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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第四十回。
＇5＇“替天行道”是《水浒》中农民起义首领宋江一贯打的旗号。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1）
六文人，学者，知识分子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论睁了眼看》，《坟》，《全集1》P237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0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可惨与可笑》，《华盖集续编》，《全集3》P269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
《吃教》，《准风月谈》，《全集5》P310
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致萧军、萧红/1930年2月9日》，《全集13》P52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
《〈二心集〉序言》，《全集4》P190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知难行难》，《二心集》，《全集4》P339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
《难行和不信》，《且介亭杂文》，《全集6》P51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全集6》P172
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36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405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致江绍原/1927年8月2日》，《全集11》P567
……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
《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全集11》P393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致王志之/1933年1月9日》，《全集12》P139
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1＇；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2＇，则溺矣。
《致台静农/1933年6月28日》，《全集12》P192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全集12》P194
继杨杏佛＇3＇而该死之榜＇4＇，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5＇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致曹聚仁/1933年7月11日》，《全集12》P196
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6＇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全集12》P359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7＇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全集12》P397
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致杨霁云/1934年5月31日》，《全集12》P438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2）
《致杨霁云/1934年6月3日》，《全集12》P445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
《致徐懋庸/1934年9月20日》，《全集12》P517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26日》，《全集12》P620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全集13》P79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致萧军、萧红/1934年11月17日》，《全集12》P566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致孟十还/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3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10日》，《全集12》P593
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全集13》P3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致曹靖华/1935年5月22日》，《全集13》P132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8＇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致台静农/1927年9月25日》，《全集11》P580
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9＇，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致阮善先/1936年2月15日》，《全集13》P309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事来。
《致曹靖华/1936年2月29日》，《全集13》P321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致王冶秋/1936年4月5日》，《全集13》P350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
《致时玳/1936年5月25日》，《全集13》P384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10＇，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
《致王冶秋/1936年9月15日》，《全集13》P426
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致增田涉/1932年1月16日》，《全集13》P474
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11＇，是难于打扫干净的。
《并非闲话》，《华盖集》，《全集3》P78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
《一点比喻》，《华盖集续编》，《全集3》P217
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
《读书杂谈》，《而已集》，《全集3》P441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3）
《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62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62
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
《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全集11》P556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
《致姚克/1934年2月11日》，《全集12》P334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12＇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13＇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致姚克/1934年4月9日》，《全集12》P379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致姚克/1934年4月12日》，《全集12》P385
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
《致台静农/1934年5月10日》，《全集12》P406
静事＇14＇已闻，但未详。我想，总不外乎献功和抢饭碗，此风已南北如一。段＇15＇执政时，我以为“学者文人”已露尽了丑态，现在看起来，这估计是错的。昔读宋明末野史，尝时时掷书愤叹，而不料竟亲身遇之也，呜呼！
《致郑振铎/1934年8月5日》，《全集12》P501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
《我之节烈观》，《坟》，《全集1》P122
关于我的记载，虽未见，但记得有人提起过，常州报上，一定是从沪报转载的，请不必觅寄。此种技俩，为中国所独有，殊可耻。但因可耻之事，世间不以为奇，故诬蔑遂亦失效，充其极致，不过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
《致杨霁云/1935年12月19日》，《全集13》P270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
《致郑振铎/1935年1月8日》，《全集13》P11
敢于……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译文序跋集》，《全集10》P242
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
《致萧军/1935年10月》，《全集13》P238
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4月23日》，《全集13》P116
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
《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全集7》P239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口老 ，——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全集7》P118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关于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全集8》P190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全集7》P116
＇1＇狂酲 狂醉。酲，酒醉时神志不清。
＇2＇宦海 官场。
＇3＇杨杏佛（1893…1933） 名铨，江西清江人。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1932年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次年6月18日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4＇该死之榜 暗杀黑名单。据有关史料称，该名单名为“钩命单”。
＇5＇知命者