆行秦政治”的感慨。可见，勤劳的秦始皇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所设计的这一卷恢弘蓝图，对于此后中国命运的发展所起作用有多大。
5、王气十足的秦始皇不懂管理
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换用现代的话语方式诠释，秦始皇的失败在于用创业的暴力惯性来进行经营管理。一如当前某些短命企业的创业英雄一样，秦始皇也是一个不懂管理的创业型领导。
在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战乱局面下，秦始皇并没有从一个创业者适时实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强盛的国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他那随着战胜攻取而膨胀起来的战争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冷却和及时得到置换，反而在一片关于“成功盛德”的颂歌里飘然起来，明显表现出面对治世的应对缺陷。
今天，缺乏远景是很多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并无过失。他在创立帝业之初，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远景设计，“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不过对于这一基业长青的美好愿望，如何实现它，却心中没底。秦始皇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撑、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结构系统。嬴政沉湎于帝王极端权力的嗜欲之中，忙于皇帝至高权力威势的刻意营造。“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采用‘臣冒昧死言’的格式”，可见一斑。这张辐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大网，正是其权力张扬的工具。权势的过度膨胀实际在窒息着封建统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了体制本身应付社会变化的弹性，因而常常会引发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统治权力威势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也就埋下了权力危机的种子，并且随着权势趋于极端的发展，权势崩塌危机的趋势愈烈。这正是一个适度分权的管理问题。
秦始皇被世人诟病的最大把柄莫过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的动机也是很好的。一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对旧势力当然决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惟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一样。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一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一”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可以说，焚书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观点不一、主张分歧引发的。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两者的意图发生冲突。冲突本来可以温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终选择极端做法。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焚书坑儒反映了一个沟通不畅的管理问题。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始皇偏听李斯一人，别人的意见在起点上就输了一筹。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正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一。秦王曾因郑国间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惟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人以唯上为出发点，只会助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